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國外許多有名有影響的人都著文說：“無疑，周恩來是這個世界上工作最忙，工作最多的一個人。”
跟隨總理幾十年，我最強烈的感受也是這一點。工作忙主要體現著他的奉獻精神，而工作做得多，則不但體現了奉獻精神，同時也體現出他過人的聰明才智。
總理忘我工作的文章人們寫過很多很多，我不想重複。我只想講講總理的“六個辦公室”。不要誤會這“六個辦公室”是西花廳、人大會堂、釣魚台、新6所等等不同地點都有總理辦公的地方。我要講的六個辦公室，是我們身邊工作人員根據總理的生活及工作規律，自己總結出的六個“辦公室”。
被我們稱為總理的“第一辦公室”的，是廁所。建國後叫得文明些，是衛生間。
總理的生活規律：睡覺醒來，第一件事就是上廁所。他是兩眼一睜就開始工作的人，所以廁所就成了他的第一辦公室。就我所見，早在1940年，從我調到他身邊開始，就發現是這樣。
那時在重慶，沒有坐式馬桶，“第一辦公室”的條件很簡陋。我們在房東的菜園子裡，距住房10米左右搭個小棚子，在棚子下挖個地坑，再墊兩塊蹲坑時腳踏的磚，這就是“第一辦公室”的全部建築和設施了。周恩來起床後，抓起報紙和臨睡前準備待辦的文件就直奔廁所，也就是第一辦公室。他在坑上一蹲好，開始解手也就開始了辦公。
總理解手時間比較長，不像有人能3分鐘“解決戰鬥”。總理快則半小時，慢則一個多小時，這麼長的時間若不辦公，一生將損失多少？所以他進廁所時總要帶很多報紙和文件。在“第一辦公室”里辦公的時間長短，取決於解手時間長短；同樣的，解手時間長短，有時也取決於公事辦完投辦完。
有些人把上廁所叫去1號，而我們這些人，特別是部隊和機關里一些同志，把上廁所叫作“辦公事”。典故就出在周思來這裡。
周恩來在解手時辦公事，也是有個順序：先處理那些急件急電，然後看報紙。有時邊看報紙還要邊聽秘書及工作人員的匯報，並同時作出各種指示。一般看完報紙或沒看完報紙，解手就已經完成了。偶爾報紙看完了，解手還沒“完全徹底”，那就按輕重緩急繼續批閱文件。
記得我剛調周思來身邊任警衛時，由於同時來了不少人，所以他並沒直接同我個別談話，就由延安出發了。到重慶後，我去“第一辦公室”報告事情，才作了個別談話。
“你是叫何樹英吧？”
“是的，週副主席。”
“原來在哪個部隊？”
“385旅。”
“噢，你是四方面軍的。”
我有些不自在。四方面軍出了個張國燾，搞得我們都好像比別人差了點什麼。
周恩來像是看出我的心思，笑著說：“四方面軍就是張國燾不好，廣大指戰員還是好的麼，中央是信任的。張國燾這個人不會打仗，又指揮得很具體，連營一級都要去插手。”周恩來講到這裡搖搖頭，然後對我說：“歡迎你到我這里工作。”
他沒有因為我是四方面軍出來的而不信任，留我在身邊，不久又提我擔任他的副官，建國後又先後任他的機要秘書和衛士長。
進城後，“第一辦公室”的條件得到改善。過去蹲坑式，周恩來辦完公事，站起來半天邁不了步，腿蹲麻了。進城後改為坐式馬桶，坐時間長了雖然還會腿麻，畢竟比蹲著要舒服省力，辦公效率也提高很多。
由於奪得了政權，周恩來必須總理整個國家，所以進城後比戰爭年代不但不輕鬆，反而更忙了。需要在“第一辦公室”里處理的事情也比過去複雜，比過去多。
總理如果是凌晨3點上床，那麼7點多便起床了。當然，並非總能這樣規律地睡眠，睡眠問題後面專門談；他起床後，帶報紙、文件、大參考直奔“第一辦公室”，在廁所馬桶上一坐，一天的工作便開始了。
我們秘書都十分重視這一小時左右的辦公時間。一年之計在於春，一天之計在於晨麼。為這一小時的辦公時間，我們秘書都是預先有準備和協商的。
首先，我們秘書將各自負責的急件拿出來，“爭奪市場”，誰先送誰後送，要爭一爭，排排順序。往往是那些立即需要批辦的電報放在前面。這麼大的國家，總理只要睡下3、4小時，就會發生一些急事要辦，何況還有國際風雲，瞬息萬變；何況地球是圓的，我們是黑夜，那半個球正是白天；戰爭、談判、大選、政變、地震、水災、空難、車禍，沒有一分鍾清閒。這一切都連著總理的“第一辦公室”，要在坐馬桶之時就加以處理和決策。
總理前腳進“第一辦公室”，我們後腳便跟入，環立他左右，將急電、急件、急需批轉的報告，按輕重和事先協商的順序呈遞上去。總理這時處於高度興奮狀態，他的辦公效率是超人而又驚人的，但凡見過總理辦公的人，無論你自己本身也是怎樣的超群，怎樣的出類拔萃，都不得不拜服在總理之下，嘆為觀止。
我們常說；總理有3個腦子同時工作，彼此通氣又決不紊亂。世人可能難以置信，但有條件者可以隨便問總理哪個秘書；他們無不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點。
具體些說，總理是同時進行三項工作。他的眼睛在看電報、文件，並且不時在上面作出批示；他的耳朵同時在聽我們的匯報，這個匯報往往與他批閱的文電毫無關係，因為有些電話請示及我們總結出的問題是常需口頭匯報的，該匯報而沒匯報就要挨批評；在我們匯報的同時，總理還會不時將自己夜裡考慮好的一些重要決定及指示，口述給另外一個秘書。我不知多少次見他手裡批閱著外交部的急件，耳朵裡聽著財經方面的請示匯報，嘴裡交待著國防軍事上的指示。三方面的工作可能風馬牛不相及，但總理樣樣記得牢，批得明，說得準；條條件件分清楚，彼此不紊亂，事事有著落。
對此，有人不相信，我並不責怪。是難以置信，但又千真萬確是事實。且不說聽的人難相信，就是工作在總理身邊的人，那些初來不久的秘書，開始都曾驚疑這樣的辦公，以為總理正在批閱文件肯定記不住自己的匯報，或以為總理三心二用，跟別人交待工作肯定對自己的文件批閱不清。往往是經過多次實踐證明，經過時間和事實的考驗，才終於驚呼一聲：“服了服了，總理真是神人啊！”
現在國家檔案館裡有數不清的總理墨跡，其中的急電急件，大量的是在“第一辦公室”裡批閱，你可以從前查到後，再從後查到前，看有哪件批得不清？看有哪個錯字或是使用不當的標點符號總理沒有改正過來？總理一生嚴格、細緻、謹慎。舉個批閱文件的例子：
總理閱讀文件，除逐一圈點外，當看完一頁時，必要將這一頁掀起；以此頁末行壓在下頁首行之上，看完上頁右下角末一個字，再看下頁首行左角第一個字，這樣來保證兩頁連接處不會多字缺字。
我搞的文件曾多出字來，軍事秘書王亞志、郭英會等同志缺漏過字，問題都出在兩頁連接處，被總理在邊聽匯報，邊交待工作的緊張狀態中，同時批閱文件而同時發現改正。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成普同志，給新來的同志介紹情況時，有幾句話每次都要講，所以大家都記住了，並在實際中很快得到證實：你們不要從一般常識出發去想總理、看待總理，他有個特殊的腦筋，不可思議的能力；他有驚人的記憶力，非凡的洞察力，無比機敏快速的反應力和嚴密的邏輯思維能力，；所有這些能力可以同時在幾個方面充分發揮，表現出來就是工作的高效率、條理層次明晰，互不紊亂，件件周密、細緻、精確。
我們全加起來也趕不上他……我們報批的文電及匯報，一般是外交和軍事排在前，這兩個方面突發性事件多，急情況多，而農林系統一般靠後，除非發生了災情。有重大災情就要首先報。
記得有次匯報，負責農業的秘書對負責外交的秘書打招呼：“餵，你快點啊。今天國務會議上，總理聽農林口匯報，基本情況我得先報給他。”
等進了“第一辦公室”，外交和軍事方面的秘書很快完事，留時間給農業秘書匯報。
可農業秘書有些猶豫，因為總理正在批閱文電，並且不時交待機要秘書發電，口述電文。
等在農業秘書後面的還有負責文教體育的秘書，見農業秘書猶豫，就想先匯報。農業秘書知道總理永遠是忙，等是不行的，只好匯報了。
也難怪農業秘書猶豫，那時是計劃經濟，他匯報有一連串的數字，比如糧食、棉花、油料等等的產量數字，徵購數字，已完成數字，分配數字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匯報總理怎麼可能記得住呢？
讓人目瞪口呆的是，到了國務會議上，總理聽匯報，居然給匯報者糾正了一個念錯的數字2而且在問答中，一涉及數字，那位副部長就得重新翻材料，而總理就很不耐煩地幫他說出準確數字。事後這位副部長說：“我們沒法跟總理比。那麼多數字，我們只能記到紙上，總理全能記在心裡。”我說：“你還不知道呢，總理就是早晨聽了一次匯報就全記住了。”
我沒多說。我要是說總理聽匯報記數字時，手裡還在批閱文件，他肯定不相信。還會錯誤地以為總理不重視他們的工作呢。
當然，全國報來的文電和情況每天多似海，不可能全叫總理看，全向總理匯報，首先要經過我們秘書的篩選過濾，有選擇地呈送，有選擇地匯報。
有次國務會議結束後，一位副總理問周思來有關黃河水利的問題：“總理，這個文件我們報上去了，不知您有什麼意見和指示？”
總理馬上搖搖頭，肯定地說：“這個文件我沒見到，也沒聽秘書講過。”
他找來有關秘書李岩，果然，是被李秘書篩選下去了，沒報總理。但凡報上來的，總理都是“過目不忘，過耳不丟。”此後，為避免篩選出差錯影響工作，我們改變了作法。就是對篩下來的文件報告，得空時便向總理嘮叨幾句。不要小瞧這幾句嘮叨，總理聽過就不會忘，萬一哪位負責人向總理問及這件事，總理就不會不知道。
由於“第一辦公室”的特殊環境，便難為了陳浩、楊純她們這些女祕書。她們不便進，有了急件只能求我們男秘書代勞往里送。如果可能，她們也把那些十分緊急的電報預先送進“第一辦公室”，等總理起床後，進了衛生間就能及時發現處理。那種特別重要的電報，收到就要馬上送總理，如果總理已經進了“第一辦公室”，就只能喊人，請我們往裡遞，一刻不能耽誤，耽誤了就要挨批。有次陳浩收到某駐外大使館發來的一份關於邊界問題的電報，電報上註明是特急。陳浩考慮總理正在休息，沒有馬上送，也沒事先送到“第一辦公室”，結果挨了總理一頓嚴厲的批評。那以後，再沒人敢耽誤急電，“第一辦公室”在秘書們的心目中也有了特殊的位置。
總理“第一辦公室”裡還準備了茶几和椅子，放材料，放報紙文件。椅子是因為有領導同志需要立即見總理時，能坐著匯報，接受指示。所以，有時總理坐馬桶，對面椅子上就坐了副總理或部長，這邊匯報，那邊指示，迅速解決一些緊急事務。
有一次廖承志趕來見總理，值班衛士說：“哎呀，總理今天的活動全排滿了，實在找不出一點空兒，恐怕談不成。”
“這事很急，不見不行。”廖承誌著急問：“現在總理在哪？”
“在廁所大便呢。”
“好，好，”廖承志也知道這個“第一辦公室”，立刻放下心，說：“不要緊，不要緊，我去去就出來。”
說著，不管衛士是什麼意見，自己就闖入了“第一辦公室”，在總理對面的椅子上坐下來，開始請示匯報。
事後，廖承志也只說他去了總理第一辦公室，已經請示匯報了，而不會說去廁所向總理請示匯報。
由於我們這些秘書常說“第一辦公室”，漸漸地，國務院及各部委辦的許多同志都知道了，都把總理的衛生間稱呼為“第一辦公室”。
一般情況下，總理在“第一辦公室”只處理急電急件，大事要事。那種日常性公事，不能拿到這里辦。因為總理還要看報紙，可以說一次也沒缺過。
總理主要看四種報紙：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和解放軍報。他讀報速度比一般人快3到4倍，至少是比我們這些秘書快3倍。這是在長期接觸中我們悄悄對比過的。
他的目光飛快地掃過字裡行間，耳邊嘩嘩地響著翻報紙聲，他對每個版面登什麼內容，有哪些專欄，瞭如指掌；有的看標題，有的粗讀，有的細讀，一陣工夫，天下大事基本都了解了。
從“第一辦公室”出來，若沒有緊急會客或毛澤東電話約見，總理可以做5分鐘的操。由於作操不屬於辦公，所以卡時間很緊，多半分鐘也不行。
不過，無須人監督時間，他作的是一套自己編練的保健操，作完全套動作準準是用分鐘，動作的節奏速度他很有數。
這套自編的保健操主要動作有：雙手卡腰，兩腳站立與肩同寬，然後左右扭腰，然後旋轉腰，然後左右扭頭，然後仰頭低頭，然後伸臂，然後擴胸，然後抬腿，然後踢腿，然後收式結束。
做完操，他用兩分鐘的時間洗漱，然後就進入了“第二辦公室”。
所謂第二辦公室，就是總理的餐桌。說餐桌不說餐廳，是因為總理無論在哪裡吃飯，都不停止工作。有人間，宴會也不停止工作嗎？不停止。無論宴請外賓內賓，本身就是做工作。
當然，我要講的還不是宴會談話那種工作，我講的工作仍然是指處理各種公務。包括讀報、看文件，批電報、聽匯報，開小會，作指示等等。所以，“第二辦公室”主要還是指他家中的客廳兼餐廳。
第二辦公室遠不如第一辦公室名聲大，因為趕早不趕晚，急事大事都趕在第一辦公室處理了，沒有特殊情況，不是臨時發生急事大事，秘書們輕易不忍心在吃飯時間去打擾總理。何況鄧大姐是為此發過話的：“你們20多個秘書對著他一個，輪番作戰，也得給他個吃飯喘氣的時間啊。”
話是這麼講，我們還是無法給總理安排出吃飯時間。總理的辦公桌上擺有台歷，值班秘書事先都將總理一天的活動安排記在台歷上，台歷的正反面都記得滿滿的，寫不下還有一塊小黑板，小黑板也常寫得滿滿的，所以總理的工作也排得滿滿的。開會、匯。
報、談話、會見、接見、批閱文件、作報告，時間是以分鐘來計算。比如毛澤東主席約周恩來下午4點見面，我們可以把總理的活動表一直安排到3點58分，剩2分鐘是總理走路的時間。他走路快似一陣風，從西花廳到菊香書屋，兩分鐘就一溜小跑地趕到了。
年1月20日，鄧大姐到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將周恩來總理留下的20多本工作日曆交給了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
這是周恩來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所使用過的日曆，叫作工作日曆。因為記滿了26本日曆零8頁日曆紙的內容，全部都是工作。翻遍日曆，一分鐘追一分鐘，一天接一天的，只是各種工作，唯獨找不到吃飯時間安排在哪裡？
因為總理吃飯多數是見縫插針，因為總理吃飯從不脫離工作。
毛澤東吃飯沒有規律，周恩來吃飯也沒有規律；毛澤東吃飯手不釋卷，周恩來吃飯也手不釋卷。周思來主要是看報，在第一辦公室末及細讀的文章，都要在第二辦公室細讀一遍。
不過，周恩來與毛澤東也有不同。當年去莫斯科同斯大林談判時，毛澤東帶的一班人基本都是搞哲學的，所以談判中，有關援建項目和中國經濟生產的現狀，毛澤東和他帶的一班人都講不清。在場的同誌曾告訴我，斯大林對毛澤東說：“談生產和援建項目你不行，你叫周恩來來談。”周恩來隨後帶了一班人馬趕到莫斯科，他帶的一班人都是搞經濟的。宴會上，毛澤東講過一句：“現在，我們搞上層建築和搞經濟基礎的全套人馬都來了。”
搞哲學可以擺脫大量具體事務的糾纏，搞經濟就必須解決具體的實際問題。所以，總理吃飯不但要看報，還得批閱文件，隨時聽我們的匯報並作出指示。總理每天吃什麼飯，我們基本都知道。因為20多個秘書，總得有幾個碰上吃飯時間找總理請示事情。
只有遇上總理和鄧大姐一道吃飯時，我們盡量避免去請示問題。總理吃飯沒規律，極少和大姐一道吃。但要是真碰上了這種時候，也確實讓人為難。
有一次，秘書楊純就遇上了這個難題。有篇關於農業政策的稿子要見報，定稿時有幾處改動，需要總理審定。她拿了稿子找總理，正碰上總理和鄧大姐一道吃飯。等等再來吧？那邊又盯著立等回話，她可真作難。在門口轉磨似地走幾圈，忍不住朝門裡探一下頭。臉孔在門邊剛閃過，恰巧被總理看見了。
“進來嘛，”總理馬上招呼，“有事就進來嘛。”
楊純只好走進去，看看總理又看看鄧大姐，樣子很是尷尬。
“唉，”'鄧大姐笑著搖搖頭；“吃飯你們都不饒過他啊！”
“嗯，嗯……”楊純可真狼狽了。
總理笑著瞟一眼鄧大姐，又看看楊純，溫和地說：“沒關係，你說麼。”
楊純就趕緊說，趕緊送上稿件請總理審批。由於總理的時間太寶貴，我們秘書都養成說短話，說快話，說“是”或“不是”的講話習慣，一切客套話、寒喧語，甚至不十分必要的解釋話都不要，連形容詞都一律刪掉。有人評價我們總理秘書說話是“開門見山於巴巴，單刀直入赤裸裸。”其實，越這樣越能直接明確地說清事情，為總理節省一點寶貴的時間。
吃過早飯(其實往往不在早晨)，總理漱著口便走進第三辦公室，那漱口水往往是吐在第三辦公室的痰盂裡。
總理的第三辦公室，才是一般人們概念中的辦公室。這是佈置簡樸實用的一個房間，牆壁由於年代久而發黑，到了夏天泛潮，牆腳會轉圈出現鹼花，直到我因為修房子挨批評那次，才在牆上噴了漿，把鋪磚地變成木板地，使整個辦公室顯得亮堂些。這個辦公室裡有塊舊地毯，其他臥室等房間都沒有地毯。總理說辦公室裡接待客人多，鋪塊地毯可以大家共同享受，所以同意了。
辦公室正中，靠牆立個自製的木架子，鋪著解放前使用的一塊舊毯子，上面擺放著毛主席像，是石膏作的半身像。兩邊靠牆是書架，主要是馬恩列斯著作及毛澤東選集。
另外就是辭源辭海之類工具書多。
總理的辦公桌四面不靠牆，是解放前那種兩面抽屜的辦公桌。開始為他配置的是一把轉椅，他坐不習慣，改換成沙發椅，是解放初期最多見的那種燈芯絨布面的彈簧軟坐椅，現如今，這種老式坐椅在各地都不易見到了。除了這張辦公桌，還有一張不帶抽屜的長條桌，鋪塊綠呢子佈，每邊四個凳子，兩頭還各有一個凳，共十個硬木凳。總理常在此召集副總理或某些部長談話或開小會。
總理的辦公桌上整天整月整年地堆滿待審批的文件，只剩下坐椅前不大一方小桌面供他批閱文件用。這一方小桌面除有筆墨之類辦公用具外，還有台歷，還有三件“寶”，就是袖套、老花鏡和清涼油。
總理曾經感嘆他的這間辦公室不如在延安辦公的窯洞。延安的窯洞是冬暖夏涼，總理的“第三辦公室”相反。天越熱，屋裡也越熱；天越冷，屋裡也越冷。
那時沒有空調，夏天只有一個小電扇，天熱得止不住汗，手臂濕得沾紙，便在電扇前放盆涼水或放盆冰塊，算是我們土法製作的“空調器。”冬天我們就怕刮西北風，一刮起來，“第三辦公室”就冷得沒法呆，手凍僵了寫不成字。這時，總理就會抱起文件轉移到“第一辦公室”，因為廁所沒有朝西北方向的窗子，溫度。相對高一些。
總理每天走到辦公桌前，第一件事是仔細戴好袖套。那是和工廠工人常用的工作袖套完全一樣，藍粗布縫成筒，兩邊有鬆緊。帶。這樣可以保護衣袖不要磨破不要弄髒。
他一邊戴袖套，一邊俯身，瞇細眼看看台歷上所記錄的一天活動安排。
戴好袖套，總理便坐下來，一手將老花鏡往鼻樑上架，另一隻手已經去搬文件，在“第三辦公室”裡的辦公就開始了。
每天最大量的辦公，特別是批閱文件，主要是在“第三辦公室”完成。從總理辦公開始，我們這些秘書也都跟著運轉，跟著忙起來；隨時準備總理叫去提問，隨時把手中較重要的文件送去，隨時把情況報告上去。
一般情況下，總理白天的活動“節目”多，要開會、作報告、接待外賓、視察等等，所以在“第三辦公室”坐下來的時間不多，也不會長。 “第三辦公室”真正緊張熱鬧是在晚間10點鐘以後，總理結束了在外面的活動，匆匆趕回西花廳。汽車停在外院，他一邊清嗓一邊走進第三辦公室。
聽到清嗓聲時，我們秘書們已經紛紛朝第三辦公室聚集，人人手頭一堆文件、電報、材料，都是總理外出活動這段時間報來的國內外大事，急等批示。總理當年搞地下工作，用咳聲作暗號來叫門，久而久之養成了習慣，進任何門之前，都要條件反射似地清清嗓，咳幾聲。於是，這聲音就成了我們上班的“鈴聲”，聽到這聲音我們就知道總理回來了，就往第三辦公室聚。
總理跨進辦公室門，習慣動作是目光繞屋一掃，看見來的秘書多，滿屋晃來晃去，就知道今天的事一定多。我多次觀察過，即便疲勞到家，只要眼前晃動的人影多，他肯定是深吸一口氣，然後猛地從鼻孔裡噴出，雙肩同時用力地向下一頓，精神立刻振作起來：“給我泡杯濃茶1”
這幾乎都成了慣例，看見我們秘書就要濃茶，就興奮。鄧大姐曾不止一次對我們說：
“總理有個脾氣你們不知道，他一看你們秘書呵就興奮，就控制不住自己；眼前人影一晃，他就靜不下來。你們能不能只留值班秘書，有文件的留下來，交持給值班秘書，總理一看人少了，就可以鬆弛點。”
我們盡量照大姐說的辦，但有些事非口頭匯報不行，人往往還是少不到哪裡去。
這個時間總理的辦公有幾個特點。
首先是亢奮，帶著一種燃燒的力量；使整個第三辦公室熱氣騰騰，但有時也會灼疼你。特別是在辦公剛一開始時，先報的都是大事急事，常常聽到總理急切的聲音：
“電報什麼時候收到的？”
“中午。”
“為什麼現在才送來？”
“您一直在忙，我看沒有空閒……”
“這是不允許的！我說過多少遍，主席有事要立刻報，有災情有重大事件要立刻報，不管我是休息還是忙，必須立刻報，為什麼拖了半天？”總理目光始終盯著電文，邊訓斥邊審批，交還秘書時，才掀起眼皮，語氣變緩和：“你們不要怕我忙麼，我能忙過來。
以後再遇這種情況，不管我是睡覺還是開會或忙其他什麼事，都要立刻報來。 ”
嘴裡說著，手中已拿起下一個文件開始看。
那是一位副總理準備以中央名義批轉的文件。這位副總理是工農幹部，實踐能力強，文字水平差，二三百字的批語，結構、邏輯、文句都不大通順。總理看過幾句便皺起眉頭，目光從老花鏡的鏡框上邊閃爍，火辣辣地盯住站立辦公桌前的秘書：“這東西你看過沒有？”
“看過了。”
“你覺得行不行？”
“內容還可以，只是文字好像差點，需要調整一下……”
“既然知道，為什麼不調整好以後再送來！”總理將文稿擲還秘書。
“哎呀，”秘書一臉難色，“這是副總理寫的，我不好動……”
“你在我這裡，就首先要對我負責！”總理分秒不鬆地又拿起新的文件審批，嘴裡兀自批評著：“不成熟的東西重複看，這是浪費我的時間！”
總理就是這樣緊張亢奮、熱烈激昂地進行著工作。但精神上的亢奮熱烈，決不影響他態度的嚴謹、認真。
總理辦公的第2個特點就是謹慎細緻。
他辦公，離不開辭海、辭源等工具書，為求一字準確，有時甚至要翻到康熙字典。
我就曾幫他翻過康熙字典，翻到之後他還要親自查閱核對一遏。凡屬見報或下發的文件，更是嚴格把關，有引用經典著作的內容，他一定要找來原著核對。我們秘書幫忙核對之後他仍不放心，仍要親自核對一遍。對生產建設上的數字，對計劃項目，每個數目字他都要親自再算一遍賬。我們秘書隨時都帶有計算尺，遇有審查計劃或財政預決算時，還得把手搖計算機搬到辦公桌上，幫助總理計算核對。
有次，我見總理太辛苦，拉計算尺一個數字一個數字地核對，後面還有那麼多文件，難免又是整天整夜不得合眼，便勸說一句：“別人都算過了，差不多總理就不要再算了……”
我的話沒講完，因為總理一下子掀起眼簾盯緊我，並且眉頭皺起來：“怎麼又講差不多的話？”
我自知失言，尷尬地閉了嘴。總理最聽不得“估計”、“大概”、“差不多”一類泛泛之辭，他作什麼事都追求一個精確。
“這是多餘嗎？”總理舉舉計算器，“要我簽個字很容易，提筆一劃就行。可是事關國計民生，國家的資金，人民的血汗，我是提筆千斤啊，不敢不慎之又慎！”
總理這種謹慎細緻事必躬親的態度，確實發現了不少問題，避免了許多失誤。記得中印、中緬邊界談判時，總理查閱了大量資料、地圖，還向許多專家請教。一次，送呈文件所附的地圖上少了一個對方的據點，還有一段邊界線畫彎了。這本是具體技術工作人員的責任，下面各級負責人也看過，都未發現。總理審閱時就發現了這個問題，使那些具體責任者既感動又慚愧，受到一次很深的教育。
總理辦公的第3個特點就是極端的認真負責。他常常在辦公桌旁一坐十幾個小時，修改各部門送來的文件。記得有次他放下筆，搓搓臉又揉揉發木的手指，望住我，忽然發出一聲感慨：“唉，我這個總理，簡直是一個語文教員，天天在這裡改卷子……”
總理說得很形象。不過，我們秘書們議起來，又有另一種形容，我們看總理批閱文件，就像雕刻和繡花那樣精細、那樣一絲不苟。他的責任心容不得任何粗枝大葉，拖拉推諉；一旦發現這種情況，他就會聲色俱厲地加以批評。
有次，外交部報來個案子，不算大成熟。秘書陳浩接到報告，沒有完全查清就送給了總理。總理一看報告里許多事情提法不准確，問題沒弄清楚，立刻火了，嚴厲問陳秘書：“這個案子你問清楚了沒有？”
陳浩不安地說：“哎呀，我也沒弄太清楚。”
“怎麼這個樣子就給我送來了？”總理把報告摔到桌上：“不行！快去，把他們叫來！”
陳浩忙去打電話，把外交部主管副部長和有關司的負責同志叫來。總理嚴厲批評之後，把案子打回去，叫他們重新搞。
總理辦公的第四個特點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沉浸於習慣性的忘我勞作之中，真正是堅韌頑強，鞠躬盡瘁。
正常情況下，總理的睡眠時間也往往只有三四個小時。在那長達十幾小時的連續勞作中，給我們留下的印像不但有精力超人，更有堅持和苦撐的感人毅力。
我曾長期觀察總理辦公過程中，精力和身體所歷經的幾個階段。開始是亢奮激昂，緊張熱烈；在把那些重大的和緊急的公事處理完後，總理和秘書就像打完一場衝鋒仗，可以稍微喘息一口。這時，總理必要藉機喝幾口濃茶，然後就進入了連續持久的帶有一定節奏的繁忙工作。這個階段很長，可以四五個小對，也可以七八個小時，我們這些秘書當時普遍是30歲上下的盛年，常感不支，有心往下沉和眼睛困澀的感覺。但總理在這段時間，一直顯得朝氣勃勃，熱情洋溢。正因為這樣，他才給我們留下了精力超人的強烈印象。
然而，繼續往下批閱文件，勞作超過10小時後，總理就進入了“堅持”和“苦撐”
的疲勞期。他疲勞的程度也是分幾個階段的。
他工作太投入，處於一種忘我的境界，所以疲勞開始襲來時，他並不自覺，完全是出於生理上的自衛本能，打個哈欠或抬起頭作一下深呼吸。
疲勞在悄悄加重，終於影響到辦公效率，並且迫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抬起頭來深呼吸。這時，他意識到累，第一個反應就是大口大口喝濃茶，以刺激漸漸麻木的神經重新興奮起來。
這樣堅持一段後。似乎茶鹼已失去效力，總理會煩躁地突然站起身，圍繞辦公桌快速地走幾圈，並配合著揉揉眼窩和太陽穴，然後坐下繼續辦公。
他終於感到這樣也不解決問題了，便拿起辦公桌上放的那件“寶”，打開鐵盒，用手指擦點清涼油，抹在額頭和太陽穴上。這時，彷彿冥冥中有什麼天靈感應，鄧大姐會出現在總理辦公室的門口，悄悄地在門外轉圈，憂慮而心疼地朝里面伏案勞作的總理投去一瞥又一瞥。她輕易不進總理辦公室，不去干預總理的公事，這是結婚時就有的協議。
總理的辦公室有三把鑰匙。一把在警衛手中，警衛交接班時，鑰匙屬於交接內容之一。
另一把在秘書手中，一般是放在機要秘書那裡。總理自己有一把，睡覺時放枕下，起床時揣兜里，從來不離身。鄧大姐沒有鑰匙，總理不在，她就進不了辦公室；總理在，她也極少走進去，在門口轉了一陣，終於向著門裡輕輕喚一聲：“恩來呀，該休息一會兒了。”總理掀起眼皮，目光從鏡框上方望一眼鄧穎超，點點頭，卻馬上又伏進了文件堆，繼續他的批閱修改。
片刻，鄧大姐又輕喚一聲：“恩來呀，起來活動活動吧。”
總理再次掀起眼簾，似有所震動，雙手在桌上一撐，便立起身：“好的，我活動活動，你去休息吧。”
總理又開始繞辦公桌快走，這種活動更多的是為了安慰鄧大姐。快走兩圈，便朝大姐揮揮手，叫她放心休息去。當鄧大姐的身影在門口消失時，總理便重新在椅子上坐下來。習慣地擦一些清涼油。
這樣又堅持一段時間後，疲勞便達到了難以克服的地步。眼皮會不知不黨地耷拉下來，手中的筆在總理瞬間的迷糊瞌睡中，在文件上留下一些點或道的墨跡。出現幾次這樣瞬間的迷糊磕睡，總理會痛苦地拍拍額頭，搓搓臉，猛地丟下筆，朝後仰身靠在椅背上，大聲吩咐：“給我一條熱毛巾！”
一邊用熱毛巾拼命地擦臉，揉眼窩，一邊繼續批閱文件，總理是在盡力聚集全身僅存的一點熱能，投入到勞作中去。這樣堅持一會兒，又會大聲吩咐：“誰有煙？給我一支煙吸。”
總理的辦公桌上放有一塊“請勿吸煙”的牌子。他不吸煙，我們也自覺地不吸，以保證室內空氣不受污染。但他困倦極點時，就會自己破壞自己的規定，吸燃一隻香煙，以便給神經強刺激。
彷彿還是冥冥之中存在的那種天靈感應，或者叫生物電？我多次遇到這種情形，總理吸燃香煙不久，電鈴忽然響了。這是睡醒一覺或難以入睡的鄧大姐在按鈴，她的臥室有個按鈕，她那邊一按，總理辦公室這邊的鈴就響，是專為她和總理之間聯繫而裝設的電鈴，目的就是讓鄧大姐督促總理休息。而且，不久就有衛士進來，傳達鄧大姐的吩咐：
“總理該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