F的被捕,發生在一九六七年冬天。整個過程非常戲劇性。據在場的人說,他是在離天安門不遠、西長安街北側的郵電大樓門前,用一枚大釘磨成鑰匙,捅開了一輛吉普車。得手後向西行駛,想作一次無目的的即興郊遊。同行的有張曉翔、G和毛姓的少年美麗。在車子越過西單路口,接近展覽飛機和坦克的軍事博物館時,撞倒了一位推著自行車橫穿馬路的行人。事發以後,同行者下車四散;F畏禍,繼續駕車向西急駛,被巡邏的公安摩托車隊發現後前後圍堵,終於棄車奔逃,被當場抓住。據後來趕到現場的張曉翔說,因F當時身著黃色軍裝,似有背景,故在場的公安人員劈頭就問他的父親是誰。 F沒有準備,脫口而出,結果立即挨了耳光,被扭住帶走。從此鐵窗之內,一呆就是五年。沒有連累別人。
整件事非常符合F的性格。 “文革”開始以後,我很少見到F,但不難想像他心境的荒涼。一位驕縱慣了的公子每天見到自己父親的頭顱瓜一樣地被按來按去,必定消滅(或激發)了所有的驕傲;被排除於紅衛兵之外,必定傷害了他的自尊;朋友的疏遠更使他嚐到了世態的炎涼。我曾經走進他居住的小屋,除了亂成一團的一張床外,惟一陪伴他的那輛自行車,已經破舊。我熟識的那條閃光綢的被面變成了擦車布,塞在自行車座後,失了光彩。生活的窘困一目了然。他會開車,我早就知道,記得上學的時候,他談起在北戴河海濱駕駛他父親的專用車輛,七十公里時速感覺如何,九十公里時速感覺如何,眉飛色舞。
對F的被捕,一般的輿論都認為是“小尼姑和尚摸得,我也摸得”造成的。當時,父母尚有權勢的干部子弟已經成立了叫做“聯合行動委員會”的組織,依照父母的官位將袖章做成綢的、緞的、呢的,寬約一尺,一律鮮紅,無字,套在將校呢的軍裝外而,在北京城內為所欲為;甚至多次沖擊公安部也未受懲罰。 F追懷乃父昔日的風光,咽不下這口氣,所以也踴躍一試,不想釀成大禍,於法律。道德上都成立了罪名,是咎由自取。因此同情的少,譏笑的多,更有幸災樂禍的,舉起落井之石。這其中甚至包括了班主任。
在我看來,F的行動是對社會真正的反叛。他在被捕後仍能坦然微笑,肯定了他的角色。
鬥爭F的大會是在新華通訊社院內大禮堂召開的。那一天,班上的同學差不多都去了。囚車開來的時候大家都圍上去,第一個出現的,就是F。他被警察在背後猛擊一掌,落地時踉蹌了一下。他的雙手被反銬在背後,弓著腰。我們幾個朋友站得很近,他一下子看見了,笑了,點一點頭。我們卻趕緊避嫌地低下頭去。大會上,宣布了罪狀。他被四個人押上去,有燈光從頂上照耀,臉變得認不得,照例是“噴氣式”,頭抬起來,又被用力按下去,兩臂向後高舉。他顯然捱過打(鬥爭會上也不斷被踢打),臉上有傷,但從容。他兩腳分開,努力站得穩些,就像在球場上防守一樣.似乎反倒多了些俠氣……
F的性格率直粗疏,在芸芸眾生中是個真人。但他的幸福或不幸,都係於他的父親,而從來不能自立。過去,他天性使然,不喜讀書,卻為了父親不得不拼命做個好學生。現在,為了同樣的理由不得不做個“賤民”,還要做好。他偷車所抗議和挑戰的,包括父權。因此,他的行為有格外的意義。他的反叛所以和紅衛兵不同,在於與一貫的教育相違背,也同領袖教誨相違背。他在國事危疑震撼、自身家庭奔散的年代選擇成為自己,人們卻看不透這層真意,仍然在斗爭會上呼為“某人的狗崽子”,哪怕犯罪,也不准成為自己。
F的故事常讓我想起大島渚的《青春殘酷物語》和另一些西歐影片。那些生活在戰後初期的年輕主人公,往往以暴力或死亡的方式表達他們對一個時代的了悟,看上去猶如末路英雄。而所以不能有方式上更好的選擇,實在因為那時代的荒涼。以灌注了勃勃熱血和活脫脫精力的年輕身體直撞過去,以錯誤的方式演出並不錯誤的人生的,F也算一個吧。對F,對我們,對那個年代無數的人,比法律和道德更有力量的,也許只是一句溫存話。但給了F的是一副鐵窗,拿走了的,是一千八百個白天黑夜。
我甚至想,倘若沒有出事,開著車,駛進萬木蕭疏的天地中,能夠忘卻,哪怕是暫時的,該是多麼快樂!
再見F,十年過去了。我們約了在G家見面。燈很暗,他把腳放在桌子上吸中華牌香煙。煙有些黴,他解釋了,遞給我一支。他說他在一家街道辦的小工廠做電焊工,父親還未“解放”。別的,沒有了。 ——獄裡的事,我沒有問。他還是大說大笑,只不過笑聲老了許多,和人一樣;彷彿和一個長得很像的人打招呼,發現並不是同一個,又心涼又奇怪。這以後,再沒有見到。只聽說後來他做了某公司的經理,有了一些錢。不知確否。當人們成年以後,他們是誰和他們想是誰,區別越來越小,由於社會,更由於自己。一代人隨風而去,難忘的終於是跳下囚車時好狂的一笑,慷慨,坦蕩。真的叛逆,因為真的年輕。
F被捕以後,幾個同學都受到了牽連。涉及到我,是因為出事的那天早上,同行中的一個曾打電話約我同去,但沒有說去做什麼。因為感冒,我推辭了,所以不在車上。本來沒有去,是誰說出去的,很可疑。 F沒有出賣任何人,倒是同行中的一個出賣了他,以致遭到嚴懲。這個人就是少年美麗。
當時已經號召“復課鬧革命”,同時向大中學校派出了工作組,由工人組成,叫做“毛澤東思想工人宣傳隊”,宣布“工人階級佔領上層建築舞台”,而且“來了就不走了,永遠佔領下去”!實際上接管了學校。未受過教育者對受過教育者和正在受教育者實行管制,是毛澤東的許多偉大創舉之一。但國內形勢仍然動盪不已,雖然許多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以取代舊的政府機構。原來的干部隊伍中,一部分已在肉體上被消滅,大部分關在監獄或各單位自設的“牛棚”裡。群眾組織之間的派系鬥爭達到白熱,動用槍械進行“武鬥”的情形遍於全國,規模相當於局部戰爭。 “武鬥”一詞始於“文革”之初毛澤東先說:“要文鬥,不要武鬥。”但江青後說:“敵人來進攻了,我們怎麼辦?文攻武衛!”亂局之中,誰開槍都可以稱為自衛,因此一發不可收拾。戰事的擴大,一直達於正規的武裝部隊。我在一九六八年去河北省有名的白洋淀時,就親眼看到過兩支部隊因支持不同的群眾組織而爆發戰鬥。公路上站滿持槍的軍人,沿路盤查,被懷疑為密探的人一律扣留;城郊的田野中佈置伏兵,破城之後在縣城中心展開巷戰,炮火硝煙之中,喊殺聲不絕於耳。我的一位朋友在回村的路上穿過高粱地,聽到附近木葉搖動,連忙臥倒,透過莊稼看到幾個被俘的軍人被另外一些軍人當場處決,行刑者隨後踏斷莊稼揚長而去。槍響之後,血一直流到朋友眼前。他潛伏到黃昏才敢離去,臨行親視,死者的嘴、眼都張得很大,殘陽之下,面色新鮮,風吹草動,亂了一頭黑髮,彷彿在綠野間仰面沉思。死者年齡都在二十上下,可見仇恨之深。民間的事就更加沒有約束。 “工人宣傳隊”找我談話大約在一天的午後一點,是頭一天專門派人通知的。到了才發現張曉翔、G和少年美麗都來了,進的屋子卻不同,彼此隔著一堵牆。臨進門時,無意中看見班主任遠遠地徘徊了一下。她當時已經受到工人的信任,又做了班主任。我心裡一緊,知道不好。進去之後,門立即關上,坐在長桌後面的兩個,都是工人,大約四十歲模樣。桌前一條長凳,是我的,還有一座火爐,燒得極熱。四中的“宣傳隊”是運輸公司派來的,多數是司機。這一行的裝束,除了藍色的工作服,還有一頂黑皮鴨舌帽。他們站起來,和我握了握手,其中一個給我倒了一杯茶,很和氣,說:“坐。”我心中感激,低頭正要坐,忽聽桌上一聲暴響,接著就听見隔壁房間內一陣怒喝,夾雜著“站起來!站起來!”的吼叫。我知道隔壁就是張曉翔。接著又聽到另一房間內少年美麗突然而尖利的哭聲,含糊地說著什麼。我對面的一個一聲怒吼:“陳凱歌,交代!!”桌上的茶杯被拍得跳起,水灑了出來,漫開,悠悠地漾著熱氣。這是一次連時間都統一了的審問,互相助威,以加深心理上的震撼。這一招果然奏效。我慢慢站起來,還沒反應過來,眼中就充滿淚水,抽泣之聲不能自禁。 “——陳凱歌,交代問題!!!”這是我一生中頭一次被人如此粗暴地喝罵,也是我一生中頭一次瞄準內心說:“不許哭!!”抽泣聲立即停止,但淚水卻一片一片漫出來,涼涼地濕了臉。我喉嚨鹹鹹地想:“原來人有這麼多淚。”在隨後的三小時內,我一會兒被柔聲地命令坐下,一會兒又被喝令站起來。桌子後面的一個不斷站起來給爐子添煤,屋裡熱得人無法呼吸;他們不停地猛吸用報紙捲成的旱菸葉,大口喝茶。我的嘴唇枯焦,兩頰滾燙,脊背和內衣貼在一起,濕成一片,瞇著眼睛看不清他們的臉。審訊的主題是F,又糾纏著我的父親:——你同F是什麼關係?!知道不知道你爸爸是反革命?!不知道現在讓你知道!!F是不是盜竊集團頭目?!你敢說不知道?!你們偷車想幹什麼去?!想開到蘇聯去?!你們想叛國?!對不對?!不對?! 站起來!!你給我老實點!!告訴你,咱是毛主席派來的!!他老人家還給咱工人送了芒果,咱還捨不得吃,用藥水泡起來了!!他老人家是咱工人心裡的紅日頭!!你不交代,老子一拳揍扁了你!!!
審問結束的時候,暮色漸深,外面的景物還很清晰。伙房那邊有了火光和炊煙,冬天裡無葉的樹都簡簡單單地站著。燈光很黃。桌子後面的兩個像剛出爐的鐵,還閃著火星。他們又把手伸過來,要我握,其中一個說:“茶還沒喝呢,喝茶。”
我們先後走出來,遠一點的少年美麗看不清臉,只聽見抽噎聲;張曉翔鼻子聳著,擁著要掉下來的眼鏡,很狼狽。只有G神色不動,依然風度翩翩,其實他家已經出了天大的變故。我們都不說話,自行車鎖打開時,在暮色中很脆的一聲。街上冷冷清清,天上有一彎細小美麗的新月,卻無人看。空氣清冽,像有一隻冰涼的手放在我的脖子後頭。
回到家裡,我連把經過跟朋友重說一遍的力氣都沒有。父母不在,妹妹還小,無商量處,只覺很困, 模模糊糊地想到了自殺。一夜的夢都在和一個不認識的人冷靜地研究自殺的方法,該用的器具都在,拿起來,又放下。終於死了,卻連一種方法都還沒試過,只知道我是死了,聽見親人的哭聲,像許多別人的故事一樣。但死亡給我更多快樂的,不是父母的悲傷,而是敵人的恐慌。我知道我已心存報復的念頭,只是到今天還沒找到方法。惟一的一次是一九七四年回北京探家的時候,那時我已是軍人,穿著鮮亮的軍裝遇到了班主任。她沒有掩飾她的驚訝:有我這樣的爸爸的青年應該是不能當兵的。我假裝掩飾我的快意卻不成功。我淡淡地道別之後轉身,那快意已不知去向,好像手抓不住酒香一樣。
審問的事後來不了了之。可它帶給我的,是生的無趣,眼睛中開始有了惡意,但本性到底並不凶悍,因此更壞。我們都清楚,那齣戲的導演是班主任。不知是因為“文革”之初把她送上桌子的積怨,還是她要重整班主任的威信,因此要藉工人震嚇我們,不得而知。倒是少年美麗從此馴順了,常常出現在班主任身邊,笑著。大約因為他父親沒有什麼問題,又因為他在F事件上的表現,班主任講話就常常提到他,走到他面前,站住,微笑,上下打量,甚至拍拍他的肩。他還是穿著洗白了的軍裝,有時是藍色的,只摘掉了紅袖章,手藏在背後,一時間確實美麗起來。
不久,我的另一位同學M也被捕了,罪名是拍攝絕密的軍事基地照片,是被蘇聯收買的特務。班主任在班上當眾宣布,並以他和F十五歲就犯罪的事實,教育我們“吸取教訓”。幾十天以後,M卻被無罪釋放了。他回到班上,人瘦了一圈,蒼白著,慢慢講說怎樣在牢里分食死去囚犯的食物。他家住的樓房距江青和其他“中央領導”的庭園“釣魚台”不遠。一日他偶然在陽台上拍照,晚上正在吃飯便來了警察,沒收了膠片,帶走了人。這就是事情經過。據說M拍照時被園內高倍監視鏡發現,於是被禍。其實“釣魚台”內林木繁茂,別說普通照相機,就是衛星也難見端倪,這也許是M終於被釋放的原因。至於他怎樣在班主任口中成了駭人聽聞的蘇聯特務,其證據何在,是根本不值得問的,正如警方在釋放M時所說:抓你,是對的。放你,也是對的。幸好M平素老實,父親是寫文章的書生,又是一級領導幹部,不然,偷拍“釣魚台”其實是比蘇聯特務更大的罪名。 M以後也做了軍人,退伍以後在電視台做攝影記者,我去看他,他正扛著攝像機到處跑。提起舊事,他淡淡一笑。他在同學中的外號叫“木驢”,跟姓有關,也是說他的木訥安詳。
張曉翔的外號叫做“瞎驢”。他近視得厲害,摘掉眼鏡眼神就天真起來,彷彿第一次看見世界那樣害羞。也許是風氣的緣故,同學之間的外號都很不雅,除“木”、“瞎”之外,還有“老”、“禿”、“好”等驢,似乎大家都是驢,革命就方便了,是“無產階級”。 “瞎驢”的父親是空軍的高級將領,“文革”之後也被揪出,打倒不打倒,取決於他是否同意誣陷別人。據說他破口大罵,寧死不降,頗有軍人血性。結果妻子一度被逼瘋,自身被囚,兒女離散。 “瞎驢”再來我家,正在此後,已經不是來抄家的神情。一進門,就遇到我母親,他低下頭,叫了一聲“阿姨”,臉紅到脖子。我想起他來抄家時眼中的一絲愧色,怕母親舊事重提。母親卻很溫和地問:“張曉翔,你好嗎?”“瞎驢”眼鏡掉下來,尷尬著,說:“好。”母親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的呼吸就粗重起來。後來談到書,他又眉飛色舞。我發現他讀得更多,而巨多是所謂“禁書”。 “文革”時圖書館關閉了,私人的圖書除了燒掉的,大都堆集在一些空房中,用封條封了,任憑蟲蛀或霉爛。這樣的去處,我們院中就有一個。沒有風吹草動的時候,我和院中的伙伴常常在深夜撬窗進去,用手電筒照著,一頁一頁看寶似的翻看。書上霉味撲鼻,有些書頁也朽了。書中的故事卻不朽。書的種類繁多,許多平日見不到的都見到了,驚喜加上冒險,反倒比在圖書館中枯坐更多了趣味。聽到人聲只須將手電筒滅掉,黑黑地坐在書堆裡,像是賊守著財富。我的一個好朋友,父親是大電影美術師,他家的書也都在這兒,最喜歡看的是西洋畫冊,漸漸知道了誰是倫勃朗、魯本斯和戈雅。手電的光亮使人物之間流動的光線更加神秘,村婦、教士、貴族和士兵,戰爭與和平的種種,以及寧靜的森林風光都來自另一個世界,使得我們的夢也不再那麼荒涼了。看到實在放不下;就會偷出去,把撬壞的窗戶重新偽裝好,以便下次再來。我知道曉翔的書也多是這樣看到的。後來,人們經常問起我怎樣做起電影,我竟茫然。細想才明白,那是因為我曾以看電影的方式看過書,知道這件事的可愛。
曉翔談到他想辦報。這個很自然,書讀得多了就有話說。可他又不知怎樣做起。
我越來越感覺他在戀愛,這事不用問,有愛的時候,愛的不止是愛人。跟他在一起,總感覺到有另一個在那兒,他的話都是對她說的,好像一舉一動她都看得見。後來果然聽說他熱戀一個比他大三歲的女孩子,家中也是受難族。我很能想像曉翔在姑娘面前的笨拙。他會不會怪笑著去捏疼她的手?我猜不會。我記得有一次他託我買幾斤桂花百果年糕,他在我家吃過說好。他急急地來了,取走,說去見朋友,又急急地走了。這一走,許久沒來。
再來,他的神氣就很慌張。一見面就說,空軍要把被打倒的干部的子女送到陝北農村去,都不願意去,就用繩子綁了,一串地強行押上火車;然後發一個喜報,說毛主席的號召已經得到響應。他事先得了信兒,跑了出來,問能不能在我家躲幾天?那時候,父母大都不在,在朋友家借宿是常有的事,我一口答應了。沒想到他一躲就是兩個月。我和妹妹把他安置在父母原來住的房間,起初他連房門都不敢出,上廁所也在夜間;吃飯的時候妹妹就敲敲門,他探出頭,接過飯菜,關上門。吃過,把空碗遞出來,再關上門。白天,我雖一再杜絕來客,仍免不了有閒人來,看到房門緊閉就很奇怪,我只好解釋是母親將門鎖了。人們在外面說笑,曉翔卻不能發出一點聲音。夜深人靜,我敲開他的房門,往往一本書寂寞地攤開在桌燈下。漸漸地,他才敢在傍晚時走到別的房間來,飯後坐在一把椅子上,還是捧著一本書。他從來沒對我談起他的初戀,只是有時從書上抬起頭,嘴張著,呆呆地想一陣,又急急地回到書上去。看看眼前燈下人,原來談笑揮灑的曉翔已昨是今非。有一天,學校打來電話,查問曉翔的下落,說空軍急於找到他。對方語氣很嚴厲,我自然說不知道。事後我同曉翔說了,他愣了愣,說:“過不去了。”從此又退入內室不再出來。我明白事態嚴重,就不勉強他,自己也更慎重,只不知道事情會怎樣結局。有一次我和妹妹夜間口角,聲音很大,曉翔大約忍了很久,終於探出頭來;他已睡下,沒戴眼鏡,目光就很羞怯,說:“就你們兩個。別吵了。”——幾乎是懇求。我忽然很慚愧,時間久了,連我也忽視了他的存在。妹妹眼下是我惟一的親人,他的話含著責備。
他決定要走,是在接到一封來信以後。他很興奮,給我留了個地址,就是來信的地方河南新鄉。轉信人是一位姓嚴的女性,也就是來信人。他說她邀他去,在那兒可以做一番事業。我們道別,還少有地握了握手。曉翔有些感激妹妹——他來得倉促,沒有衣服換,常常是妹妹讓他穿上我的,把他的洗淨、疊好、送進去;又問他愛吃什麼,做了送去,一連兩個月,都是如此。曉翔眼睛盯著別處,點點頭,嘴裡卻說:“謝謝凱燕。”我送他到大門口,才想起我們一直沒有好好談談。他擺擺手,轉身,書包在背後一跳一跳急急走去,拐出胡同口就不見了。這一別,竟成永訣。
“文革”前我沒有去過G的家,因為在修葺。 “文革”期間去時,是冬天。這座後來我常去的院子坐落在的城,有一座樸素的樓房,兩層。門前有一架紫藤,夏日開出葡萄似的成串花朵,顏色淡些,也更優雅。院中有花圃和菜畦,綠成一片,黃昏時蒼翠芳香。有兩棵棗樹,都很古老,棗子卻越結越甜,成熟了落在地上,碎成幾瓣。有兩隻愛吃棗子的鵝,高大雪白,追逐起來張開寬大的翅膀,“嘎嘎”叫著,不會飛,卻像狗一樣地看門。可我第一次來的時候,室內只有攝氏六度,我們穿著棉衣,馬一樣地噴出熱氣, 因為沒有煤燒暖氣。而G的父親卻是中央政府的煤炭部長。 G在四個子女中最小。
我曾向G的姐姐K仔細地詢問其父的生平。他是河北人,早年即投身革命,因面色通紅,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河北,人稱“紅張”,有戰功。一九四九年以後,進入工業建設部門,歷任要職,為周恩來手下強將之一。 “文革”初起,即受到衝擊,但還能工作,因其執掌的是國民經濟中重要的能源部門。十一月,他率政府代表團自東歐歸來,當時礦業學院造反派已多次勒令他去學校接受批判。由於暴力風行,曾有人勸他暫時迴避,他卻回答:去就去,我不怕。
K講述他離家時的情形:走出家門,車已在等,他的大衣釦子沒扣,風掀起下擺;回頭,揮手,一笑,狀頗昂然,隨即離去。可見她印象之深。但此一去,再沒有回頭。他被連續關押數十天,嚴刑拷打不說,且不准睡覺。刑訊者日夜換班,他卻無身可替,近於瘋狂。終於傳出話來,准許探視,並說犯人指名要見長子。一見之下,兒子放聲痛哭。父親被剃成陰陽頭,遍體傷痕,動彈不得。他說:要你來,就是不想讓家裡其他人看了難過。你是長子,應該挺得住。這是張家人最後一次見到活的父親。若干天后突報死亡,有一紙遺書致毛主席、週總理,辯誣自白,聲明無愧于終生所信。 K敘述見到屍體時的情形:我們攜扶著母親走進停屍房,父親的屍體被扔在水泥地上,上身沒有穿衣,背上全是傷口,鮮血淋漓,旁邊還有幾具死於車禍的農民的屍體,也倒在地上。我們誰也沒哭,也想不到要哭。就那樣愣在那裡。另據文獻載:“煤炭部部長張××死亡時,全身傷口五十六處。”隨後火化屍身,一個人就這樣消滅了。
他的死被造反派指為自殺。家屬極力反對,指為謀殺。
“文革”中無法。被難者中間,死於執法機關審判後的少,犧牲於公堂私設、刑訊逼供的多。後者中間,明確屬精神受摧殘。肉體被虐待的不在少數,但也有相當一部分在他殺或自殺之間死無對證,多年以來,成為疑案。加害者在受害者將死未死時,往往製造自殺的假相,例如將奄奄一息的人犯從高樓上推下,跌成粉碎,不僅可以掩蓋劣跡,逃脫罪責,還可以將自殺的罪名反扣在死者頭上。而受害者的親族往往在屍身焚化之後,在沒有現場、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耗以時日和大量的精力,千方百計證明他殺。更有在自殺證據俱在的情況下,仍然試圖推翻的。從昭雪沉冤的願望看,遺族的心情無疑可以理解。
但是,除去有必要弄清事實而外,為什麼在親族的眼中他殺比自殺好些?或者從加害者的角度說,為什麼自殺(對受害者而言)比他殺更壞些?除去他們所處地位和利益不同外,就在於他們對一個規則有一致的認同,那就是:既然每個人都必須在集體中才能存活,既然每個人都心存被逐出集體的恐懼,那麼,自動脫離集體的自殺就不僅是對集體的背叛,而且是對恐懼的藐視,也就是對大眾的藐視。因此,動搖了人群安全感的自殺行為是極大的醜惡。甚至對親族來說,也是如此。當時的術語叫做:“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正好道出了這層意思。自殺的結果,不僅本人身破名裂,而且禍及家族,尤其使子女永遠抬不起頭來。這就難怪加害者惟恐死者不是自殺,而遺族則惟恐其是自殺了。甚至許多受害者也是一樣。 “文革”中動過自殺念頭的大大多於實際自殺的人數;或,不到不自殺是死,自殺也是死的地步,寧願忍受酷刑,也決不自殺,就都是證明。 “文革”之後的一般輿論,只要可能,也盡量將死亡歸結於他殺,以慰安遺族的心靈。
事實上,受害者的多數在完全喪失人身自由,先受酷刑的前提下,無論最終怎樣死去,沒有根本的不同。具體的區別無法掩蓋謀殺的本質。老舍先生,就是以自殺的方式被謀殺的一例。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午,我在北京城偏北的太平湖公園內看到了他。他於當夜在此投湖自盡。
二十三日,他和北京市的其他一些作家、戲劇家在祭祀孔夫子的文廟內遭到毒打。施暴者一面行凶,一面焚燒無數京劇的戲裝,一時濃煙大起,觀者如堵,怒吼和慘叫聲遠近可聞。在清音妙語的名優們穿戴的服飾灰飛煙滅之際,老舍被毆成重傷,額上的血雖有潔白水袖的包裹,仍然涓涓而下。其後,又在另外兩處再遭痛毆。一日三難之後,凌晨送回家中,身上的傷口與單衣相貼連,非用溫水不能分離了。老舍於前輩作家中幾乎是一九四九年以後仍事創作的惟一一位,其他的都不寫或寫不成。他對共產黨的感戴,大約與他的貧苦家世有關。出生於清末滿人家庭的老舍,一生文字都與這座帝都相關。他曾遊歷歐、美。共產黨大權初掌,他正在美國,感於周恩來的殷勤召喚,方回到北京。他自命為像棋中“過河的卒子”,要聽號令,也確在作家群中破例地得到了“人民藝術家”的稱號。當皮帶和棍棒真正落在這位曾經描寫過這種場面的自負文人身上,粉碎了他在作品中反复提到的“北京人的驕傲”。暴力所產生的震驚和羞辱,使他一如人群中的裸者,從此無法見人。命運推著他走向和他作品中大多數人物相同的結局。
太平湖離我家不遠,很安靜,是常去散步的地方。同行的還有一位朋友。這是一座荒湖,很少游人,沿岸都是垂柳,將湖環抱了,影子在水中綠墨般地散開。柳林深處,有漁戶的炊煙。他走過來的時候,我沒有認出,只覺這老人有些怪,腿微跛,所以走得很慢;衣服很乾淨,臉腫著,沒有戴眼鏡,手中確實握著後來人們提到的那捲紙。他也沒有理會我們,眼神看上去像在構思,慢慢走遠了。這時朋友才說:這不是老舍嗎?我說:是嗎?不像。朋友肯定地說,是。我們都不知道頭一天發生過什麼事。他的屍體被發現於第二天上午,家屬收到了一張紙條:“老舍自絕於人民。特此證明。”當天觀者人山人海。他被捲在一領破席中運走,留下的遺物有鋼筆、眼鏡和手杖。據公園守門人回憶,一老人曾在湖邊呆坐至晚。此後一段時間,有數十人得到他的啟發,紛紛在此投湖,為了不同的原因。
老舍是一代大才。先天聰慧,後天磨礪,筆如槍出,在他的書中,世事明如燭照,描繪人物風塵,何止使一代人感懷。他入世過深,名實俱佳,糾結不已。所以生死之際,一日百轉千迴,苦苦流連,終於無法解悟。 ——“我愛咱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不許我吃窩窩頭,是誰的主意?”——這些出自他名劇的人物獨白,若干年後恰恰照應了他的命運。被風吹落,漂流湖面的那捲紙上,竟然都是他手抄的毛澤東詩詞。若非為表明心跡,是沒有理由帶到自殺現場的。他在最後同家人談話時也說:“人民是理解我的。黨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總理是最了解我的。”他的嚮往終究在於世人的承認和與世人的認同。 ——人民真的理解他嗎?
有別於以自殺形式成立的謀殺,同老舍相比,翻譯家傅雷先生及其夫人乃是真正的自殺者。學者樓適夷曾簡約地說起他一生行狀:“傅雷藝術造詣是極為深厚的,對無論古今中外的文學、繪畫、音樂的各個領域,都有極淵博的知識。他青年時代在法國學習的專科是藝術理論,回國以來曾從事過美術考古和美術教學的工作,但時間都非常短促,總是與流俗的氣氛格格不能相入,無法與人共事,每次都在半途中絕袂而去,不能展其所長,於是最後給自己選擇了閉門譯述的事業。”十五卷的《傅雷譯文集》中,包括了伏爾泰、巴爾扎克、梅里美和羅曼羅蘭等法國巨匠,費時凡三十年,得五百萬字。以他“絕袂而去”的性格,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並不是新奇的故事。
傅雷的長子,就是因父親的問題一九五九年從波蘭出走英國,在國際音樂界頗有聲譽的鋼琴家傅聰。傅雷有一冊家書遺世,就是和傅聰通信的集合,在中國一版再版。他在家書中反复教誨;他說,音樂如建築,雖訴以無形,但體積俱在,幾乎可以觸摸,也是物質。我注意到,他在信中多次使用PERFECTION這個詞。完美,不僅對藝術,也對人生。
他每天早晨八點起床,九點至十二點半丁作;下午二時又回到書桌前,七點吃晚飯,晚上看書、寫信至深夜。他是那種將稿紙鋪在中間,上書“疾風迅雷樓”,漢法字典於右,原著於左,筆墨於中,堂堂布陣的文字將領。他是那種認為“無敏感之心靈,無熱烈之同情,無適當之鑑賞力,無相當之社會經驗,無充分之常識”,勢難行文的書生。他是那種將自身種植在書齋中,溫文如蘭花,正直如柏樹的君子,遠近可以聞香,生存或擊碎都不留殘缺。
他在生前並未受到肉體的虐待,只是在長達三天四夜的抄家之後,紅衛兵找到了箱子中一張嵌在鏡子背後的蔣介石相片。而這個箱子是他的姑母多年前託他保管的,從未打開過,更不知有這面鏡子。他百口莫辯,也不想辯。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深夜,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一起,將一塊土布撕成兩條,雙雙投繯而死。臨行前還在地板上鋪了棉胎,惟恐木凳倒地會影響樓下保姆的睡眠。夫人當夜只囑咐保姆:明天小菜少買一點。傅雷身後留下的一紙遺書不曾洗白自身,也無政治性的辭彙和內容,只說“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難過”。其餘十幾件都是瑣事,諸如:請人代付房租,交還人託修的手錶,贈保姆存款以為生活之資,某人之某物抄家時遺失,致歉,等等。並對遺囑執行人(妻弟)謙和地道謝說:“使你為我們受累,實在不安。但也別無他人可托,諒之諒之!”其中第十一項,分明寫著:“現鈔五十三點三元,作為我們的火葬費。”當時,他們的兩個兒子都不在身邊。
傅雷也是一代大才,卻一生未求他人的理解。他對生的領悟不止於慾望,對死的選擇也不盡迫於外力。所以才來去閒閒。他的死當然因為憤怒,但更因為驕傲。此生事已畢,他和夫人對於死亡的態度,如推門進入別室一樣安詳。回首塵寰,既無褒揚,也無怨恨,甚至沒有留下什麼希望,也許希望已經在他的譯作中了。真人的自毀,好像揉碎了花朵,震撼的同時,還能嗅到色香。
我一直以自殺為神秘的事。因為人,生,並不是個人的選擇;自然的死亡,也不是。只有自動中斷了生命的程序,才是人生中最真實的選擇。除去作惡自裁不算,歷來的自殺有兩種,一種是為了所愛或所信,用自己的肉體,在撞碎的瞬間,作了理想的火花,火花的散落,點燃了有心的人群,創造些更好的人生,是主動的。還有一種,在世事遷換的動局中,身體或精神上遭遇困厄,或為解脫,或為尊嚴而自行了斷,是被動的。前者多被世人看做瘋子,後者可以是烈士,卻也可能被視如叛徒。歷來中國,第一種少,第二種多,到了更近些,連“叛徒”也未必有了。古之慷慨悲歌之士,為自由或信仰,更多為尊嚴榮譽的緣故,不能立身便自毀其身。就這一點,傅雷“先生原來古之儒”。
一九六八年一月或二月的一天凌晨,六點剛過,天色尚黑。我被急促的打門聲突然驚醒,坐起來,心“怦怦”跳著,看到門外一條黑影,以為又出了抄家一類的事情,才問了一句,就听見同院的伙伴小寧不對了的聲音;“凱歌,快,快起來,我媽上吊了!!”
小寧的父親就是前面說過的大電影美術師。小寧的母親是製片廠負責組織劇本的編輯組長,多年和我母親一同工作,又同住一院,是至交。她的經歷也與母親相似,只比母親大幾歲。不同的,是她在上海參加共產黨組織的學生運動,曾被國民黨逮捕下獄,後來由家人交保,釋放了。這在“文革”中就成了叛徒的嫌疑,而受到審查。小寧的父親和我父親一樣,被關著。他年輕的時候在上海,曾是魯迅的學生,創作新美術,早就是共產黨員。一九四九年以後,不做官,又拾起畫筆。他所設計的電影,美術上的風格、功力,是大師水平。這一對夫婦,極剛烈。小寧和他的妹妹就是他們的孩子。小時候,兩人都很胖,可愛,只是一黑,一白;黑的叫了貓頭,白的叫了小清。小寧就是貓頭,小我三歲。
等我進去時,阿姨的屍體已經被這一對兄妹放了下來,一個抱著腿用力向上推,另一個站在椅子上解開繩索,我們輕輕地把她放到床上。阿姨臉上蒙了一塊白紗巾,取下之後面色安詳。這是有準備的自殺。小寧在頭天晚上曾經上了鬧鐘,六點鐘時,鬧鐘準時響了,驚醒的小寧看到書桌上的檯燈亮著,母親卻已不在身邊——她前夜要求兩個孩子與她同睡一床。 ——那盞檯燈正與門相對,淡淡地照亮了外邊的房間,雕花的樑下,懸掛著她的身體。她似乎預先想過孩子們怎樣看到自己才不至受到驚嚇,所以蒙上了那塊白紗巾。樑下的小桌上,放著從外衣上取下來的毛澤東的像章和小紅書,隔室的燈光映在像章上,滲出淡淡的紅光。
事情已經發生過一次。大約一兩個月以前的一天上午,十點鐘左右,小清急急跑來,說母親酣睡不醒,而她一早就該去上班的。我母親當時在家,連忙走過去看,果然不對,送到醫院,判斷為服用了過量的安眠藥。小寧把鬧鐘上到六點,就是擔心母親再度飲藥。若果然,還可以救。他是不動聲色而有主意的孩子,卻沒有想到投繯吊頸。他只有十三歲,小清十二,而母親去意己定。她第一次被救轉來,我母親曾反复勸慰,要她想長遠些。她表示了,做過一次就不會做第二次;又說,要我母親把過去的事情和小寧、小清講一講。母親以為她不過一時輕生,沒想到她的話竟就是託孤了。
那天她回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帶回來好多食物,讓小寧叫了我和妹妹,還有其他父母不在的孩子一同晚餐。晚飯很豐盛,除了飯菜,還有很熱的湯。她很高興,常常開心地笑,不斷把菜夾到我們碗中,大家都吃得暖和,如同喝了酒。她站起來添煤,爐火紅紅地照亮了一張臉。她說,將來要帶小寧和小清到新疆去找舅舅,就是種地也不做電影了。又說,凱歌你最大,爸媽不在,要照顧其他人。我們離開時,已近午夜;臨走,她給我們每個人的衣袋中都塞了一把糖果,是那種用玻璃紙包了的,很韌、又很軟的水晶糖。她推門走出來,在清白滿地的月光中笑著,點點頭。
這是告別的晚餐,要走的卻是主人自己。在這個世界上,以人生為他鄉的人是有的。當大家都走投無路的時候,他們卻輕易地找到了那扇門。她剪斷了生命,連同煩惱一起。她在訣別時談笑自若,是為了使我們不至生疑,還是為了最後一次重溫生的快樂?她塞給我們一把糖果,是說生活仍有甘飴,還是實在無物可贈?她和孩子們共進晚餐,是為了相信生命,還是為了正視死亡?她在寒冷的冬夜萬籟俱寂的黑暗中,於世界,於人生,可曾想到過什麼?至少,可曾顧念一雙孤幼的兒女?——也許,什麼也沒有想。有人說她自私;但是,在那個有太多的人苟活的年代,人們真的有權利批評她嗎?
我突然明白,區別生和死,只需要一瞬間。現在她躺在床上,蓋著一條溫暖的毛毯,身體卻漸漸涼了。院子中幾乎沒有成人,我們幾個孩子打電話要了一輛出租汽車,車子到的時候,天正破曉。我們抬起她,都有些懼怕——軟而沉重。司機大聲說:“怎麼這樣抬病人?”他走過來幫忙,手觸到她的身體,這才瞪圓了眼睛:“死人啊?!”十分鐘以後,我在醫院的急診室裡懇求醫生搶救,醫生冷冷地看著我說: “——她是怎麼死的?”話只問到這兒,意思卻是清楚的:我們應該去搶救一個自殺者嗎?換句話說,我們應該去搶救一個自絕於黨的人嗎?他轉過身,走得似乎很遠了才又回過頭說:“她已經死了四個鐘頭了。”總得有一件事作注才會明白一個詞的真意,那天早上,我只想乾嚎,這時候,明白了絕望是什麼。死去的阿姨沒有遺言。
五年以後,我在同一座醫院裡,俯身看著小寧的父親。他喘著氣,說:“凱歌,你回來了?”我說:“我回來了。”他笑了。這微笑讓我記起他妻子最後的微笑。他在第二天早上逝去。從此,小寧擔起了父親、母親、兄長的責任。他做了車工,養活自己和妹妹。後來迷上了攝影,卻終於沒有機會拍攝電影,可我知道,他的才能,很大。後來他去了日本,就讀於東京大學攝影系,用自己的雙手掙出一份昂貴的學費來。我兩次在東京見到他,一次比一次瘦,而且掉了一顆牙齒。記得在國內,他常常和衣而臥,因為沒有時間好好睡覺。他幫所有人的忙,不管是誰,只要求到他。但他知道誰是他的朋友,也知道他是誰的朋友。他曾是富裕人家的愛子,家事突變後卻從不訴苦。終於有一天,他對我母親說:阿姨,我不舒服。 ——指了指心臟。在母親的強迫下,這一次他睡了很久,醒來時臉色像個嬰兒,笑了。他有時買一斤巧克力糖,很貴;然後坐在放在屁股底下的雙手上,看著小清一粒一粒地吃完。從美術學院畢業的小清成了畫家,去了美國。一件事非發生在自己身上,不然是永遠不會懂的。我雖是他們的朋友,卻總覺得在生活中無法接近他們那突然被改變了的對世界的看法,也就無法完全明白他們作為人本身。小寧是我見過的人群中的最優秀者,他已經把屬於他自己的能力發揮到盡頭,卻仍然不見命運對他垂顧。
我的母親也在不久前逝世。逝世時陽光很好,也是清晨,也是冬日。她在生前飽受病痛煎熬,在垂危之際看到一隻晴日里的烏鴉,是中國人所不喜歡的。她卻低低地說:烏鴉也是鳥,而且是北京的鳥。這一天是一九八八年的最後一日。
G的父親死後,正逢冬季,煤炭部的造反派卻及時取消了煤的供應。兩層樓房的住宅中只好用小煤爐取暖,實際效果不過聊勝於無罷了。全家心境的淒苦絕不僅僅因為寒冷。一日晚飯後,剩了一些包子,放在櫥中,第二天早上發現不見了,舉家驚疑。 K說,是爸爸回來吃了。這時大家才覺出到處是死者的氣息和遺跡,對於K的話,幾乎相信了。直到長子承認包子是他前夜下樓吃了,全家人才頭一次破顏一笑,越加睹物思人。
張家的命運卻因為一件事而發生了奇蹟般的改變。這件事就是K的婚姻。 K,生於一九四四年,因盟軍攻克北非洲而得名。她是張家唯一的女兒,進城時不過五歲,深受父親的寵愛,自此一帆風順,到“文革”時,已是北京工業學院的大學生。她青春一度,皓齒艷唇,愛笑,愛動,矯健,兼備女兒的美麗和男兒的性格,後者也許是生於戰爭的緣故。她坦白寬廣,又急躁任性,事事必得,頤指氣使,不饒人,不讓人,根本卻極善良。譬如火焰,暖人,也灼人,非深知不能和她作朋友;作了朋友,又受她不了。家破人亡之後,她還能時時大笑,豪邁樂天,和她弟弟的儒雅沉靜,有表里之分。 K的丈夫,是她大學的同學,其父是“林彪集團”的大將之一。這一對夫妻之間起初未必沒有真情,儘管K對我說,她的結婚確有解救家庭厄運的意思。這個婚姻的結果是使K的兄弟們成了當時令人羨慕的軍人,家庭的狀況也確實改善了。也做了軍人的K成了某首長的秘書,婚後得一女。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事件”之前,兩年之間,似乎又家風重振了。
林彪乘飛機出奔,並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極大地震動了中國人。 K的丈夫也被牽連,關進牢房,接受審查。 K起初無事,她通過秘密渠道與丈夫保持通信往來,除鼓勵關心、噓寒問暖,克盡妻子責任之外,有對時事的怨言,也是難免的。這在夫妻之間, 本屬自然。兩人相約,信件閱後銷毀。 K照辦了,丈夫卻將她的來信細細地縫進了棉衣。
K的丈夫,我始終沒有見過。但其人的霸蠻,卻有所聞。 K自己說,他和生母發生口角,可以將腕上的手錶除下,猛擲過去,其母僥倖躲過,背後的鏡子卻被擊成粉碎。這樣的脾性自非一日所成。待到成為管事的官員,怎樣對待同僚和經手的事物,也就不難想像。他的存在,全靠乃父的權勢。他和權力之間,猶如衣服和衣架,衣服在時,錯認為“我即衣服”;衣服不在,所能幻想的也不過衣服的複得。自身是否為人,如何做人,全不重要,本是這類人的可憐處。所以,他會越獄潛逃而且成功,不在人們意料之中。事發之後,有白色床單從數層樓高的窗口垂下,在冬夜的風中飄揚,估計高度,他須從約摸二層樓縱身跳下方能落地,更使人們大吃一驚。
他原是罪名未定而先被捕,起初並不關在正式的監獄,卻在北京市內一座軍隊醫院裡,病房權作了囚室。由於是重要案犯,沒有行走的自由,每日的飲食有專人傳遞,負起這個責任的是年輕的軍隊女護士。父親罪行重大,自身前途未卜,罪與罰織成一片噩夢,煩亂騷動;加之不自由的身體又正年輕,狹小的斗室刺激了想像的脹大,寂寞時傳遞的就不僅是粗糙的飲食;時間久了,門外人接受的也就不僅是餐後的空碗了。但是,門是始終緊鎖著的,即使送飯的護士也沒有鑰匙。情慾眼看無法宣洩,卻越發高漲起來,終於達到極點。
他關上燈,打開窗戶,小心地把床單系在窗邊,用力拉了一下,很結實。他看了看下面冬夜的街道,沒有行人。他的身體跨出窗口,抓緊床單,慢慢向下滑去。在盡頭他才發現地面還遠。他懸在空中,心跳得像一面鼓。酸軟的手漸漸沒有知覺,自然地鬆開來。落地的瞬間他才意識到,他回不去了。床單太短——他在計劃時竟然沒有想到這一點。他匆匆會合了等待已久的女護士,雙雙隱入夜色。
兩小時後,他再度被捕。地點在離醫院不遠、“釣魚台”牆外的松林中。同時被捕的還有那位女護士。
他的出逃被立即發覺,雖然不想驚動市民,還是實行了局部戒嚴。部隊展開緊張搜索。他被捕後,在重鐐之下,被解往別處。男女雙雙在場,正好吻合傳統的說法:捉姦見雙。但是,無人相信他的浪漫解釋。因為第一,一個重大的國事犯,處在生死未卜的境地,贖罪還來不及,竟願為片刻的肌膚之親提前決定一生的命運,是聖人能為而不為,傻子想做而不敢的事,而他不過一個凡人。第二,短布懸空,分明是不回的證據。第三條最厲害:做愛何以做到了中央要人牆外,不是陰謀殺害是什麼?有此三條,百口莫辯。
這個故事,分明談不到愛情。說到最壞處,K的丈夫不過如粗魯的賞荷者,不滿足於遠觀;為了採摘到手,不惜弄濕褲管。但是,環境的嚴峻,不會不使他在行動前完全沒有考慮:縋窗而下,是否會被人當場發現?是否能夠順利返回?一旦被發現,以待罪之身,後果將會如何?但考慮之後仍然縱身一跳,之後又身陷重圍,周身鐐銬,義士一般地被牽回,竟是英雄模樣了。女護士,說到最壞處,不過愛慕虛榮,欲一親當年貴公子。但女兵是當時俊俏的職業,因同情落難的官人,縱使對其人全無了解,也願以大好青春作賭注,博取短短的銷魂,單純忘情如此,也竟有俠女的古風了。至於其他,全不重要。作為人,終於不能降服的,終於是人性。
K的丈夫以“謀刺”和其他罪名被開除黨籍、軍籍(公職),判刑十一年,流徙青海,去飼養軍用的馬匹。青海地近西藏,苦寒,六月才有春事,草原多花朵。那裡的人們愛唱民歌,其中有名的調子,一個叫“花兒”,一個叫“少年”。護士被判同謀,命運不得而知。也可想而知。 K的丈夫在判罪之前,撕開棉衣,交出了K寫給他的全部信件。
一九七五年,K在被釋出獄之後,對其夫的行為這樣解釋:他害怕他永遠不再是妻子的丈夫,特別不再是女兒的父親。他害怕離婚,所以……
——但她是因此而入獄的。他們終於離了婚。他們的女兒應該十九歲了,必定像她母親當年一樣艷麗而無憂。我不知道這件事是否已經發生過,或還未發生:她在某一天打開突然敲響的門,看到一位陌生人,從青海回來的馬伕。
K被捕後一直關在北京郊區一座軍用倉庫的院子裡。她的囚室,除了桌、床以外,還有一扇窗。窗被大釘釘死,玻璃從外麵糊上了一張報紙。陽光好的時候,報紙上的字跡很清楚,好像一張幻燈片。只是光線更柔和,更黃。外面的樹影依季節,在一天中不同的時間裡出現在窗上。聽到落葉聲,就知道又是秋天了。起初,她站在窗前讀得有趣,驚訝報紙上的話還是新聞的時候,自己竟沒留意。後來,她躺在床上,連同標點符號在內,整段地背誦報紙上的文章,聲音很大,又時不時跳起來核對;之後,又背,直到一字不差。有一次,她突然停住,想想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出了一身冷汗。她想忘掉那張報紙,結果反而夢見了它。嚇醒後不敢睜眼,又不能不睜眼,報紙在的地方,同時是惟一的光源。她覺得那就是她的判決書,上面寫滿了她的罪狀。她開始不停地尖叫、怒罵,看守者推測她可能瘋了,當她試著解釋時,看守者斷定她已經瘋了。她的叫聲,曾經使初聞者驚得合不上嘴,後來漸漸嘶啞,成了遠近市聲的一部分,無人關心了。在叫聲暫歇的時候,人們反而豎起耳朵,說:嗅?怎麼安靜了?——叫聲復起,人們吃飯、洗衣、睡覺、談笑,就像住在鐵道邊的人家一樣。這樣的日子,整整三年。我一直小心地和K說話,為了不那麼經常看到她突然抬起頭來,像火光中的刀子那樣的目光。 K也被開除黨籍、軍籍,只是沒判刑,做了閒人。
春殘了,K常常坐在家中二樓的窗前眺望,很出神地想著什麼。遠處,是舊城一片灰色的瓦脊和炊煙,眼底,是另一戶人家的窗口。這戶人家是在K的父親死後搬進院子裡來的,開始只是夫妻二人。為什麼偏偏是他們搬了進來,怎麼搬進來的,不知道。有一件事是確實的:這家的男人是煤炭部裡的造反派,參與過迫害K的父親。那時,他還是個青年。他們住的是原來司機住的廂房,自備大門的鑰匙,下了班就走進家,很少出現在院子中,出來時也總是低著頭,躲開K的母親恨恨的眼光。這樣的日子一定不舒服。特別在K的父親平反、恢復名譽之後,仍然不想搬開,大約因為這裡的住房到底比別處寬敞些。一天,K又在窗前閒坐,忽然聽到毗鄰的房脊上有弄瓦的聲音,抬頭一看,一個年紀極輕的軍人正伏在房脊上向下窺視,K移開視線,就看見初夏窗口內正在洗浴的婦人。她立刻大叫起來。
立即消失了的年輕軍人屬於鄰院的警衛部隊。所保衛的,過去也是一位部長,後來更高,是所稱“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在張家落難之後,曾經相助。 K一叫,引來了調查的軍官。第一次來,K的母親不在家。第二次來,是在第二天上午。我走進她家的時候,K的母親正在和一個高個子軍人談話,K本人,白著臉站在一旁。 K的母親說:沒有這回事!是我女兒看錯了!用不著調查,別難為戰士們,更不要驚動首長。這件事,一風吹!我是老同志。聽我的!高個子軍人看了看K,很迷惑。 K咬了嘴,低著頭,不再說話。軍人走後,K的母親指了她說:你糊塗!打狗還要看主人!讓隔壁(黨和國家領導人)知道了,是什麼意思?咱們家現在是個啥情況?有這麼個鄰居,有多少照應?敢鬧嗎?那家是什麼人?是害死你爸的仇人!看看又怎麼了?怎麼就不該看了?看得好!你倒幫著她說話!K一直低著頭,這時突然抬起來說:就是不該看!!K的母親哭起來,大聲責備,被別的人勸到裡面去休息,關了門,還能聽到哭聲。
我隨K走上樓去,勸了幾句,都是廢話,就住了口。她站在窗口,臂交抱著,看了我一會兒,說:她不也是女人嗎?我說:誰?鄰居?K說:不,我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