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總理疲憊已極的樣子，我們這些秘書都心痛。可有時掂掂手中的文件又感覺為難，那邊都等著回話呢！即便可以拖一天，可明天還有明天的事，說不定比今天還要忙啊……總理疲勞過度的最嚴重表現，就是鼻子裡突然地流出血來。淡紅色的血液有時滴在文件上，用棉球擦不及，堵不贏。這時，我們會不由分說奪下他手中的筆，配合衛士把他拉到沙發那裡坐下，仰靠沙發，用涼水浸過的毛巾覆蓋在他前額和鼻樑上。我多次見總理勞累過度大流鼻血。為中國向蘇聯爭取156項援建項目，為抗美援朝，為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為擺脫三年困難，恢復國民經濟的發展，為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成功，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為減少損失，保護幹部，維持黨和國家各方面工作的繼續運轉，苦撐危局，都曾大量流血。那場面令多少人心碎神傷，熱淚哽咽！
每次總理累得流鼻血時，我們只能默默地幫他用冷毛巾敷額，找棉球止血，卻不能強迫他去休息，那樣只會讓他著急生氣，反而流血更多。這是有教訓的。我永遠忘不了抗美援朝時發生的那次流鼻血。
那是抗美援朝打得最殘酷的階段，美國飛機狂轟濫炸，給我們的運輸造成極大困難，加上放毒氣，撤細菌，無所不用其極。總理連續工作，三天三夜沒合眼，那天夜裡連續兩次流鼻血。第二次流鼻血時；斜靠在沙發上，敷了冷毛巾，堵了棉球，血仍然止不住，滲出棉球繼續往下淌。我們又痛又急，再三勸說他去休息，就是勸不動。他堅持要等前線的一個特急電報。
我見總理臉色灰白，呼吸問，不但有血水悄悄流出；而且還有無數纖小的血粒隨著出氣成星狀地濺灑在鼻孔下方的各個部位。我心痛得受不了，再次過去勸說：
“總理，你必須休息了！”
“不行，這個電報很重要，我必須等。”
“我得為你負責。”我招呼衛士，“來，扶總理回去休息。”
我扶住總理肩膀，想強迫他去睡一會兒，可是，總理忽然發火了：“胡鬧台！你怎麼就想不到要為我們的志願軍戰士負責？”
我被嚇退一步，看到總理網滿紅絲的，眼睛惱火地盯緊我，由於生氣動怒，鼻血淌得更厲害了。
“總理！”我叫了一聲，我哭了，“你，你別生氣啊……”
總理下意識地擦一下流到唇際的鼻血，皺著眉頭，放緩一些聲音；“我可能嚴厲了一些。可你想過沒有？我們有4萬志願軍戰士在朝鮮前線流血犧牲，我流這點鼻血又算得了什麼？我現在去休息，耽誤了電報，對得起志願軍戰士嗎？”
“總理，我錯了，我考慮不周。”我流著淚說，上前替總理換棉球止血，“你別生氣了，不然血流得更厲害，你不要說話了……”
總理一直堅持在辦公室，直至收到前方來電，又口授了復電內容，簽發了復電，然後才服藥休息。那以後，再逢總理累得流鼻血，我們決不敢強迫他去休息，只能忍著心疼相機勸說幾句。總理根據情況，有時不聽勸，鼻血稍止便又起身繼續工作；有時情況不那麼急，沒有重要的事非辦不可，他就听大家的勸，隨手抱幾份文件，走進他的臥室。
總理無論怎樣疲憊不堪，上床後必要辦一會兒公，否則無法入睡。就像有些人上床後不看一會兒閒書就難以入睡一樣，已經養成習慣。所以，這個臥室可以算作總理的第辦公室。
總理的床頭也是三件“寶”：紅藍鉛筆，老花鏡和清涼油。如果總理主動停止辦公睡覺，那就會心裡有事，難入睡，睡著也不踏實。他經常是看啊看，眼睛困得睜不開了，就抹清涼油，繼續看，直到“失去知覺”，也就是在無意中自然入睡為止。
值班衛士隨時注意著臥室內的動靜，一旦總理入睡了，便輕手輕腳進去，將燈熄滅，再輕手輕腳出來，關嚴門，小聲對值班的秘書們說：“回去吧，總理睡了。”
當然，有時總理是自己關燈睡覺，這是主動有意地要睡覺，一般是沒什麼放不下的事情了，或者是頭痛得無法看東西了。總理用腦過度的痛苦之狀我們都見過，微蹙眉頭，不敢睜大眼；這時他要服安眠藥，並由護士人員幫忙作些頭部按摩，促進血液循環。
總理主動熄燈睡覺，常發生睡不踏實的情況。一見他關燈，值班秘書就可以走了。
可是工夫不大，總理“第四辦公室”的燈又亮起來，這是他又想起了什麼事，叫衛士再把秘書找來，或詢問，或交待一件事，或對某項工作作出指示。
這種情況經常發生。總理見秘書跑來跑去，心裡不安，就說：“唉，真麻煩你們了。
還是給你們寢室安部電話吧。 ”
於是，值班秘書的床頭就安了一部紅機子。總理床頭也裝一部紅機子，這部紅機子沒有撥號也沒有鈴，拿起話筒就可以讓總機找人，可以打出去，外面打不進來，因為不響鈴。怕響鈴驚擾住隔壁的鄧大姐。
有了電話，我們就可以少跑許多腿。有些事，在電話裡就可以說了，回答總理的詢問或接受某項指示，而不必再從寢室跑到總理的“第四辦公室”。
我們有時開玩笑，西花廳是電鈴的世界。總理的4個辦公室都裝有按鈴，從廁所衛生間到餐廳到辦公室到臥室，隨時按響鈴召喚秘書。
辦公條件都是逐步提高。比如總理的“第四辦公室”，開始條件簡陋，總理抱著文件上床，在身邊一放，就將背靠在了床頭上。他批閱文件時，就將兩腿弓起來，文件放在腿上，邊看邊批示。這樣是很累人的，而且文件放在腿上，寫字不易寫好，還吃力。
衛士見了這種情況，就幫忙找來一個硬紙板，讓總理墊在腿上。
這樣寫字方便些，但人仍然很累。鄧大姐見了，心有不忍，動了動腦子，把木工請來，親自講了設想。木工就按大姐的設想做了一張小桌子，帶傾斜面，剛好能卡在床上。
這樣，總理辦公就可以減輕些勞累。
這張小桌，平時只放三樣東西：紅藍鉛筆、老花鏡和清涼油。 60年代，總理勞累過度患了心髒病，小桌上便又加了一瓶預防心髒病淬然發作進行救急的藥品硝酸甘油。現在，這張傾斜的小桌子就陳列在中國革命博物館中。
總理在“第四辦公室”裡的辦公，經常是處於強撐、苦撐的狀態。有幾個場面給我留下印像很深。
一次是在困難時期，由於中央領導都堅持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標準，總理那麼大工作量，怎麼受得了？他身體素質明顯下降，瘦得眼窩都凹了進去，並且患了病。
那天，總理連續工作17小時後，從“第三辦公室”轉入了“第四辦公室”，身子靠在床頭，毫無休息的意思。大家勸幾次不起作用，見保健護士鄭淑雲給總理送藥，就請小鄭幫忙勸勸。
鄭淑雲15歲參軍，18歲進中南海，長期在總理身邊服務，是很有感情的。總理晚年曾深情地對鄭淑雲說：“我從你黃毛丫頭，看到你白毛丫頭……時間不饒人啊！”
鄭淑雲勸總理是有辦法的。 50年代中美華沙會談期間，有次總理一連工作22小時，仍然坐在“第三辦公室”不肯轉“第四辦公室”，當然也就更談不上休息。鄧大姐已經按響過4次電鈴，就是催問總理休息沒有？活動了一下沒有？我們勸不動總理，就由小鄭去勸。
鄭淑雲勸總理另有一招，用老百姓開玩笑的話講，叫“耍賴皮”。勸總理幾句，總理不應聲，鄭淑雲索性站在辦公桌前不走了。總理不動，她也不動，她相信總理不能看著她這樣永遠“罰站“。
果然，時間一久，總理從文件堆裡抬起頭：“啊，還沒走？
鄭淑雲站著不動，說：“你不睡，總得活動一下啊，你不活動我就完不成任務；總理不完成任務不睡，我完不成任務也不能走啊。”
“啊，好，好，我動，我活動。”總理站了3次才站起身，兩手抖個不止，鄭淑雲眼裡一下子含了淚，這全是累的啊！總理就在她的“監督”下，繞辦公桌走幾圈，喝口濃茶水就又坐下了……這一次又是由鄭淑雲“勸駕”，讓總理早些休息。她進入“第4辦公室”時，見總理在床頭墊個枕頭，靠在上面，戴著他那副老花鏡，正在算賬；床上到處是寫滿算式和數字的稿紙。小鄭同我們一樣，對於總理的“事必躬親”，又受感動，又有一些看法。
這看法曾由鄧大姐說出口，那是當我們眾人面說給總理聽的：“有些事別人能做的就請別人幫助做一些，不要事事自己動手才放心。”
於是，鄭淑雲照大姐的口氣脫口而出：“總理，像這些具體的：技術性工作，你不好讓別的同志幫你做一下嗎？”
類似的話，我和其他秘書也講過，前面的文章寫到過，總理是發了脾氣的。這一次對小鄭也不例外。總理從老花鏡的鏡框上邊看一眼鄭淑雲，不理睬，繼續算自己的賬，總理有時就是這樣來表達心中的不滿。
鄭淑雲明白，有了這種像孩子賭氣一樣的表現，肯定是藥也不會吃了。她還是老辦法，在床前一站，等著吧！這次“罰站”的時間可真不短，總理直到算完一組數字，才放筆，摘下老花鏡，揉揉疲勞的眼睛，緩緩扭頭望住鄭淑雲，一臉嚴肅：“你說這是具體的技術性工作，你這麼看對嗎？關係到億萬人民的吃飯問題，只是具體的技術性工作？
民以食為天，我不親自算一算怎麼能知道底細呢？國家遇到困難，不是糧食多得吃不了，我算準確些就可以少一些人挨餓，作為一國總理這不是起碼應該做到的嗎？ ”
總理停了停，抓起那一堆堆的算式紙和有關文件、資料，在手中掂掂分量，沉甸甸地說：“你看看，你看看這些，從城市到農村，男女老少的定量。還包括半勞力，各地區都有差異，我不親自算算怎麼能心中有底？怎麼會發現問題，糾正這裡的失誤？人命關天，非常時期，作為總理必須讓全國人民都渡過這一難關，這是小事嗎？只是技術性工作嗎？”
總理講到這裡，已是淚花迷離，像是看到了一股股飢餓的盲流正在全國流動，尋找一切可吃的東西，以維持那堅信還有美好明天的生命。
“前一段我們工作沒做好，人民遭了難，現在我們不能再出漏洞。我們共產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人民，有時難免好心辦了錯事，但為人民服務這顆心可是決不能少了絲毫。你懂這個道理，就能理解我的工作了。”
“總理……”鄭淑雲叫了一聲，再也說不出第二句，淚水一下子滾落下來。這就是人民的總理啊！她哭著用力點點頭。
“好了，你去吧。”總理把藥喝掉，又戴上花鏡抓起了筆：“我現在還不能休息。”
這一夜，總理又沒睡。天亮後，隨著清嗓聲和電鈴聲，總理從“第四辦公室”進了“第一辦公室”，向聚集來的秘書們髮指示，批閱秘書們呈遞的急電急件……新的一天新的工作就這樣又開始了。
在總理的“第四辦公室”還有一件事留給我極深印象。那是1966年，李宗仁先生從國外回來的時候。
那天，總理已是連續工作了60多小時，眼睛充血厲害，痛得再也無法看東西，不得不從“第三辦公室”轉入“第四辦公室”。但他還是無法入睡。事情太多，他堅持“事必躬親”，躺靠在床頭上，閉了眼，仍然無法省心，叫我們秘書來談工作。
醫生來給他治療，他放不下工作；連護士給他打針這點時間，他也不肯放過，吩咐張作文同志：“張秘書，李宗仁先生的講話稿你給我念吧，要念仔細，不要錯漏字。”
“總理，先把針打完……”
“念吧，這不影響打針。”總理用疲憊低沉的聲音吩咐。為了不讓總理著急，秘書張作文只好馬上念。
這是李先生在為歡迎他舉行的宴會上的一個講話稿，張作文念得仔細緩慢，竭力咬清每一個字。我在一旁聽著張秘書一個字一個字往出吐，看著護士手中的針藥一點一點注入總理虛弱的體內，淚水忍不住一滴一滴順了臉頰淌落在衣襟上……總理的生命就是在這樣的勞作中漸漸耗盡的。
與總理的這四個辦公室相比，他的“第五辦公室”可就是廣袤萬里的大氣勢了。天上地下，山頭海邊；農村、廠礦、機關、學校、街道、商場，無處不是他的辦公室。
話講到這裡，一般人都不難理解其中的含義了。總理一生，不允許一分一秒有虛度，要求我們秘書敢於並善於“見縫插針”。無論何時何地，抓住總理一點空閒，哪伯只是分秒之間，也要插根“針”。
這根“針”就是匯報條。
所謂匯報條，就是一張紙，將我們要呈報的事情或問題寫在紙上，有點空就隨時可以交總理看。總理看完作批示，如果反映的問題重要，還要轉呈主席看。這匯報條的分量就確實夠重了。
所以，匯報條要求我們要用深色墨水，不許用淺色；字要寫大些，不許草，也不能太小，怕主席看著費力。內容要簡明扼要，有骨頭有肉。所謂骨頭，就是事實；所謂肉，就是我們在調查了解中所形成的看法和意見。
匯報條不好寫；有用的話一句不能少，沒用的話一句不能多，而且要盡量讓自己站在總理的角度考慮哪些內容有用，哪些沒用。楊純雖然是女同志，但她早就擔任了地委書記，有很強的工作能力。就是這樣的同志，調來總理身邊當秘書，負責農業方面，她第一次寫匯報條，就寫了12次，後來還是在老秘書許明同志的幫助下才完成。
地委書記本身就配有秘書，還能不如秘書水平高？不要忘了，這是總理秘書，凡事要站在總理的角度去思考問題，這就是能當好地委書記未必能當好秘書的原因之一。
“事必躬親”，這只是總理的願望和追求，實際上不可能做到。所以我們這些秘書經常要代替總理去參加國務院各部委的會議。在會上只能帶耳朵和眼睛，只能動手記不能張嘴講，亂發議論是絕對不允許的。聽了看了記下了，回來就寫匯報條，見縫插針，報給總理，總理批示後，就可以向各部委負責人張嘴講話，發布指示了。
在飛機上，在輪船裡；在火車和汽車上；在轟響的廠礦，在書聲朗朗的院校，在田間地頭，在沸騰的水庫工地，總理都曾批閱過匯報條。這個匯報條也不斷“完善”，開始只是一張紙，後來統一規格，變成專門印好的紙；抬頭印有“每日匯報”4個字，下邊一分為二，一半是寫匯報內容，一半是空白，留給總理寫批示。
我們每次外出參加會，回來必寫匯報條，開門見山，不容一句套話。比如：今日某某部部長會議議了幾個問題，1、2、3、4、5，不滿一頁紙，必須全寫清。
匯報條內容廣博繁雜，上至天文地理，下到雞毛蒜皮。比如秘書趙茂峰，至今保留著總理圈閱過的一張“小”匯報條：
“總理：
首先謝謝總理對我家裡的關懷。今晚接家信稱：這次地震，我家裡的房屋都倒塌了，由於救得快，人沒有發生大的事故，特此報告。並再次感謝總理的關懷。
趙茂峰”
就這樣一個匯報條，總理去邢台地震災區視察慰問時，專門接見了趙秘書的父母和伯父母。
遞匯報條，有時還需要有簡單的口頭匯報，回答總理的提問，特別是大事件和絕密事件。記得有次乘汽車，我見縫插針遞上匯報條。總理一看，先伸手按下起動電鈕，玻璃隔斷升上來，將前後座位隔開後，總理才提出問題，聽取匯報。有時，他向我們交待毛主席交辦的絕密事件，也要先將玻璃隔斷升上來，然後再開口。
當然，匯報條並非只能在“第五辦公室”見縫插針地呈送總理；在西花廳他的“四個辦公室”裡，我們也可按正常工作程序呈遞，而且這樣呈遞的匯報條也是大量的。不過，由於匯報條可以在“第五辦公室”的廣闊天地裡隨報隨批，確實提高了辦事效率，使總理在有限的生命裡，為中國人民多辦了許多許多事。
記得“文革”期間，宣統皇帝溥儀病逝了。趙秘書得知這一消息後，當即寫了匯報條呈送總理。
總理在“文革”中有多忙，無須我再多講，公佈於世的大量文章已使人們有所了解，以致於工作人員寫了那篇著名於世的請求總理注意休息的大字報。我這裡只舉兩個小例子，就可以使人們更深切地體會到總理在“文革”中有多忙。
我跟隨總理幾十年，聽慣了他的一句口頭禪：“你們不要怕我忙麼，我不怕忙你們怕什麼？我能忙過來。”
我曾目睹周恩來連續工作一星期，只休息了13小時。這是當時的總理衛士長成元功同志一分一秒計算出來的，從總理上床計時，到起床止，不論是否睡著，累計躺下休息小時。就這樣的勞作，總理仍是笑著說：“不要緊，我能忙過來。”他出訪亞非十四國時，我們一分一秒算計，他平均每天睡眠只有2小時，卻仍然精神抖擻地說：“我可以，我不怕忙。”
這樣超人的精力和忘我的精神，“文革”中卻自己承認忙垮了。
我清楚地記得，總理曾當我們好幾個人的面，說過兩句至今想起仍然止不住想落淚的話。
“文革”中總理忙得經常是邊走路邊吃點東西當飯。他來去匆匆地走過西花廳院子時，總是見到花工老周剪果樹、鏟雜草、修花壇，忙個不停。有一次，總理驀地停下步，不再咬手中那作為午餐的半片麵包，默默注視花工老周。老周直起腰，抹把汗，問：
“總理有事嗎？”
總理搖搖頭，不無傷感地嘆了口氣：“唉，咱們西花廳就是我們兩個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不久，曾經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喬金旺同志又調回總理身邊。見面時，一臉病容，憔悴不堪的總理，用顫抖的聲音說：“老喬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我們從沒見過總理說這樣傷心悲哀的話，真受不了啊，當時大家都哭了。
我常在報刊文章裡看到“百忙之中”這個詞，那是被人用濫了。有幾個是真正的百忙之中？有哪個能像總理那樣百忙、千忙、萬忙？
就在這百忙之中，我們還要用匯報條見縫插針地填滿總理那一分一秒的“空閒”時間；我們不忍心這樣做，又不得不這樣做。
記得趙秘書將溥儀病逝的匯報條呈送總理時，總理正忙得一次又一次用清涼油揉太陽穴。他看到這張匯報條，稍稍一怔，馬上難過地蹙緊眉頭。他對這位末代皇帝溥儀始終是關心的，同溥儀和溥儀的弟弟溥杰都有多次的見面和交往，建立了感情。他在年曾經請愛新覺羅一大家人在中南海包餃子共渡除夕，彷彿那情景還在面前一樣。
總理放下手頭的工作，專門為溥儀的病逝作了指示，要求統戰部擬定一個具體的治喪辦法，並把結果報告給他。
中國末代皇帝溥儀及其一家人的命運，同十月革命時俄國沙皇一家人的命運是截然不同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們在處理這件事上也表現了“中國特色”；體現了毛澤東思想的特色和中國文化的特色。這種特色與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性一樣頑強，巨大，執著，即便在“文革”那樣天下大亂，無所不偏無所不激的形勢下，這種特色依然鮮明地保持並表現出來。
溥儀的喪事，是在總理的直接關心下辦理的。在當時條件所能允許的範圍內，儘早盡快盡好地處理了這件具有政治影響和歷史影響的事情。
總理的“第六辦公室”，只是為了介紹得方便，我自己按敘述順序這樣叫一下罷了。
此前沒人這樣叫過。
這是與前面介紹的五個“辦公室”含義完全不同的“總理辦公室”，是指一級組織機構，屬國務院編制，就像現在人們常提到的“鄧辦”、“陳辦”、“楊辦”一樣，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都在“總理辦公室”的編制內。
“總理辦公室”也泛指總理身邊的工作班子，因為辦公地點就在西花廳，所以常被人簡稱為“西花廳”。比如“總理辦公室來電話了”，常被各部委說成“西花廳來電話了”。
總理辦公室設有室主任、副主任；下面還曾設過綜合、外事、軍事、財經、行政等等組，有組長、副組長。不過，無論主任還是組長，工作職責主要是行政上的調度、協調，在業務上，主任、組長及每個秘書都是各管一個口或一個方面，都是直接同總理髮生關係。總理不允許那種層層上報下達的體制。他曾經對我們大家說：“你們的工作如果先經過辦公室主任、副主任、組長、副組長那兒，那主任、組長不是變成二總理、三總理了嗎？”
“總理辦公室”的“興衰史”大致是這樣：建國後，陸續從全國各地調來一些有文化有實踐經驗有專業知識的干部到總理身邊工作，這套班子就叫“總理辦公室”，是政務院(後改稱國務院)的直屬機構。不過，我們這些人都叫總理辦公室秘書，那時還不叫總理秘書，因為我們還要負責陳雲、陳毅和習仲勳三位副總理交辦的事。當然，三位副總理自己也有秘書，一般不找我們。但總理講過話：“你們要為我們4個人服務，不能光為我一個人服務。”
很快，“西花廳”就成了“總理辦公室”的代稱。我們又把西花廳稱為“家”。比如“家裡來電話了”或“叫你馬上回家”，大家只會想到西花廳而不會想到其他什麼“家”。總理外出，我們也是說：誰誰跟總理出去，誰誰留下看家。 “看家”就是留在西花廳值班。
這個家裡的成員真正是來自五湖四海。比如負責計委、經委的顧明來自鞍鋼(王鶴壽推薦)；負責交通的王伏林來自軍隊的第四高級步校(校長是林彪)；負責農業的楊純曾是松江地委書記，到1956年又調來國家計委的李岩；負責軍事的雷英夫是毛主席推薦的“洛陽才子”，1956年1月調來的周家鼎原在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麾下工作；我是年從385旅由張才千團長和王唯洲旅長推薦到總理身邊，建國後又由副官改為機要秘書；負責財經的秘書吳群敢來自上海工商局(局長許滌新推薦)；負責外事的陳浩和馬列，一個是1945年由王炳南“考試”合格而進入中共南方局外事組的青年黨員學生，一個是跟隨旅大區黨委書記歐陽欽作為周總理隨員到莫斯科參加中蘇談判，而後調來總理辦公室……大約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前後，我們就基本是只向總理負責了。從抗美援朝開始，雖然外交、軍事兩組的秘書不少，但畢竟建國後轉入以經濟建設為主，所以還是財經組秘書最多，多達六七人。 “西花廳”建有黨支部，財經組人數最多，所以單獨組成一個黨小組，年輕的吳群敢任黨小組長，總理就在這個黨小組過組織生活。
年，國家經濟建設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總理辦公室也達到鼎盛時期，秘書多達20餘人。毛澤東批評“反冒進”以後，從1958年開始，總理辦公室開始減人，西花廳漸漸冷清。不過，這第一次精簡還不是因為“反右”，而是總理認為應該支援文教戰線。陳浩去兒童醫院任黨委書記；劉昂到機械部當司長；李琦到山西任省委宣傳部長；韋明到北京市委文化部任副部長……總理辦公室主任原來是由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兼任，到1958年開始精簡人時，就把統戰部秘書長童小鵬調回總理身邊任總理辦公室主任，而由許明任副主任。秘書的人數由20餘人減至10餘人，並且要繼續減。
總理辦公室的第二次精簡發生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當時一位領導同志的兩個秘書在外事工作上出現失誤，耽誤了大事。事情反映到主席那裡，主席生氣了，只說了一句話：“秘書太多會誤事。”
毛澤東歷來講話言簡意約，越是講得含蓄，分量越重，總理就緊張了。他回來說：
“秘書最多的當然是我這裡了。”當即決定精簡。
就在決定精簡的期間，在一次見面時，毛澤東說周總理：“你搞那麼多秘書幹什麼？
讓秘書牽著鼻子走。 ”
總理回來，便作出決定：撤銷總理辦公室。
年1月，童小鵬主任調中央辦公廳；許明副主任調國務院任副秘長；顧明到國家計委當副主任。總理辦公室撤銷，改稱總理值班室。秘書也調走一些，比如外事秘書馬列調往國務院外辦，李岩去了六機部辦公廳，戚建南調到財貿辦公室，總理值班室只剩了6個秘書。
西花廳門前清靜多了，但總理的工作還是那麼多；毛澤東只是宏觀領導，具體事都交總理辦。這樣一來，事無鉅細，總理都得自己去問，自己撥電話，自己去聯繫。秘書少了，一個人負責幾個口，當然也更忙了。
湊合一段時間，實在忙不過來了，各部委就自己成立了一個小組或辦公室，專門與總理聯繫，向總理負責。這些人加起來，比原來的總理辦公室秘書多幾倍；真是精簡了一個機構，臃腫了整個國務院機關，實在得不償失。
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林彪、“四人幫”多次向總理髮難，總理值班室也撤銷了，秘書紛紛被下放，連老衛士長成元功也由於江青發難而被下放。最困難時，總理身邊只剩了一名秘書。而衛士的工作也只剩我和高振普，由我負起衛士長的職責。總理病重後，才又調來喬金旺，算是增加了一名衛士，照顧住院的總理……總理同秘書的關係非常親密，對每個秘書的經歷、品格、能力、思想及家庭狀況都瞭如指掌；他可以用眼色指示我們行動，那一種默契就像用生物電磁波建立了一條熱線。
實際上也有“熱線”，由我給每個秘書與總理之間安裝了電鈴，總理親自約定“聯絡暗號”。比如外事組的辦公室，總理約定：“我按一下就是叫馬列，兩下是找陳浩，三下呢，就是鄧光來。”接著轉向楊純：“你們辦公室呢，按一下是叫你來，按兩下是找許明……”
總理辦公室撤銷時，總理對秘書們說：“既然解散了，咱們就一塊吃頓飯，照個相吧。”
總理敬大家茅台酒，深藏心底的那種難言的複雜情感漸漸隨著酒力溢於顏色。他那濕漉漉的目光逐一在我們的臉孔上註視，然後緩緩滑過。末了，深吸一口氣，猛地把頭轉向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同志，用情緒起伏的聲音命令式地說：“從我這裡離開的同志，你一定要給予很好的安排。沒有安排好的不走，仍是我這裡的人！”
然而，感情深與“讓秘書牽著鼻子走”又怎麼能成為一回事呢？滑稽。
無論那時還是現在，確實存在“讓秘書牽著鼻子走”的干部，特別是有的懶幹部，養尊處優的干部，缺少文化知識和工作能力的干部。總理是位“事必躬親”，無比勤奮的人，我們全體秘書加起來也無法比他的聰明才智，怎麼可能牽著他的鼻子走？
大凡當秘書的都不是傻瓜，知道有的首長好“哄”，有的首長好“唬”；有的事能“哄”，有的事不能“哄”。但是對周總理，何時何地，任何一件事都“哄”不得，“唬”不了。
有次總理同廖承誌等討論港澳問題，談話中，周恩來隨口問一句：“香港和九龍的總面積是多少？”
廖承志跟總理那麼久，再了解不過。不知道就說不知道，理不生氣；不知道裝知道，總理準生氣。
迎著周恩來的目光，廖承志老老實實搖頭：“不知道。”
總理的目光轉向負責港澳工作的秘書。也許是見到在場的人都不知道，而總理的詢問只是隨便問問，並不是要寫到文件裡？何況他腦子裡似乎有點印象，便回答一句：
“十幾萬方公里。”
“滑稽！”總理勃然變色了，“浙江省才有多大面積？啊！”
這位秘書立刻脹紅了臉，流水也似低下頭；過去只知道總理容不得“可能”、“大概”、“估計”一類詞，所以從匯報和回答裡抹去了這一類詞。沒想到這一次更糟……“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這樣蒙哄是決不允許的！”周恩來聲色俱厲。
有這樣一次，下次誰還敢蒙哄？
有的秘書說，當翻譯的最好蒙哄首長，只要說流利點，翻譯不夠準確首長也不懂。
但是對周總理就不行。英、德、日、俄、法，這些語言總理都懂。外事秘書馬列就曾說：“你要是什麼地方漏譯或錯譯，總理馬上就能發現。這就是給他當翻譯的不易之處——你甭想蒙混過關。”
有一次，馬列把“美帝國主義”譯成了“美國人”，總理立刻提醒：“錯了，是美帝國主義，不要譯成美國人，糾正過來。”
還有一次，總理講到“無神論者”，馬列一下子想不起來這個詞兒，卡殼了。只好老實告訴周恩來：“總理，'無神論者'這個詞我一下子想不起來了，您用英文提個醒吧。”
正因為總理懂外語。所以了解翻譯的難處和苦衷，所以給他當翻譯也有容易之處。
比如毛澤東同外賓談話，仍然保持一貫的語言風格，成語典故隨手拈來，國人聽來生動、感人、深刻，翻譯可就苦了，常常無法用外語表達出來。總理同外賓講話，盡量不用或少用難譯的成語典故，句子造得平易、樸素、準確，甚至一些計量單位也換算成公頃、公斤、米來講，而不用畝、市斤、尺：等國內市製，以免翻譯作難。
總理有一次批評秘書韋明，講過一句很嚴厲的話：“你知道爾是乾什麼的？你是我的秘書！”這句話是1954年講的。那以後，這話像長鳴的警鐘一樣，伴著我們度過了跟隨總理的全部時光。每個秘書都不忘自己的職責，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什麼身分，應該站在什麼位置，或說只能站在什麼位置。
陳浩曾經對總理和秘書的關係有個總結，我認為是比較切合實際的。
總理對秘書的態度是10個字：信任、尊重、民主、培養、關懷。
總理對秘書的要求是：認真負責、準確、及時、扼要、有日報、有建議、嚴格保密。
秘書的工作內容是：
．傳達總理的指示、批示；2．篩選電報。特別重要特別緊急的，隨收隨送；十分重要十分緊急的，送“第一辦公室”(廁所)；重要的、緊急的，放“第三辦公室”的辦公桌上；一般的，晚上總理批閱文件時再交給他看。 3．加工經辦的案子。按總理要求，通順文字，齊全附件，理清來龍去脈，檢查是否合乎政策。 4.劃《參考消息》，將外電重要內容用紅筆劃出來，送“第一辦公室”(廁所)。 5．做文件摘要，為總理節省閱件時間。 6．起草總理的口授電報；幫助查閱地圖、經典著作、歷史事件的時間地點等資料。 7．將各地各部門打來的電話寫成匯報條或當面向總理匯報請示。 8．輪流值夜班。
．通知有關人員來開會；準備材料、作記錄，必要時整理成文件，經總理改定印發。
．隨總理出訪。事前作準備工作，出國後理材料，擬電報、值夜班等等。
由此也不難看出，秘書是為總理服務，向總理負責，決不可能總理“讓秘書牽著鼻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