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群佛
一部中國歷史,掌握於理性的時間甚少。以和平、漸進、協商乃至妥協的方式達到社會變革或王朝的更替,幾乎沒有先例。情緒化的高度專制和情緒化的高度混亂,互相交替,被中國文人歸納成兩個字:“亂”——“治”。無論“亂”或“治”,都離不開暴力。魯迅先生說:“中國歷史的整數里面,實在沒有什麼思想主義在內。這整數只是兩種物質,——是刀與火,來了便是他的總名。”……“來的如果是主義,主義達了還會罷;倘若單是來了,他便來不完,來不盡。”又說:“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歷史的經驗使統治者相信,政治的全部內容幾乎就是暴力。林彪說:“政權就是鎮壓之權。”但歷來的動亂尚有果實先自成熟而後落地的自然過程,毛澤東卻決心製造大亂,“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他的天國也就在大亂中誕生了。
有人說:“文革”的爆發只是因為內部的權力鬥爭。其實對毛澤東來說,打倒政治上的對手是為了否定體制,儘管這個體制和國家機器是他本人創立的。而否定體制也需要同時否定其代表人物。對於劉少奇來說,戰與降的區別並不大,因為他的對手也就是他的主帥。風起時,樹葉的命運已經被決定了。
同一個魯迅,曾經借用阿爾志跋綏夫的話問道:你們將黃金世界預約給他們的子孫了,可是有什麼給他們自己呢?
在父親被揪回家的那個夜晚之前,北京街頭己經佈滿了紅衛兵。八月一日,毛澤東親自寫信給一度被宣佈為“反革命組織”而被強行解散的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表示他本人“最熱烈的支持”。這個組織宣告:他們“要掄大棒,顯神通,施法力,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八月十八日,毛澤東突然穿上取消了軍銜之後的軍裝,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在百萬青少年的歡呼聲中戴上了紅衛兵的紅色袖章,欣然成為紅衛兵的最高司令官。林彪在當日的講話中號召紅衛兵“打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漫長的導火線終於燃到了盡頭,爆炸聲中,玉石俱焚。
學校早已停課。我們的反應最初很像英國影片《希望與光榮》中的場面:在被德國飛機炸毀的校園中,孩子們向著硝煙瀰漫的天空高喊:謝謝,阿道夫!
我甚至不知道四中的紅衛兵是什麼時候成立的。這個組織的第一個特點就是血統純潔,許多父母級別不夠高的干部子弟被拒之門外。我再見到張曉翔和本班的紅衛兵們,是在一次班級會議上。一夜之間,他們都換上了黃色的軍裝,腰間繫著寬大的武裝帶,銅扣閃閃發亮。他們單獨坐在一起,神氣已經不對,除偶爾不耐煩地用手指彈彈課桌之外,就會似乎漫不經心地看一眼臂上鮮豔著的大紅綢袖章,上面用黑的或黃的絲線繡了:紅衛兵。和我們區別開來了。 F當然也不是紅衛兵,他被逐出家門之後,父母不知去向,搬進了學校低矮平房中的一間。因為天性,他看上去仍然快樂。同病的還有劉少奇的兒子。他比我們高一個班級,也是籃球隊的隊員。他日後居住的地方是原來教學樓中存放掃帚的清潔間。
班上的紅衛兵們採取的第一個革命行動,就是把班主任送到了講桌上站著,他們在不斷地用拳頭和皮帶敲打課桌的同時,強迫這位寵愛他們的老師“居高臨下”地回答各種屈辱的問題。 ——用仇恨鍛造的劍,剛剛授之以柄,劍刃就立即對準了她,我不知道班主任當時作何感想。起初,她還能鎮定地應對,後來,她的眼鏡後面淚光閃閃。我作為觀眾,心情複雜。一方面驚駭於事情變化的迅速,一方面卻感到隱隱的快意。幾乎所有班主任以上的老師都受到衝擊。校園中人群奔走,激動地爭辯或叫罵。暴力事件開始發生。教室的門被打開時,總有老師被推出來,或者嘴角淌血,或者頭髮被剃掉一半;眼鏡被敲成碎片,胸前掛著大牌,名字上畫了叉,像禁煙的紅告示。年老的女校長被迫改“一問眾答”而為“眾問一答”,銀白的頭髮在八月的驕陽下縷縷行行,汗水在地下濕成一片,回答時抖著嘴唇說:你們都是我的孩子……
林彪在紅衛兵走上街頭時說:“弄得天翻地覆,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攪大鬧,這樣就使得資產階級睡不著覺,無產階級也睡不著覺。”在整整一個八月裡,成群結隊的紅衛兵衝進天主教堂,搗毀一切,毆打並驅逐了外國修女;衝進藏滿古蹟的書畫店,撕毀砸爛了所有的字畫玩器;衝進諸如“全聚德”這樣的名店,打爛了招牌,勒令炮製“人民菜譜”;衝進各類圖書館,將無數珍藏書卷付之一炬。他們騎著自行車,忽聚忽散,招搖過市;他們砸扁了蘇聯駐華使館所在地的路牌,宣布將“揚威路”改為“反修路”;他們用鐵棒成片地打碎商店門前的霓虹燈,或者成群地嘯聚路口,手持大號剪刀,剪掉他們認為過長的男人或女人的頭髮、過細的褲管,再用鐵鉗擰斷高跟鞋的後跟,在裸露著雙腿蒙羞婦女的哭泣聲中,用高音喇叭宣告“打掉了資產階級的威風”!每一次行動都引起圍觀群眾狂熱的叫好,推動紅衛兵採取下一個行動。中國人有古語:“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但叫門的都是“天使”。深夜的北京,驟起的打門聲、腳步聲,毆打之後獰厲的呼叫聲,到處可聞。站在瞭望台上的消防隊員面對一座燃燒的城市,手足無措。
一天深夜,我被突然驚醒,院子的大門外是一片憤怒的人聲和猛烈的擊門聲——在一次紅衛兵行動中,一位住在院子裡的“革命烈士”未亡人,因被指為“黑幫分子”,而被抄家。烈士的遺像被紅衛兵用刺刀劃開。而也是紅衛兵的烈士之子得到消息之後立即聚集了所在大學的紅衛兵們,包圍了這座院子。兩扇造於清代的紅漆大門在午夜後被守門人鎖上,以防意外,竟被人力生生推倒。與此同時,上百紅衛兵踏著轟然倒地的門衝了進來,挨家搜查劃破遺像的“階級敵人”。烈士的兒子悠閒地抱臂而立,身邊圍滿了求情的婦孺;其他人,有男有女,晃動手電,揮舞皮帶,對所有的居民怒聲相問,孩子也不放過。其中一個戴眼鏡的學生,手持刺刀,聲音喊叫到嘶啞, 像一塊燒紅的鐵似的要“以血還血”。他們在扮演完強徒、法官和劊子手的三重角色之後,於黎明前離去,遍地狼藉。
父親被押進院子的時候,我正站在門口的人群中。有戴著紅袖章的人在場,今夜會發生什麼,是不用猜的。不知是夜色蒼白還是人更蒼白,他看上去像個影子,和其他許多影子走在一起。
這個院子的西翼,大都住的是人們都知道的藝術家。下午,我和其他孩子已經在各自的門楣上貼了侮辱性的對聯,詞都是我寫的,為了迎接各自的家長。批判會是在住宅樓背後召開的,父親和其他人站在背後窗內射來的淡淡燈光裡,一排地彎著腰。不久前還同他們一起工作的工人們開始批判他們,從政治問題一直問到他們吸的香煙的等次。父親的名字被叫到的時候,他的頭更低了下去。他的頭銜是“國民黨分子、歷史反革命、漏網右派”。人群中響起“打倒”的口號聲。我也喊了,自己聽見自己的聲音,很大。
整個情形恍如夢境。戴紅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眾人的目光下走上前去。我已經記不清我說了些什麼,只記得父親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約不很重,但我畢竟推了我的父親。我一直記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間的感覺,他似乎躲了一下,終於沒躲開,腰越發彎了下去。四周都是熱辣辣快意的眼睛。我無法迴避,只是聲嘶力竭地說著什麼。我突然覺得我在此刻很愛這個陌生人,我是在試著推倒他的時候發現這個威嚴強大的父親原來是很弱的一個,似乎在這時他變成了真正的父親。如果我更大一點,或許會悟到這件事是可以當一場戲一樣來演的,那樣,我會好受得多,可我只有十四歲。但是,在十四歲時,我已經學會了背叛自己的父親,這是怎麼回事?我強忍的淚水流進喉嚨,很咸,它是從哪兒來的?它想證明什麼?我也很奇怪,當一個孩子當眾把自己和父親一點一點撕碎,聽到的仍然是笑聲;這是一群什麼樣的人民呢?
中途我回了一次家。母親躺在黑暗中的床上,嘴唇緊閉著,彷彿正有一把刀放在她的脖子上。她輕輕對我說:你去吧。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和我已經背叛了的父親躺在同一個屋頂下面。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沒有對我說什麼,我怕見到他,他的目光閃爍著,也怕見到我。我聽不清母親在臥室裡對他說了什麼,燈隨後熄滅了。很多年過去,我的一位朋友,台灣來的,說她看見中國大陸的乘務員如何在火車上當著孩子的面羞辱一位父親,以為這樣一來那孩子便永遠無法做人時,我不禁苦笑。我加入了人群,卻失去了父親。那個人群果然信任我嗎?——父親在第二天早上被帶走了。
父親其後的境遇更壞。幾年以後,當我從雲南農村回到北京探親,走到坐落在田野間的“五七幹部學校”時,已經不復認得這個衣服破舊、牙齒脫盡,整日拄著掃帚站在廁所門口,有人出入他就進去打掃一次的老人,就是我的父親。他已經沒有昔日從舊照片上望著我的微笑,他對所有的人彎下腰,熱情地頻頻點頭,不時地用因寒冷和勞作而裂了口子的手抹去鼻涕,眼睛裡有了和當年奶奶一樣的茫然。那一年他剛滿五十歲,生命已經像舊照片一樣褪盡了顏色,模糊了。三十一年前,他因無法忍受他的母親每日為駐在福州的美國空軍洗衣服和年幼弟妹的相繼被賣去而到了戰時的重慶。然而,國民黨卻使他失望了。他放棄了十幾打乾淨的襯衣,拉著母親的手跑到了華北,然後又在北京給自己的兒子起了“皚鴿”的名字。他愛藝術因而可愛;他是一生不安但求安寧的書生,而終於不可得。他在我去農村之後被逼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他明明不是。他為什麼要背叛自己?因為,他想重新回到人群中去。
張曉翔他們走進那道垂花門的時候,大約是早上九點鐘。與往常不同,他們把自行車放在了院子另一側的牆下,然後走過來。他們中的幾個,過去是常來的,尤其是張曉翔。他會把自行車停在我家門口,大聲叫我的名字。過後我也推上自行車,一起在北京的街上慢慢騎行,海闊天空地聊,即使沒個題目。他還會帶給我一些諸如《往上爬》或《麥田守望者》一類的書,夾在自行車後。那天我在窗內望出去的時候,外邊很燦爛,大約因為昨夜雨弄,新晴的早晨陽光澄澈,室內襯得有些暗,以至他們走進來時看不清面目。一共七八個,都是我的同班同學。記不清是誰對我說:“陳凱歌,我們紅衛兵來抄你們家。”我好像想說一句什麼,卻什麼也沒說出來。
母親病著,躺在床上。我們被要求離開屋子,是奶奶扶起了母親,慢慢走到陽光下面。她被命令面牆而立。
我好像想說一句什麼,終於沒有說出來。
牆是清代的,平滑如案。雨過,牆上立即乾燥了。牆面只有一小塊剝落了,老人斑一樣讓人想起老去的歲月。我和妹妹常常做的,一是對著牆打乒乓球,聲音彷彿擊打玉器;再就是在牆下玩耍。牆有淺淺的邊沿,生了青苔,因光線不同而綠得不同,掀開一塊磚,就有地蟲或蜈蚣一類跑出,接著是一股泥土味,深吸一口便大喜了。那常常是在黃昏。
不用太留意,就可以看到蝸牛留下的涎,長長的,未必直,太陽一出就越亮起來,從牆根直到簷頂,那兒就是殼的所在了。我有時跳起來,在簷邊抓住它,未及落地已經知道那是空的了——蝸牛已經不在。然後,我就在春風或秋風中傻傻地愣半天,心中一陣無所謂疼也無所謂不疼的痛楚,直到被人喚回來,便又很快地忘了。
母親面壁而立。
他有那種幾乎人人都熟悉的笑容,笑起來很壞,尤其是要和人為難的時候,那坏笑又格外明亮。我同他並不接近,但我們之間有一種感覺得到卻說不出的敵意,這在男孩子之間是常有的事。就是他喝令母親站到牆面前去的,我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在抄家的過程中他甚至笑嘻嘻地走過來,問我某件東西在哪兒,某本書在哪兒,找到之後就毀掉或燒掉,當著我的面。在與他同來的紅衛兵中間,他是後來惟一的逍遙者。他的父親是軍人,受保護的,官階不算高反倒無事。他的軍裝永遠穿得很漂亮,瘦,臉很文,有鹿一樣無辜的眼睛。他和毛同姓,名字是少年美麗的意思。而張曉翔的眼中卻閃過一絲愧色。
他們打開衣箱和衣櫃,新的和舊的衣服被拋起來,然後落在地上,腳踏過去時留下被踩碎的樟腦丸的氣味。他們撕碎綢和紗,留下布的。他們找到了母親五十年代穿的幾雙舊皮鞋——因為病,她早已只穿布鞋了——有跟的砍掉跟,沒有跟的攔腰折斷,用的是切菜的廚刀。他們走後,刀留在地上,鈍了的刀刃像是一道花紋。他們移開家具,用鐵棍反复敲擊地面和牆壁,卻只找到了妹妹丟失多年的一個會叫的布娃娃,它被扔出門外,撞在槐樹上,最後叫了一聲。沒有宋代的瓷瓶或元代的繪畫,他們就打碎鏡框上的玻璃,裡面的相片猶豫了一下就跌落下來。有人甚至嗅了嗅奶奶梳頭用的髮油,然後把瓶子摔碎在石階上,一院子都是桂花的香氣。他們打開鎖著的抽屜,取出有限的現款和存摺,一封接一封地閱讀父母保存的、十多年間的信件,有他們之間的,也有朋友故人的,讀完就扔掉,滿地都是往事。他們打不開一個圓圓的小盒子,就用榔頭把它敲扁,裡面是用棉紙包著的我和妹妹的胎髮。
最後輪到了書。
父母是靠工資生活的,別無資產,餘錢都買了書,好讓自己和孩子們精神上有個流連處。早年的書,首頁都有兩個字,是:皚燕。行間都用紅筆劃了線,彎彎曲曲一直通到他們年輕的時候。書頁舊而發黃,如同故人的臉,母親說:愛書就是愛自己。
他們把所有的書,除了毛选和其他少數幾個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來,在槐樹下堆成一座小山,點著了一根火柴。我在恍惚間覺得,那些書伴我度過的許許多多黃昏午後不過是些夢,從今天開始的才是真的生活。
燒書的時候,很靜。沒有風,熱氣直直地上升, 火焰也不太明亮,因為有太陽。氣浪虛虛地亂了後邊的人影,模模糊糊的黃軍裝和紅袖章,一會兒走出亮了,一會兒走進又暗了。書頁將被燒盡時彷彿夢中花朵般地開放。
母親面壁而立。穿著薄綢的睡衣,一雙拖鞋,繡了花。她有時雙手下垂,有時將手在胸前抱起來,像是要歌唱。牆上,蝸牛留下的涎在正午的陰影下分明起來。我睜著酸澀的眼睛想,它要多久才能從牆下爬到簷頂呢?母親已經站了三個小時了。
我沒有想到說理或抗議,也沒有想到怒斥或者索性用生命一搏。如果那樣,會比現在更壞嗎?我只是呆呆地立在那兒,沒有記憶,也沒有想像,只有眼前的火堆,就像在看一個別人的夢。我甚至沒有想到為久病的母親要求一把椅子——不是沒有反抗的例子。不久前,因家中被抄而憤怒的一個青年,不顧一切地舉起廚刀,反而被這把刀剁成粉碎。我是怕死嗎?是。但更深的恐懼是我怕永遠不被人群接納。即使死後。奶奶走了過去,說:“學生,凱歌媽有病,給她一把椅子。”張曉翔搬起一把椅子,放在牆面前,走開。母親看了一眼,沒有坐。
我一直沒有想到問問母親,當她站在牆面前,對我想到些什麼?當孩子尚小,母親的期待中一定包括著勇敢,那麼,她那時是失望了嗎?
許多人圍著看,在想些什麼都寫在臉上。妹妹滿臉是淚,不敢哭出聲來,奶奶抱著她。我無意中看到一張一閃而過滿意的臉,屬於我的另一個同班同學。他的母親是工人,和我的父母在同一個製片廠工作,也住在同一個院子中。他的父親一直呆在監獄中,不知犯了什麼罪。我突然明白張曉翔們是被誰叫來的了——那同學本人並不是紅衛兵。
火一直燒到深夜才熄滅。我的同學們拿走了從鬧鐘到照相機的所有財物,甚至治頭痛的風油精,據說後來交給了製片廠的造反派。他們離開時竟然個個莊嚴地依次同我握手,彷彿他們才把我從歹徒手中拯救出來,彷彿要通過這握手得到當然的感激似的。我走進家門,屋裡像一個剛剛嘔吐過的胃。第二天早上,奶奶掃起殘灰。過了火焰的槐枝已經枯焦,地上的方磚有幾塊現出裂紋,縫中的灰燼在秋風過後才被吹淨。我和奶奶把垃圾箱抬到大門外,紙灰飄起來,久久不落下。
奶奶不久就走了。臨走,拉著我的手,摸著,說:“奶奶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想想還是走。別怪奶奶。走了,還能來,想你們。你是大人了,凱燕還小,好生照看你媽。事,奶奶經過多了,也都過來了。皇上也燒書,不是頭一回。聽清楚了?”果然以後她常來,教我怎麼做飯,之後回到離我們不遠的正覺寺胡同。她住在一間小屋裡,飲食起居都在那兒。還梳頭,只是後來買不到桂花油了。算算那一年,她正好六十六歲。她是世紀的同齡人。
日後甚至連抄家者都不免驚訝,為什麼在一個憲法載明保護個人財產的共和國里,一些公民,甚至一些未成年的非公民可以明火執杖地毀滅、抄走另一些公民的財物,不僅不受制裁,反而受到保護?其實,抄家在中國有悠久的傳統。無論是亂世暴民的“開倉濟貧”,還是治世帝王的“奉旨查抄”,用意不同,取法一致,都免不了一個“抄”字。紅衛兵的抄,不過是傳統的光大,老戲新編。抄家的用意,不僅使被難者在經濟上無立身之地,也因舊物的毀滅在精神上失了寄寓。許多老人在抄家之後故去,就是精神被摧毀的明證。
在我家被抄後不久,我的紅衛兵同學們的家也大都相繼被抄。其中一些情景的慘烈,又大大超過我的遭遇。這是他們絕沒有想到的。
短短的幾個月內,全國范圍有總數幾百萬以上的家庭被抄,有的知名人士家竟反復被抄幾十次,白天黑夜擊門聲不絕於耳,真正是片瓦無存。毛澤東於八月三十一日再次接見紅衛兵,擁擠的人群過後,地面上遺下了金條和首飾。同時,被抄者的子女淪為盜賊乞丐者則比比皆是。在抄家過程中,保存於私人之手的歷代文物書畫掃蕩一空,大部分焚後揚灰,小部分發霉於庫房,多少年後流失海外,面目不可複識。
我已經記不清究竟有多少次看到大大小小鬥爭會的場面。一些人在另一些人的逼迫下,站在更多的人面前。他們使他們的身體向前幾乎折成兩截,按住他們的頭顱,抓住他們的雙臂,從背後伸向天空;他們成排地打落他們的牙齒,整把地揪掉他們的頭髮;在他們昏迷時突然放開雙手,讓他們跌得頭破血流;他們用細細的鐵線繫住啞鈴或槓鈴盤,掛在他們的脖子上,眼看著鐵線沒於肉內。這些過程,每每使我想起被廚師揪著尾巴提出水面的魚兒,起初跳躍掙扎,而後眼膜凸出,腮也漸漸滲出淡淡的血痕,砧板上的刀已經準備好了。對這個共和國來說,位尊至國家元首如劉少奇者,雖手執憲法一冊,以為尊嚴的護法,仍不免於暴力。毆打他的正是曾經日夜警衛他的年輕軍人們。功勞大如彭德懷者,其堂堂元帥之身仍不免在斗爭會上被“連續打倒在地七次”,以至“胸部左右兩側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最後以癌症不治而死。重臣尚且如此,遑論小民!暴力蔓延中,真正悲苦無告者是那些有“地主”。 “資本家”等剝削階級頭銜的人群。他們往往被迫裸露著膝蓋,手舉重物過頭,跪在煤渣或玻璃碴上,稍有動搖便拳腳相加。若敢有異議,輕則遍體鱗傷,重則被活活打死的事屢見屢聞不鮮。行凶者中尤其凶悍的,除了男性還有女性。這些雙唇鮮豔如櫻桃的女大中學生,束胸、短髮,甚至剃了光頭,自恃血統高貴,便出言污穢,下手狠毒。在北京的一次抄家中,竟用皮帶將一個被稱為“地主婆”的老年婦女打死,因皮帶上的銅扣準確地擊中了她的太陽穴。我曾親眼看見一個年紀不過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將手指伸進一個“剝削階級”婦女的嘴中用力撕扯,因對方拒絕呻吟,反倒使她陷於歇斯底里的狂怒狀態,手上沾滿了受害人的鮮血。他們或她們在北京火車站外幾百米地一字排開,站成兩行,叉腰、怒目,手持皮帶或其他凶器。抄家之後被逼離開北京返回原籍的“剝削階級”們,在進入車站之前須首先在這兩條長龍之中通過,作為回鄉的洗禮。與四中同樣是男校的北京六中紅衛兵,競然在校園內構築堡壘,扯起鐵網,名為“勞改所”,實屬公堂私設,關押包括同校學生在內的人犯多人,晝夜拷打。刑罰名目之多,暴行之烈,冠絕一時。他們沾著犧牲者的鮮血在牆上作書:紅色恐怖萬歲!其後雖被制止,已有幾人死亡,數十人重傷。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發表講話說:“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人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殺人無罪!
暴力的發生,公開的叫做戰爭,背地的叫做謀殺。統治者倘有其他手段,不敢輕言戰爭,謀殺者不到沒有選擇,不會輕易殺人,這是一般的邏輯。但“文革”中的暴行卻都不像:它不是戰爭,因為對方手無寸鐵,它不是謀殺,因為它是公開進行的;它既非沒有其他手段,也非沒有選擇,但是成群的人倒下了。這種對人的肉體的直接衝撞、拷打、侮辱、虐待直至殺害,使我在二十年後猶自震驚而且百思不解。它固然可以歸諸於馬克思的理論:“暴力是新社會的助產婆。”歸諸於江青之類的縱容:“好人打好人誤會;好人打壞人活該!”說遠一點,可以歸諸於多年的仇恨教育,說近一點,可以歸諸於已成的風氣,但終於不是圓滿的解答。因為,要你做是一件事,做不做是另一件事。如果誠實地回答,許多人會承認:當他們施暴於人的時候,獸一樣的衝動是可能的,加上當時的氣氛,甚至是一定的,但很少出於真正的仇恨,政治宣傳的鼓舞也不是決定的因素,更少是被迫的。那麼,驅動他們去殘暴的究竟是什麼呢?
是恐懼。
人所以為人,在於不能絕對地離開集體;文明的演進只是使個體在社會中的排列組合趨於理想;害怕被逐出人群是人類原始的恐懼。這種恐懼在中國之所以仍然原始,在於它的深刻:在一個個人的利益或權利都必須通過國家的形式體現的製度下,反過來說,個人的一切都可以被視為國家的恩賜。在一個就業、住房、遷徙、教育乃至生育、婚姻都由國家決定的社會裡,放棄這種恩賜就等於放棄生存本身。惟一的選擇是:不管發生什麼,都得留在這個社會中。選擇成為惟一,已經不是選擇。正像鐵砂被磁鐵吸起時,並不是選擇的結果一樣。鐵砂本身越來越不重要,只有與磁鐵聯繫在一起,鐵砂才有質量。離開了磁鐵,鐵砂什麼也不是。留在磁鐵上,成為惟一的願望;從磁鐵上跌落,成了惟一的恐懼。所以,無論磁鐵向任何方向搖擺,鐵砂都隨之起舞。 ——在物質叫鐵砂,在人類叫群氓。 “文革”就是以恐懼為前提的群氓運動。不管口號多麼動聽,旗幟多麼壯麗,熱情多麼感人,都和真的主義、理想無關。無限制的暴力愈演愈烈,同樣出於害怕落於人後的心理。在一個過分擁擠的社會裡,只有打倒別人才能保全自己;人們彼此競爭,各不相讓,拚命證明自己對集體的忠誠,別人的不忠誠;所以才會出現雙方由同一個領袖統率卻彼此交戰的情況。在求存的意義上,加害者的暴虐和被害者的順從,心態上並無大區別,只是所求稍不同罷了。我記得,在我家被抄之後,我曾有一次穿上黃軍裝,戴上紅袖章,騎著自行車飛馳。我在絕望中仍然希望人們能把我看做他們中的一員。我的父親終於在六十五歲那一年參加了共產黨。他的臉上露出一個男孩子被批准參加小足球隊時的笑容。這個遲來了三十多年的消息只有心理上的意義:只有在群體中,我才存在。只有經過他人證明,我才是我。
終於我在第二年的夏天也打了人。打過之後,我躺在公共游泳池的陽光下,閉上眼睛,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一九六七年,革命已經退潮。紅衛兵早已不是時髦;學校復課遙遙無期。父親仍然被關在製片廠的“勞改組”中,他的問題仍然是恥辱的印記,像一塊燙傷一樣碰不得。抄家那天的情景,在母親和紅衛兵面前的雙重羞愧,使我像一棵樹,太小就被一刀砍翻,斷開來向著世界。我已經知道世界怎樣看我,怎麼對待它就是我的事。我不是任何組織的成員,閒著沒事,就回到舊日的業餘體育學校,這裡已經沒有人負責,負責的就是我們。我和過去的隊友每天打球、游泳,再就是抓“流氓”。
屋子裡滿是少年。他被帶進來的時候眼神很驚慌。有人看見他在水里摸了一個婦女的乳房。是不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有人扮演一個注定失敗的角色,不然這齣戲就演不成。
我們都靠牆站著,和他一樣都只穿著游泳褲。屋子中間的空間都是他的。一開始我就听見自己的心跳聲,我的太陽穴變成了一面銅鑼,“砰砰”地敲響著。我的一個朋友走過去,手背在後面,笑著低聲問了一句什麼,他想回答的時候,朋友的拳頭已經打在他的臉上,他倒了下去。他被喝令站起來。他站起來,臉上有一塊發白。他還未站穩,又被一拳打倒下去。他再次被喝令站起來,另一個人向他招招手,他走過去。這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他倒退了幾步。第二拳,第三拳;然後,他開始像一隻皮球一樣滾來滾去。起初,我站著,只看見自己的胸隔膜下有一塊在“突突”地跳,我躍躍欲試又膽怯著。我沒有打過人。我走過去;他已經被另外的人打倒。我退回來;再走過去,一拳打在他的臉上。他的顴骨撞疼了我的手,他無動於衷。我被他的無動於衷激怒了,衝過去用力地抽他的耳光;我兩眼發黑,浮起一圈一圈的金色,手上的感覺像打在一匹馬背上;直到許多人衝過來抱住我。我的手掌發麻,心跳得站不住腳,大口地喘著氣。我在陽光下躺了很久,睜開眼睛時天藍得讓我不敢細看。
我嚐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暫時地擺脫了恐懼和恥辱。久渴的虛榮和原來並不覺察的對權力的幻想一下子滿足了,就像水倒進一隻淺淺的盤子。我在六歲那年蹲在葡萄架下,看著一隻小鳥抽搐死去所種下的種子,終於有了結果。
不管什麼樣的政治主張,要實行並希望有效,都需要為理想的人群去努力。由經濟決定了只能產生人身依附關係的中國社會,加上意識形態的控制,卻產生不出來因自由呼吸而有質量、為理想的人群。這就是“未有天才之前先須有天才的土壤”。是灰塵而非泥土的群氓中產生不了偉大的天才及其思想。當設計師把“宏偉藍圖”交給匠人們以後,擲回來的卻是亂糟糟的滿紙血污和墨跡。 “天國”的設計和結果之間最終南轅北轍,最終的悲哀都在於沒有為理想的人群。
在“文革”中,我吃過苦;我看別人受苦;我也曾使別人受苦——我是群氓中一分子。
魯迅先生說:“'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天才的宣戰。……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里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得不得了;他們的國粹,既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勝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群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大凡聚眾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的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
理想的鍛造,猶如大理石的打磨,始終有賴於少數人不懈的努力。這個努力艱難寂寞。用木棰衝擊一座大牆,人多了站不下也插不上手,群眾能做的,不過是在大牆將傾時一擁而上罷了。長征,就是少數人努力而成功的一例。地上的天國,猶如花朵,是要先有花瓣的伸展才會有花的美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