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無言的結局-2

經過多方查證，媒體發現這名讓鄧麗君傾情而吻的男子是東南亞數一數二的富豪郭孔丞，鄧麗君對這位不同尋常的富家公子很有感覺。至於他們之間的感情程度，媒體則在進一步追查中。 10月底，台灣的《中國時報》突然爆出鄧麗君“即將下嫁大馬糖王”的消息。台港媒體於是爭相轉載。鄧麗君終於找到了好歸宿的消息，傳遍各地。在這種情況下，鄧麗君正在盛傳自己婚嫁消息的香港，為了保護戀情，鄧麗君接連幾天都在香格里拉酒店內，不出大門一步。鄧麗君越是躲避，媒體越是追踪她。有傳媒此時報導，鄧麗君的意中人郭孔丞曾私下告訴記者，他們的婚期已經定下，明年將舉行婚禮。對此，鄧麗君沒有吐露半句。 有一天，香港記者得知了一條有關鄧麗君的重要消息：鄧麗君要出席一場由郭孔丞當主人的晚宴。

媒體記者們火速趕到鄧麗君所在的香格里拉酒店香宮酒樓時，卻被數名保安人員擋住，堅決不允許拍照。保安人員克盡職守，無論如何不准拍照。如此這樣，場面一度僵持不下。最後由善與媒體溝通的鄧麗君出面化解了這種難堪的場面，她婉言告訴記者們，自己無法說服郭孔丞出來合影，只能單獨讓記者拍一張自己的照片，希望他們理解。對於記者迫不及待地追問他們的感情問題，鄧麗君承認她認識郭孔丞已經一年了，但婚事是“外傳的，不算數。”為了躲避傳媒不斷的糾纏，鄧麗君立刻悄無聲息地到新加坡去了。 鄧麗君與郭孔丞的戀情確實發展迅速，他們私下里已經在商定訂婚、結婚的日期，不過，雙方都不想讓媒體參與他們的事情。 對於10月傳出的鄧麗君結婚的消息，媒體進一步了解到那是兩人訂婚的時間，而且據鄧家透露，翌年3月是女兒的婚期。其實婚期訂在1982年5月。

1981年10月28日晚上，鄧麗君與郭孔丞秘密訂婚。訂婚宴會處理得很低調，除雙方家人外，只有何俐俐和趙世光觀禮。那天，郭孔丞在香格里拉酒店日本料理廳備了一張桌子，桌上點有一支紅蠟燭，還置放著一盒玫瑰。宴會上開了瓶香檳慶祝，雙方家庭交換了信物，並積極挑選良辰吉日準備完婚。 鄧麗君與郭孔丞訂婚的事情因為沒有公開宴客，知道的人就很少，但是喜上眉梢的郭孔丞還是把喜訊帶了出去。在訂婚的第二天，郭孔丞喜滋滋地掏錢讓秘書買喜餅，老闆訂婚的消息由此一傳十、十傳百地傳開了。 鄧麗君更成了傳媒追逐的對象。 1982年1月，鄧麗君因父親身體不適，匆匆自新加坡趕回台灣探望父親。面對媒體不停的追問，在台灣鄧麗君親口證實了她與郭孔丞交往的事實：“我和他才認識半年，終身大事不可能決定得那麼匆促，目前我們還在觀察的階段。”一向對“情”事三緘其口的鄧麗君，如若不是情到深處，她是不會公開兩人的關係的。她說，去年中秋節後，她到台北義演，郭孔丞曾到台北探班。 “他在台北的朋友不太多，沒有人陪他，所以我就帶他去四處看看。” 雖然已公開承認彼此男女朋友的關係，但是鄧麗君仍小心翼翼地保護他們之間的感情，她說：“如果他也是藝人，被公諸報章還無所謂。但他是個圈外人，老是被這樣說來說去，很容易引起別人誤會。”

媒體都以“馬來西亞糖王”稱呼郭孔丞，鄧麗君則是“嫁入豪門”，對此，鄧麗君不太喜歡將豪門公子和名歌星連在一起，更不願意將她的婚姻大事與男方顯赫的家世連在一起。她總是說，“他父親是某個財團的股東，他在那個財團上班，根本不是什麼糖王”，“其實我跟他的交情還沒那麼深，怎麼好意思打聽人家的家世？他的事，我也是聽來的” 一連串有關她結婚的消息，鄧麗君通通予以否認。但她並不避談個人婚姻的想法。她說：“談到婚姻，那就不跟交朋友一樣單純了。比如說，我在他心中地位究竟有多重？我想，還是要多研究一下，多了解一些比較好。不過我坦白承認，這個人是我婚姻考慮的對象，因為我覺得他還值得交往，他給我的感覺跟別人不一樣。”

緣去緣空鄧麗君和郭孔丞的婚姻大事已成事實。在歌壇奮鬥十餘年的鄧麗君，極渴望過正常的家庭生活，因此，她個人已將郭孔丞視為自己託以終身的對象。鄧麗君的父親也認定他就是未來的女婿。鄧父中風住院期間，郭孔丞曾特地趕來台灣探望，精心照顧鄧父，讓鄧家對郭孔丞的印象更好。因此，鄧家雙親也很滿意這位準女婿，全力支持女兒嫁給他。郭孔丞的父母也很贊成這件婚事。當時鄧麗君在大陸的聲望居高不下，這讓有心前往大陸開拓市場的郭父對這位可以幫助郭家拓展事業版圖的準媳婦很滿意。而且那時郭母身患癌症，也非常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兒子完成終身大事。 鄧麗君在熱切地期盼那個生命中最輝煌的日子，那時她將在多年漂泊後有一個溫暖的家。

一切應該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然而，婚禮在即將到來時卻沒有舉行，待到婚禮舉行的時候，新娘卻不是鄧麗君。 婚事無法如期進行的原因很早就埋下了，只不過鄧麗君當時沉浸於美好的戀情中並未發覺。鄧麗君在與郭孔丞相識後，贏得美人心的郭孔丞興致勃勃地帶戀人回家拜見長輩。鄧麗君一踏進郭家，郭府從管家、傭人到司機都興奮地圍上來要簽名、拍照，隨和的鄧麗君都一一照辦。誰知郭孔丞的祖母眼見初到家中的鄧麗君居然搶盡風頭，當場面露不悅。郭家是一個保留中國封建傳統習俗很深的舊式華人家庭，相當守舊、向來對藝人有偏見的老祖母對鄧麗君就有些不滿。 鄧麗君在與郭孔丞在積極挑選婚期之際，曾特地回到新加坡與郭家長輩談有關婚禮的細節，不料老祖母卻突然提出富豪宅第無法接受鄧麗君是位拋頭露面的演藝界人士，婚禮如果要順利舉行的話，鄧麗君就必須接受三大條件：一是將過去的歷史交待清楚；二是嫁入郭家之後，立即退出演藝圈；三是斷絕與娛樂圈朋友的來往。

這三大條件對鄧麗君來說，太苛刻了。在她個人的眼中，地位、名利一概都不重要，但不能不工作，況且她覺得太清閒對夫妻間維繫感情也不好。據鄧長禧表示，鄧麗君受中國傳統觀念影響很深，在決定嫁給郭孔丞後，她已決定結婚後就要淡出、甚至可以考慮退出歌壇，因為演藝工作畢竟需要四處奔波，勢必會影響家庭生活。況且她認為結了婚就要生小孩，孩子由媽媽自己照顧比較好，東奔西跑的唱歌生活，就不太合適了。在與郭孔丞訂婚後，鄧麗君曾在香港一場演唱會上告訴歌迷，這可能是她最後一次與大家見面了。這些話中包含著婚後退出的意思。 鄧麗君清楚的知道，家規嚴格的富豪家族沒有得到老祖母的允許是不得擅自結婚的，而且婚禮沒有長輩的同意和祝福還有什麼意義。戀愛中的鄧麗君堅信未婚夫能夠解決一切問題，因為他是那麼鍾愛自己，又那麼有實力和地位。然而，鄧麗君也覺得他們之間一直以來就有一條看不見的鴻溝，一堵無法逾越的高牆。她心中充滿了無力感，對這樁豪門婚姻也感到猶豫退縮。曾經的甜言蜜語和山盟海誓都經受不住世間現實的考驗，尋尋覓覓的結果到頭來還是一場空。在利害關係和人為勢力面前，鄧麗君再次感到了厭倦，她的所愛不過是任人擺佈的棋子，沒有自由和自我的人還值得她眷戀什麼。多少年來，為了一些什麼，她竭力拋開自我，待到她在婚姻中重新找回自我的時候，誰料卻還是一場身不由己的定局。

等了好久終於盼到今天，卻依然是美夢成空。 在經歷了太多的掌聲和鮮花，經歷了太多的黯然和落寞之後，鄧麗君還是渴望有個溫暖的家，有個可以遮風避雨地方，有個可以依賴的寬闊的雙肩。儘管老祖母提出的條件對她是那樣的不公平、那樣的侮辱，面對自己生命中的男人，鄧麗君還是同意了條件中的第一項和第三項：“我同意說明過去的種種，絕不和演藝圈來往，也會完全忘掉過去所交往的男朋友。”鄧麗君近乎徹底放棄了自己，她惟一希望的是：“請讓我繼續唱歌，不能站在舞台上，至少也讓我出唱片；因為一旦進入這個家庭，我就不再是我了。”但是，就連鄧麗君這最低的願望、她最後的一絲幻想，也被郭家老祖母無情地拒絕了。 鄧麗君陷入了層層憂鬱中，無數個日日夜夜，她無言地忍受著。獨自梳理曾經的絲絲柔情和如今的縷縷傷痛、撫慰敏感而脆弱的自尊，一個人默默地承受著這些苦楚。至親好友看在眼裡，疼在心裡，但她卻不願向他們訴說，一任痛苦淹沒自己的心靈。此時的她多麼希望得到郭孔丞的理解和支持，然而，鄧麗君發現他們彼此是那樣的不同。對郭孔丞過去的種種風流韻事，鄧麗君並不在意，她在乎的是今後的真心相愛，過去的就讓它隨風而逝。個性成熟且閱盡人間冷暖的鄧麗君不喜歡和異性交往的時候帶有過於實際的考慮，她看中的是那份感情。郭孔丞在求婚時對她說：“我什麼都會給你，你不要帶任何東西，只要在我身旁。”這些美麗的謊言讓她那麼陶醉。但是，老祖母堅持的“唱歌的女人是卑賤的……”卻毀卻了一段姻緣。這不一定是她的信念，卻一定是她的偏見，以個人的所見度量甚至制約他人，悲劇就發生了。同為女人，只因個人看法和立場的不同就鄙棄拒絕另一方，鄧麗君覺得非常的無助。

緣去緣空當郭家傳出單方面解除婚約的消息時，鄧麗君一直在想如果她不是著名的歌星，那麼她和郭孔丞能否相識、相愛，既然歌星的這一身份反而讓他們的婚姻突起波瀾？也許，開始就是個錯誤，自己的一生的選擇、自己多年的奮斗在別人的眼中不過是一場無謂的努力、一個不必擁有的過程、一個可以輕易否定的人生。 1982年底，鄧麗君和郭孔丞解除婚約。對外界，鄧麗君只能感嘆：“中國人的社會非常封建，沒有經過家長的同意，是不能結婚的，即使只有一人反對，也不能辦成。這好像是家與家結婚，如果家世不合，就很難辦。這種時候，歌星鄧麗君的地位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至於以後的打算，“我很想定下來過家庭生活，但機緣未到，我也不強求。”但是，“我的對像一定要有正當工作，體貼我、有責任感。

” 在與郭孔丞分手後，鄧麗君一直以堅強的面容應對外界的關切，但她卻生活在自我折磨的痛苦日子中。鄧麗君身邊的好友都知道這件事對她的挫傷。她的好友、同樣是知名藝人的張俐敏在美國主持的一個華語節目中，哭述了鄧麗君對郭孔丞的癡情。她說，雖然鄧麗君並未向外界表示過什麼，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她就活在痛苦的日子裡，內心深處一直不快樂。鄧麗君分手後就不再珍惜自己的身體，過著消沉的日子，“她從那個時候起，就對愛情徹底地失望了”。而鄧麗君與郭孔丞熱戀的時候是鄧麗君一生中最幸福、快樂的日子：“我見過他們兩次，那時的小鄧很美，渾身散發著光和熱，後來郭家反對這門親事後，她整個人都變了。” 張俐敏說，當她看到小鄧聰開朗墜入痛苦的深淵後，內心也很難過，很心疼她。 “好幾次我看到她這個消極的樣子，都想勸她算了，男人算什麼，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很好。

”她多想勸鄧麗君不要在躲，也不要逃避，回家去和親人住在一起。再不，也可以和好朋友在一起，不要選擇孤獨、無依的漂泊日子。 後來，鄧麗君和跟法籍男友保羅走在了一起，但張俐敏認為，即使那時，鄧麗君也不曾快樂過。鄧麗君的好友何俐俐也認為，保羅只是一個伴，鄧麗君從未打算與他結婚，她最愛的還是郭孔丞。 “只可惜她太重視自己的表演事業，才和美好的姻緣一再錯過。”何俐俐最怕鄧麗君寂寞，也知道鄧麗君不喜歡一個人孤獨過日子，那一段時間，她就熱心地幫鄧麗君安排過三次相親，對像都是香港知名商界人士。但據何俐俐回憶：“不過對方要求她退出演藝圈，她始終做不到，她太愛這個行業了，所以這幾段姻緣都沒有結果。” 如夢婚約的破滅鄧麗君的內心深處產生了極大的震撼。此後，她在事業上漸趨低調、生活上則行踪神秘，盡量避免與外界接觸。而美食就是她那段時間的人生享受。她經常說的是：“失戀時，我會多吃甜的，好逗自己開心，”“趁這個年紀，多吃點地方，多吃點東西有好處”，她還說：“人生根本是痛苦的，所以要盡量讓自己快樂，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不是我們選擇的，如可以選，我寧願做另一個人。 平凡些、快樂些。 ”1985年她在接受日本《閣樓》雜誌訪問則說：“就這樣便到了30多歲，由於年齡的關係，一下子爆發了，自己喜歡的東西，就想嘗試。不能再要求我做教徒了，我已長大成人，想穿新裝，想與成人打交道，儘管去做，一切都開放了。我也這樣得到自由自在的生活。我已經厭倦自我壓抑，過去總是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總是自討苦吃。現在我要為自己而活，喜歡做什麼就去做。 ……我行我素，我已經30歲了，希望自己具有成熟女性的魅力。 ” 二十來年的歌壇生涯，十多年的情海浮沉，鄧麗君的人生觀也變了，她最想擁有的是自己的生活，一種可以不必計較成敗得失、無需在乎是是非非的生活。 鄧麗君與郭孔丞分手後，還維持了一段短暫的友誼。 1986年，無法結為連理但至少仍為好友的郭孔丞突然宣布結婚喜訊，新娘是銀座“彼羅荷”俱樂部裡一位名叫“咪瑤”的日本酒女。當然，新娘接受了一切嚴苛的條件。 與郭孔丞分手後到他結婚前，一直流傳著他和鄧麗君的分合消息。但鄧麗君從來不承認，因為在她決定斷了就斷了吧，至於傷痕，還是留給自己，最好埋在自己心中。 40歲後，鄧麗君曾向知心好友表白：“我偶爾會想起，當時要是拋開一切結婚的話，該有多好。” 然而，一切都如雲煙。 1983年，娛樂圈又傳出鄧麗君與林子祥的緋聞。林子祥是港台十分受歡迎的情歌歌手，因為他的上唇常留一圈黝黑的小鬍子而被圈內人戲稱為“小鬍子”。這一段時間，鄧麗君與林子祥關係密切。有媒體發現，他們兩人在的士高親熱地跳貼身舞，並被拍下照片；還發現他們登台表演，合唱《無盡的愛》 。事後，當有記者向鄧麗君求證她與林子祥的關係時，鄧麗君眉開眼笑，坦承她對林子祥有好感，是他的忠實歌迷；還說自己與有鬍子的男士特別有緣。不過，鄧麗君無奈地說，林子祥已經是使君有婦，難有進一步發展了。 1986年，鄧麗君的緋聞對像是區丁平。區丁平是鄧麗君的形象指導，也是一位“小鬍子”，常戴著眼鏡，非常瀟灑。鄧長禧曾說他姐姐挑對像沒個準兒，一會兒要戴眼鏡的，一會兒又不要戴眼鏡的，一會兒又要嘴吃四方的，常常搞得家里天下大亂。但鄧麗君認為她與區丁平兩人只為討論形象問題時才走在一起的。 就這樣，1983年之後，整整有7 年的時間鄧麗君沒有談“情”說“愛”，所傳出的只是緋聞並且越來越少。 1990年才鄧麗君在法國認識攝影師保羅後，她的感情之門才又一次打開。 最後的纏綿不管是為成名所累也好，還是命運的作弄也好，鄧麗君在感情上無法細表的是種種的悲哀。 鄧麗君在1990年旅居法國，也就在這時，她那顆漂泊的心靈再度找到了港口。鄧麗君生命中的最後的情人是比她小15歲的法國攝影師史蒂芬·保羅（Steven Peul）。 史蒂芬·保羅，法國人，全名史蒂芬·丹尼爾·拉斐爾·保羅，1995年9月才滿28歲。他是家中獨子，父親名紀勒里，從小居住在法國北部諾曼第省。他原來是搞音樂的，還會作曲，但因為特別喜歡攝影，就到巴黎唐人區當了一名攝影師。他身材瘦高，常將長發在腦後紮成馬尾辮，一副典型的現代青年打扮。 保羅的脾氣很壞，在法國即有“Crazy Uan（瘋子）”之稱。有一次，他因鄰居車子擋住道路，居然拿了一把刀從屋裡跑出來，要找車主算賬。還有一次，他手拿鐵鎚，當街追打隔鄰大廈的管理員。他平時見人不說話，也不打招呼，但他非常不喜歡他人得罪他。 移居法國的鄧麗君希望在異國的土地上由絢爛走向平靜，過著平凡人的生活。因此，她在法國很不原意與當地華人交往，她所交往的朋友都很單純，與她來往最密切的朋友是好友林青霞介紹的經營“新敦煌”酒樓的沈雲。 鄧麗君就在沈雲開的“新敦煌”酒樓認識了保羅。保羅當時住在巴黎唐人區（19號）的一間酒樓上。兩人相識，談得相當投機。不久，因工作需要，鄧麗君就請到了當時的自由攝影師保羅幫忙拍照，兩人因此而結識、相戀。保羅由此而成為鄧麗君的私人助理，負責她的照片與錄影帶的攝製。 旅法期間，鄧麗君一年有長達五個月的時間住在法國。她住在巴黎最昂貴的黃金地段，也是明星富豪出入經常的巴黎第八區。她的豪華公寓在著名的香榭麗劇院對面，面積約110平方米，有四房一廳，時值600法郎。鄧麗君與保羅結識後，無論出現在哪裡就一直由保羅陪伴在身旁。鄧麗君每次外出的時候，保羅不僅同行，而且替她拿登台演出服裝，還幫她搬運化妝箱，有時則充當司機和護花使者。鄧麗君所住的大廈的門衛反映，經常與鄧麗君出入這座大廈的就只有保羅一人。鄧麗君與保羅住在大廈的五樓，而這座價值不菲的豪華住宅在註冊中是鄧麗君與保羅兩人共同擁有的，並且兩人還在法國銀行開了聯名賬戶。 鄧麗君不僅與保羅出雙入對，還經常與喜歡拍海邊景色的保羅一起到法國北部海邊度假，她在蔚藍海岸曾租下一幢別墅與保羅共度那甜蜜溫馨的歡樂時光。 只不過二十三四歲的保羅初識鄧麗君的時候，並不知道她的身份，兩人自然地交往進而擦出感情的火花，也因此，鄧麗君格外珍惜保羅。她曾經告訴好友，之所以選擇與他交往，是因為她以前從來不知道她是大明星，讓她沒有絲毫的心理壓力。鄧麗君貴為亞洲國寶級的歌星，但在相當任性和孩子氣十足的保羅面前，不僅十分照顧他，還總是讓他三分。鄧麗君為了保羅的攝影愛好，曾不惜耗費200多萬元替他添購高級攝影器材。而且鄧麗君還有心栽培他。 不過，保羅對鄧麗君的感情和關心也是不爭的事實。五年來，事無大小，保羅一直守在女友的身邊，對她體貼入微，給她安慰。有一次，鄧麗君和保羅返港時，兩人都坐在頭等艙。鄧麗君口渴要飲料，結果飛機上的侍者沒有聽到，保羅馬上跑到侍者的跟前，大聲訓斥了一番，讓他立刻把鄧麗君所要的飲料送來。不久，鄧麗君上洗手間去了，可是過了一會兒還是不出來，保羅就坐立不安，又過了一會兒，鄧麗君還是沒有出來，左顧右盼的保羅站起來箭一般地衝到洗手間門前，猛力敲門，並用法語問道，“怎麼了？”鄧麗君只不過在裡面化了一下妝，前後不過十幾分鐘的時間，卻引起小男友的緊張不安。鄧麗君出來後，半嗔半嬌地說保羅：“看你，緊張成這個樣子！”後來回頭鄧麗君又告訴友人：“我在廁所裡編辮子久了點，他就這樣窮緊張。”保羅深情一笑，將自己喝了一半的紅酒倒給了女友，鄧麗君則不時地微笑著用手輕撫男友的面頰。這些精彩的鏡頭被記者捕捉到後，報刊雜誌上就滿是他們親密的神態了。 開始的時候，鄧麗君對外界宣稱保羅是自己普通的朋友。 1991年，鄧麗君赴日本表演時，媒體猜測到鄧麗君又有新的戀情。這年8月，鄧麗君參加日本富士電視台節目，日本記者念念不忘地追問鄧麗君在浪漫之都巴黎的浪漫之情。這次，鄧麗君透露說：“我過著有如國際難民般的生活，交往對象會感到疑惑，不過女人不結婚也可以，有一位相愛的專屬男友就很好了。”這段談話被日本媒體視為“戀人宣言”，他們紛紛揣測，當時鄧麗君身邊經常出現的那位法國男孩，應該就是鄧麗君所說的“專屬男友”。 但在這年年底，鄧麗君赴日參加“紅白歌唱大賽”時，再次談到自己的婚姻觀，她明確表示：“完全沒有考慮結婚，也沒有什麼對象，既然已經過了適婚年齡，目前還是努力唱歌才重要。”因此，在鄧麗君看來，男友是男友，結婚則是另一回事。 1992年初，保羅陪著鄧麗君返台過年。這是保羅第一次在台灣公開場合現身。當時媒體只是注意倒保羅身高約一米八，扎辮子、戴耳環，但並沒有特別留意這個人。當鄧麗君出現在“中華電視台”時，保羅手上拎著她的隨身物品和大衣，傳媒發現這個高大的年輕人很像個護花使者。 最後的纏綿1993年，鄧麗君回台的時候，在台中清泉崗舉辦了《永遠的情人》義演晚會。當時保羅依然陪伴在她身邊，亦步亦趨地跟著她。媒體那時已經有些疑心，於是不停地追踪他。他則總是躲躲閃閃，鏡頭一對准他，他就舉手擋住臉。記者問他是不是鄧麗君的男友，他自稱是工作人員。的確，在演出登記上這位長發帥哥是“髮型設計師”。而面對外界好奇的眼光，鄧麗君以一貫不證實也不否認的態度說：“我在各地都有男朋友。” 當對媒體具體談到婚姻時，鄧麗君則說： “婚姻是古時候的人，為爭取自己喜歡的人，就把對方打昏帶回家所發展出的規範，這一種古老的製度並不適合每個現代人。”過去的情傷並不是那麼容易治愈。 1994年6月，鄧麗君到台灣高雄鳳山舉辦義演時，好友林青霞恰好此時傳出婚訊。而鄧麗君談及婚姻時表示： “結婚不考慮了，結婚要負擔的責任比較大，我也過了適婚年齡了。”對於好友的婚姻，她只是淡淡地說：“我祝福她找到終身伴侶，大家命運不一樣，她命好。”至於自己的婚姻大事，她開玩笑地說：“媽媽已經放棄了。” 不過，鄧麗君表示喜歡小孩，她的個人想法是：“如果自己安定下來，領養一個，再如有能力，領養幾個都好。” 對於好友林青霞的婚姻大事，鄧麗君並沒有參加。林青霞在婚禮前三天已經發出“緊急召喚”，可是怎麼也聯絡不上鄧麗君。 鄧麗君與保羅相處，儘管相愛，但他們之間有太大的距離。在經濟上，兩人懸殊太大，年齡上也是，性格上也有許多不同。鄧麗君為人和善溫柔，保羅則有點粗暴，鄧麗君為人豪爽，出手闊綽，但在保羅眼中，則是一種揮霍浪費。有一次，鄧麗君在飯店進餐時因吃得比較開心，就隨手放了200法郎當小費，保羅很看不過去，於是當眾把200法郎換成了20法郎，絲毫不介意人們驚奇的眼光。而在巴黎居住時，鄧麗君每週都要到高級商店購買水果和食品，最常要的是1957年的紅酒，價錢是一瓶需要1500到2000法郎。保羅每次都很心疼。除了性格差異外，由於民族的隔閡，他們之間也經常出現一些尷尬的場面。鄧麗君在與好友相聚暢談的時候，保羅總是沉默無言，呆在一旁，尤其是鄧麗君用廣東話與好友交談時，保羅更是感到無言面對。鄧麗君的名氣給保羅造成了最大的壓力，使他感到非常不安。當保羅和鄧麗君逐漸交往後，他就感受到了鄧麗君的名氣，每次鄧麗君被歌迷包圍，他都顯得手足無措。特別是在有華人的地方，大家將鄧麗君包圍，向她問候，要她唱歌，保羅則是被冷落在一邊。 鄧麗君很清楚自己和保羅之間的問題，因此，在與保羅結婚的問題上，她一直持否定態度。儘管，最後幾年中，鄧麗君外出表演時保羅都是她惟一公開的伴侶。而且在個人生活上，鄧麗君更是與保羅相依相伴。但無論是外界還是好友問及他們的關係時，鄧麗君只是說保羅是她的好朋友。 對於鄧麗君選擇外國人而且不是華人的男士作為交往對象，鄧家人的解釋是，主要是過去感情受過的創傷，鄧麗君覺得與中國以及華人男性交往容易受到傷害。 “與中國男性交往容易受傷害”，這卻是一位飽經滄桑的中國女性的真實感觸。 1995年2月，鄧麗君依例回台灣過年。鄧媽媽卻驚訝地發現，一向注重身體的寶貝女兒，竟然氣喘噴劑不離身。母親知道女兒，多年漂泊，浪跡天涯，心中盛滿了太多的滄桑。鄧媽媽多年來辛苦得非常充實，惟一放不下的就是心愛的小女兒。鄧麗君知道母親的苦心，她說可能是1994年在日本仙台演出後感冒未癒，回到香港赤柱的家里後又恰巧碰上停電，家中也沒有空調，而房子又比較靠海，很潮濕，因此聞了幾天霉味，身體就不大舒服了。家人很擔心鄧麗君的健康，一方面為她打探醫生，另一方面聽說氣喘病患者最好住在比較乾燥的地區，台灣和香港都不適宜，大家都建議她早點回法國。原本對氣喘不太在乎的鄧麗君，為了不讓家人操心，也答應盡快回法國。但是，這次在台灣的時候，就盛傳鄧麗君身體不好，感冒未癒的她又演變為氣管炎，並且有好多天都待在飯店房間裡打點滴養病。對於結婚之事，媒體不放過任何機會，一直打聽。鄧麗君則一概以“沒有啊”、“怎麼會呢”、“結婚這事我早就斷念了”作為答复，並笑問記者：“我男朋友是哪一個呀？” 鄧麗君和保羅的“姐弟戀”雖然長達五年，但鄧麗君始終極其低調地處理這段感情，直到過世前，鄧麗君從未承認過男友保羅的存在，更不用說談及婚姻大事。 在回法國前，鄧麗君先去了泰國清邁。 1995年4月，鄧麗君到清邁，原本打算5月返回法國，不料5月日突然氣喘病發辭世。 鄧麗君逝世後，保羅極為痛苦，一方面是遭受失去愛人的沉重打擊，另一方面又要蒙受許多不白之冤而不被世人理解。鄧家人對保羅在鄧麗君病發時不在她的身邊而極為不滿；許多報刊雜誌都是有關他的負面報導，媒體攻擊保羅對鄧麗君的感情，甚至懷疑他與鄧麗君的愛情，有些報章故意用一些含糊不清的表述方式來貶低他對鄧麗君的感情；諸多歌迷對保羅很有看法，有些男歌迷還咬牙切齒地說，鄧麗君的死，保羅應該負全部責任，甚至還傳出，歌迷中有人想通過黑社會勢力報復保羅。 最後的纏綿在鄧麗君過世後，保羅只是驚鴻一瞥地在靈堂前出現，隨即就因媒體的重重包圍而匆匆離去。那天，在靈堂關閉的最後一刻，保羅身穿一襲黑色襯衫長褲和米白西裝，戴著墨鏡，面容憔悴，臉色蒼白，帶著數百朵鮮紅鮮紅的玫瑰。在鄧麗君生前好友張玉玲的陪同下，出現了。原本已經平靜下來的靈堂頓時又沸騰起來。記者們互相擁擠，紛紛拍照。保羅則被圍了個水洩不通，被追問個不停，他自己則一言不發。 保羅默默地走到鄧麗君靈前，臉上的兩行清淚，道盡了他的哀心。他從衣袋裡掏出了兩封信，信封用法文書寫，一封上寫著“給我的最愛，永遠的遺憾，史蒂芬·保羅”，另一封上則寫著“麗君我的愛，你的離去，是我今生最大的遺憾”。他在靈堂前雙手合十，默默地哀悼了一會兒，又點燃了兩盞精緻的小蠟燭，並在鄧麗君的遺囑前，輕輕放下一串粉紅色珍珠項鍊。項鍊的墜子，是白玉的十字架。 保羅悄悄而來，旋即悄悄而走，帶來的是一份傷情的哀思，帶走的是一生最大的遺憾。 最愛的人逝世以後，保羅每天生活在回憶中。在香港，他不是躲在赤柱舊居里避不見人，就是開車到自己曾經和鄧麗君留下足蹟的地方追憶感懷，甚至是呆在海邊，一坐就是一整天。甜蜜而憂傷的回憶充溢在他的心間。 鄧麗君的去世給保羅帶來的壓力極為巨大，鄧家人的冷漠，歌迷們的怨恨，輿論界的詆毀，這位不足30歲的青年全部承受了下來了，他沉默著、忍受著，等待著他心愛的人永遠安息。 在鄧麗君逝世一年後，從不接受媒體採訪的保羅，意外地接受了香港“亞視”專訪，並親自上電視自曝與鄧麗君相識相戀的種種。他說，他們之間是真正的愛情故事。他愛鄧麗君那顆善良的心，她的溫柔和愛心。或許是未能在愛人病發時陪伴在身旁，以致她延誤急救的遺憾深深烙在心坎，保羅在訪問中一再強調，五年來他和鄧麗君是形影不離、時刻相對。談到鄧麗君過世後的心情，他說：“自從她去世，每回聽到她的歌聲我都想哭，這一年裡，我掙扎得好辛苦，我承認我在逃避現實，所以只能把自己鎖在屋子裡。除了這樣，我不知道可以做什麼。”問及他對未來的打算，他神情木然地表示“需要時間平復”，並且對未來也沒有任何計劃。至於是否去祭拜女友，保羅毫不猶豫地表示會去，“但不會在她的忌日，我會選擇一些沒人留意的時間去，我對她的感情毋須別人的見證。” 1995年後有整整的三年時間，保羅渾渾噩噩地住在香港赤柱別墅裡。他的種種狀況，鄧麗君的家人慢慢也理解了，他們希望他早點找個工作，也曾經好幾次勸他過去的就過去了，更是催促他回法國過正常的日子，直到1998年保羅才決定返國。 魂斷清邁泰國的五月是旅遊的旺季，這裡溫和而濕熱，實在不是觀光療養的好去處，但卻一向是世界各地人士所喜愛的度假勝地。清邁是泰國的一個小城市，這里風光秀麗，景色宜人，儘管沒有曼谷的繁華，沒有巴提雅島的清幽，卻有濃濃的民族風情和迷人的異域風光。 鄧麗君對這裡情有獨鍾，她先後3次到過清邁，每次都住在同一家名叫“湄濱（Mae Ping）”的酒店裡。 湄濱酒店地處清邁一條繁華的街道上。平時，這條路車水馬龍，街道兩旁大多是一些低矮的房子，這裡既有大商場，也有小販沿街擺攤。鄧麗君每到清邁，都喜歡在這條街上買水果，吃她特別中意的排骨湯麵。 鄧麗君曾經3次到清邁，每次都住在湄濱酒店，第一次是1994年的12月，住的是一般的套房，第二次是1995年2月5日，住到了3月中旬便退房，第三次是4月2日，住在15樓的“王子套房”，一住就是36天，最終卻魂歸此處。 然而，鄧麗君每次來到湄濱酒店，每次住不了幾天就生病。 1994年12月，第一次到來，鄧麗君住了幾天就不舒服，一整天都在流鼻涕，患了嚴重的感冒，結果在醫院住了一個晚上，接受醫生的治療。但是，鄧麗君從醫院回到酒店，身體狀況還是不好，感冒又患了兩次，不過她沒有再去醫院，她請了醫師到酒店來為她診斷，醫師替她配藥服用後，她很快恢復正常。 1995年2月5日，鄧麗君第二次到清邁，住進這家酒店後，同樣感到身體不舒服，她再度把醫師請到酒店來。湄濱酒店的經理反映，酒店人員只知道鄧麗君的健康狀況很差，並不了解她患了什麼病，後來聽說她的呼吸器官不好。 4月2日第三次住進酒店，鄧麗君的氣色讓服務人員感覺她較前兩次更差，幸好精神還不錯，見到人總是笑臉相迎，非常客氣和人聊幾句，酒店服務人員都覺得她是沒有架子的名藝人。 鄧麗君和保羅到達清邁後，住進了湄濱酒店的貴賓套房，而她前兩次來清邁都住在普通套房裡。離開台灣的時候，家人就對她的身體狀況極為擔心。為了怕媽媽擔心她的健康，鄧麗君在5月5日打電話回家，問候母親及家人。在電話裡，鄧麗君表示雖然在泰國哮喘病時有發作，但健康還是沒有大問題。家人聞知，甚為擔憂，特地提醒她一定要注意身體保健，沒想到隔了三天，鄧麗君就因氣喘發作而過世。 1995年5月8日下午4時左右，泰國清邁湄濱酒店，鄧麗君下榻的1502房間，傳出重重的敲門聲。湄賓酒店的服務員聞聲後立即前往鄧麗君住宿的房間察看。服務員看到Miss Deng趴在門口地上，幾乎喘不過氣來，他們發覺事態不對。據說，鄧麗君以前在該酒店，曾多次為她服務的侍者們對她的病情有所了解，因此眾人七手八腳地把鄧麗君移到酒店咖啡座急救，飯店服務生用力為鄧麗君錘胸、按摩，並拿出她自備放在服務台的急救器材急救，但是她的氣喘並未減輕。女服務生則把手伸進鄧麗君嘴裡，免得她咬住自己的舌頭。他們隨即火速把鄧麗君送往醫院。 在離開酒店、送往醫院途中，鄧麗君氣喘加劇，前往護送的酒店侍者清楚地記得鄧麗君生命的最後一刻，她喘的越來越厲害，撫著胸口，一直呼喊著母親。 5時30分左右，鄧麗君被送往清邁蘭姆醫院急診室，她曾兩次在這裡治療過哮喘病，值班的蘇密醫生以前也救治過鄧麗君，對她的病情比較清楚。據院方表示，鄧麗君當時的神智已經不甚清楚，尤其抵達醫院時，已經出現臉色發青，心跳、脈搏中止，瞳孔放大的病危跡象，因此雖然清邁藍姆醫院的急救醫師實施了強心針、電擊等緊急搶救措施，急救了一個多小時，效果甚微，最後也只能宣告急救無效。據蘇密醫生介紹，鄧麗君於1994年12月30日曾發病，同樣是非常緊急，好在回天有力。他說，這一次鄧麗君被送到醫院時已經出現病危跡象，她是在路上撒手人世的。在1995年5月8日17時30分，一代巨星鄧麗君就此與家人與全世界廣大歌迷永遠告別。 5月8日晚上11點多，鄧麗君的死訊傳到台北家中，這天也正是鄧麗君父親的祭日。那天，保羅掛了緊急越洋電話到台灣，鄧麗君的三嫂接到了電話，在電話中保羅慌張地說“Something happen”。等鄧長禧回家後，急忙回電，保羅告訴他“She is gone, no more Teresa”。鄧家都不敢相信這個消息，倒真希望又像從前一樣，是媒體“開玩笑”。由於鄧麗君病發時氣喘藥沒帶在身邊，鄧麗君的三哥鄧長富很惱火，對保羅很不諒解，總覺得他沒有將妹妹照顧好。然而現實是殘酷的。於是鄧麗君的弟弟鄧長禧與幾位親友立刻搭乘泰航633班機抵港，再由香港飛往泰國清邁。 他們於泰國時間10日晚上11：05分抵達清邁，剛下飛機，便有人接他們立刻驅車前往蘭姆醫院。院方工作人員安排他們進入醫院後座，裡面有一間房，已擺設了一個簡單的靈堂，這位國際巨星在醫院的靈堂，也僅僅是簡單地放著有幾個花牌，一個寫著“永懷才藝”，一個寫“巨星隕落”，一個是“南天星隕”，分別是由于倩以及台灣新聞局長致送的，中間則懸著“音容宛在”的花牌。並設置了簡易的佛壇，有法師為鄧麗君誦經並辦理法事。 鄧長禧等數人先在靈堂拜訪的三層佛壇前上香，虔誠的向佛像鞠躬三拜，然後再進入右側冷凍室內探視鄧麗君。鄧麗君身著粉紅色睡衣，面容安詳。室內則響起頌經聲。此時不時有哭泣聲傳出。半小時後，鄧長禧在友人陪同下走出來，他神情悲愴，不願講什麼。之後塔車前往湄濱酒店。 魂斷清邁在泰國的新聞發布會上，鄧家表示要把鄧麗君運回台北，不作解剖，而根據泰國的法律規定，死者遺體若運出泰國，必先獲泰方發給的死亡證明書和完成遺體防腐程序，再經駐泰代表處驗證。由於鄧麗君的特殊地位，泰國當局並未完全按規定要求限制鄧家，而是簡單由泰國高僧舉辦法會後，就發還鄧家以不經解剖的遺體。鄧麗君的遺體終被安放在白色泰式棺木里，以五公斤的干冰冷凍防腐，棺木蓋好後便用紙皮封好，再用白布包裹。在棺木運上靈車時，家人在棺木旁一邊走，一邊手持一隻香，口中念著經，要帶鄧麗君的亡魂返家。 自5月8日在泰國清邁猝逝後，經折騰多日，鄧麗君的遺體終在台北時間11日晚間10時30分，經曼谷運返台北桃園中正機場。 終於回到家了。 麗君歌聲長留人間。 君魂來兮永埋故土。 泰航633客機停在二號機坪，薄薄的棺木慢慢由機艙口吊下來，觸地的一剎那，鄧長禧低喊：“姐姐，到家啦！”眼淚再也忍不住了。 為了對這位國寶級藝人致最後的尊崇，台灣方面一切手續從簡，並在機場進口倉庫佈置了簡單的靈堂，鮮花、素果，中央放著一幅麗君生前最喜愛的照片，侄女們手執數束百合花，朋友捧著一盆玉蘭花，哭紅了雙眼。現場除了鄧家親屬、悲傷的歌迷以及台灣官員外，還有華視總經理張家驥，日本金牛宮長篇公司社長、副社長，以及海內外媒體記者超過數百人，一起參加了“迎靈儀式”，在現場見證這位曠世巨星的最後一段人生路。鄧麗君的侄女，手持姑姑的照片與引魂香，引領鄧的亡魂到殯儀館，一路哭著：“姑姑，你回來了，你到家了！”鄧麗君的遺體在第一時間由靈車轉送到台北第一殯儀館。 鄧麗君的母親在聽到愛女的噩耗後，一連幾天食不下嚥、寢不安寧，兩眼哭得紅腫，神色也見蒼白，而且一直沉默不語。而當提到鄧麗君遺體要土葬或火葬時，她卻相當激動地哭著說：“不要火葬，我女兒辛苦了一輩子，不能就這樣把她燒掉。” 鄧麗君回家了，可惜已是天人永隔，遺留下來她摯愛的母親、親愛的家人，大陸、港台，以至全球華人歌迷只能在她溫柔婉約、深情無限的歌聲裡，去悼念這一代歌后——永遠的鄧麗君。 5月14日是母親節，也是鄧麗君的“頭七”祭日。然而今日的母親節是鄧麗君給母親的一個難忘的回憶，鄧媽媽要為她共度“頭七”。 清晨8點，鄧媽媽在家人的陪伴下首次出現在愛女的靈堂上，她要陪伴麗君共同參與“頭七”的佛法儀式。 儀式在9點半開始，這時鄧媽媽與鄧麗君的阿姨端坐在靈堂前的側旁，而鄧麗君的哥哥弟弟們都站在靈堂前，由數十位慈濟功德會的義工帶引下，共同頌讀阿彌陀經，後再由義工繼續唱出4首佛歌，整個儀式約進行半個小時。 其後鄧麗君的長兄長安拿著一封信，在令堂前燒給妹妹，這封信是鄧媽媽寫給愛女的，表白她對愛女的情切與哀痛，願女兒早日安息的一番心底話，之後鄧麗君的家人在靈堂前拜訪12碗齋菜、1飯、1湯共麗君享用。 雖然這是鄧媽媽首次到靈堂上“探望”女兒，其表現比預期鎮定，不過從鄧媽媽木訥的表情中已知她是多麼無奈、不忍，加上連日來受喪女之痛的影響身體相當疲乏。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