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第一節９．５％的解決方案
從執政淪為在野從來就不是輕鬆的事情。而由於種種原因，特德·希思領導下的保守黨人這時感到尤為困惑。首先，當然，我們一直到最後一刻還在期望獲勝。不管我們政府的經濟戰略有什麼缺點，每個部門都為將來的發展制訂了很好的政策規劃。我們變成了在野黨，這個嚴酷的事實使我們不得不放棄這一切。其次，特德本人拼命想要繼續擔任首相。他已經被無禮地趕出了唐寧街１０號。由於無家可歸，他只好求助於他的老朋友和議會私人秘書蒂姆·基森，在他家裡暫住了幾個月。這件事使我在數年以後下定決心，當我離開唐寧街的時候，至少要有一處能夠安身的房子。特德強烈希望重新擔任首相，其背景是有人大談聯合政府和國民團結政府，這些談論使黨不得安寧。不過在某種程度上這也表明了特德的真正的信念。事實上，保守黨離特德本人的想法越遠，他就越想由聯合政府來製服保守黨。第三，也許是最糟的，我們的１８０度大轉彎遺留下來的毒害使我們沒有堅定的原則了，更沒有了我們可以引以為據的成績。而對一個反對黨來說，論據就是一切。
就我來說，我很高興，特德沒有讓我管我過去管的教育部而是把環境部的職位給了我。在６０年代我們上次在野時我就懂得了，要攻擊將在本部門處於某種醞釀階段的方案是有困難的。再者，我自己在這次大選中感受到，地方稅和住房問題，特別是後者，造成了我們的失敗。在這兩方面構想和提出健全的得人心的政策的任務，對我有吸引力。
對特德的職位有些風言風語，但也不過談談而已。部分原因是由於我們大多數人期待儘早舉行一次大選，以便讓工黨得到有效進行工作的多數，而現在更換黨的領袖似乎並不明智。當然還有其他原因，特德仍然可以在他的很多同僚中製造神經緊張甚至恐懼的氣氛。從某些意義上說，甚至那些１８０度大轉彎也有助於在他的周圍營造出光環。他單槍匹馬地，在幾乎沒有人公開表示異議的情況下改變了保守黨的政策，並且走得很遠。他還和他的助手們一道進一步改造了保守黨。奇怪的是，那些支持特德方針的人和那些與他的思想很不一致的人，如基思和我，以及許多後座議員們，都一致認為，工黨當前推行的花錢買選票的政策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經濟崩潰。那樣做的政治後果會是怎樣無法確定。但是保守黨內有不少一廂情願的空想家，他們認為那樣也許會使保守黨拿著"醫生的授權"重新掌權，那時特德也就無疑有了自己的醫生證書。
然而，特德沒有對黨內批評他的人作出讓步，他本應作出讓步。如果他以不同方式改變他的態度，他可能會有效地防止出現將來對他的職位的威脅。他本來可至少表示願意承認政府犯錯誤，並從中吸取教訓。他本可邀請有才幹的批評他的後座議員作他的影子內閣發言人，並幫助從新考慮政策。他本來可以改變影子內閣的總體面目，使之更能代表議會方面的意見。
但是，這些事他一件也沒有做，他讓羅怕特，卡爾接替了托尼·巴伯，後者宣布打算離開下議院，但暫時留在影子內閣中，不擔任職務。羅伯特·卡爾更熱衷於乾預主義的方針，給我們帶來了很大麻煩。那一年，他把諸如邁克爾·赫塞爾廷和保羅·山農這些被看作是他的助手的議員們提拔到影子內閣，而這些人並不代表當時後座議員的意見。只有約翰·戴維斯和喬·高德伯未被錄用，他們在思想上沒有什麼獨特之處。總之，他堅決反對任何意味著他的政府的經濟和工業政策曾有嚴重失誤的政策再思考，基思·約瑟夫沒有被任命為影子內閣財政大臣，這時他說他不想擔任職務而想集中力量研究新政策——這件事對特德將是危險的，但同時對黨是有重要意義的。否則，當選民們明確表明需要新的政策時，這些政策就成了讓人掃興的"還是同樣的東西"的信號。除此之外，頗為重要的影子大臣指導委員會更是按照特德的形象組成的。我在當時未被邀請參加該委員會，其成員中只有基思、也許還有杰弗裡·豪可能對特德的意向持反對態度。
由於人們都預料年底以前舉行另一次大選——大家都願意在１０月舉行——保守黨開始幾乎狂熱地尋找有吸引力的政策以便寫入我們下一個競選宣言中去。這些政策要符合兩個標準：它們必須是新鮮的，而且又不能令人懷疑不久前保守黨政府政策的內在正確性。我補充第三點：就我所負責的領域而言，新政策還要公認為是保守主義的。為了滿足這些標準，我們需要絞盡腦汁。
在１９７４年２-１０月份舉行各種選舉期間，我的大多數時間用在住房和地方稅的工作方面。我有一個由議員組成的有效的住房政策小組與我一起工作，休·羅西是我的一個朋友和鄰座議員，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住房專家，他有地方政府工作經驗。邁克爾·萊斯姆和約翰·斯但利精通建築業。新當選的奈傑爾·勞森才華出眾，總有自己的見解。我們也得到建築協會和建築業方面的人士的幫助。我很高興能領導這樣一個生氣勃勃的小組。
政治上優先考慮的問題當然是降低抵押貸款利率。技術問題是如何達到這一目的而不是無限地付補貼。當然，純粹主義者的觀點認為：人為地控制購房的借款利率，將肯定事與願違。而在這件事情上純粹主義者是對的，正如他們經常是對的一樣、如果我們過去是推行一種負責的經濟政策，也就不會有房地產價格的大漲大落，而日益高漲的通貨膨脹也不會抬高抵押貸款利率了。穩定貨幣和提供足夠的開發土地的政策，是確保有序住房市場的正確方法。但是，我們當然沒有推行這種政策。工黨已經發起了反對房地產開發的鬥爭。在這種情況下，使抵押貸款利率保持在低於市場確定的水平，或更確切他說，建築協會確定的水平，在短期內具有政治意義。執政期間，我們曾經實施過抵押貸款補貼的辦法，甚至討論過掌握控制抵押貸款利率的權力。工黨政府很快拿出了由哈羅德·利弗制定的方案，為建築協會提供大量低息短期貸款。我們的任務則是製訂出更加有吸引力的政策。
除了注意制定政治上有吸引力的政策之外，我有理由堅信在抵押貸款利率問題上需要採取行動，我們為幫助人們購房而製定的其他措施也應付諸行動。我一貫信奉擁有財產的民主和使更多的人擁有住房。在這一點上我也深切地感到中產階級是多麼痛苦。由於我們和工黨共同造成的通貨膨脹，實際上的盈利率使得人民的儲蓄貶值。除此之外，１９７４年房產的價值下跌。股票市場也是一樣：《金融時報》普通股指數跌至１４６點，是２０年來最低點。工會權力和左翼社會主義力量正在上升。稅收的提高加重了商業和老百姓的負擔。
在這種情況下，暫時照顧一下一個國家的中產階級的利益可能是正確的，國家的未來繁榮很大程度上依靠他們。而且，幫助人們以抵押貸款買房子——無論是以抵押貸款利率補貼或定金補助，或者僅僅是以減免抵押貸款利息稅的方式——比建築公房或收買私人房屋歸市所有更加省錢。我經常引用某住房研究基金會的研究報告，報告指出："每所市屬公房，現在每年平均需要繳納約９００英鎊作為稅收和地方稅補貼（包括很老的、市屬公房），而減兔普通抵押貸款稅，如果把這視為補貼的話，平均每年約為２８０英鎊。"
我的住房政策小組每星期一定期開會。住房問題專家和建築協會的代表們各抒已見。我經常向影子內閣作匯報。在他們沒有對經濟政策真正達成一致意見，也沒有對任何其他問題有很多建設性看法的情況下，他們把注意力全集中在我所負責的領域。我很清楚，特德和其他人決心把我們關於住房，可能還有關於地方稅的建議，作為我們希望早些而不是晚些舉行的下次大選活動的中心內容。例如，在５月３日星期五，我們影子內閣全天討論了宣言的政策問題。我匯報了住房問題，並被授權成立一個地方稅政策小組。但是，這次會議還有另外一番重要意義。會上，基思·約瑟夫就用新義的"貨幣主義"方針應付通貨膨脹問題作了長時間的徒勞無用的發言。
地方稅問題的難度超過了住房問題的任何一個方面，由一個成員略有不同的小組幫助我工作。我要掌握大量的技術資料。另外，地方稅的改革，且不說取消，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係和地方當局各部門的工作特別是教育部門，有著深刻的影響。我依靠專家們的意見——市財政局的官員證明是最好的情況來源，他們隨時提出技術性意見。但是，我的時間很緊迫，而且是在特德和其他人的嚴密注視下工作的。他們希望我拿出一個激進的、得人心的和有說服力的東西。我的任務絕非輕而易舉。
話說到這裡，我想我可以說很好地懂得了當時的政治已經到了怎樣的緊要關頭。例如，５月２１日星期二，我遇到了３５０名來自北安普敦郡的抗議者，每個村、鎮都有一名代表，他們對地方稅上漲３０％至１００％極為憤怒。幾種因素使得這一問題在政治上突出出來：這一制度有根本不公平的因素：一個單身寡婦與家裡有３個已經工作的成年兒子家庭，繳納相同數量的稅款；我們於１９７３年進行的地方稅重估導致了無節制的地方稅上升八最近，工黨的地方稅補助解決辦法對郡縣地區特別苛刻。簡言之，像在住房問題上一樣，在地方稅問題上也存在著中產階級對社會主義的全面反抗，而重要的是要引導這一反抗，而不是使之消散。我決心這樣做。
住房政策小組已經舉行了７次會議，６月１０日地方稅小組開始工作，住房小組的建議也在順利地擬定著，我知道特德和他的顧問們希望我們作出取消地方稅的堅定許諾。但是，在弄清楚用甚麼來代替地方稅之前，我實在不願意做出這種保證。無論如何，如果秋天舉行大選的話，如今除了找一條可以持續執行的路線寫入宣言中外，不可能再做更多了。
同時，在１９７４年整個夏天，主要是由於我們的住房政策，我在媒體上露面的機會超過以往任何時候。有些是無意的。我向影子內閣送交的住房政策小組的中期報告出現在６月２４日星期一《泰晤士報》的頭版上。在前一個星期五，影子內閣整個上午都用來討論宣言的第囚稿，到這時，我提出的住房政策的主要內容得到一致同意。降低建築協會為購房者定金存款所付綜合稅率，這樣把抵押貸款率壓低到某種水平，換句話說，以減稅的形式進行補貼。第一次購房者的定金存款將得到一筆補助金。但還是沒有規定具體數字。將對建築協會進行一次強有力的調查，這種想法是效仿對教師培訓進行的詹姆斯調查的做法。我希望這種做法能為抵押貸款高利率問題找到長期解決的方案，同時又不使我們無限期地付出補貼。
最後一點是關於住戶購買他們住的市政公房的權利問題，在我們提出的所有建議中，這一項是影響最廣泛、最得人心的。 １９７４年２月的競選宣言向這些住戶提供了購買他們住的公房的機會，但保留了市政當局為反對出售公房而上訴的權利，而且沒有提出折扣問題。我們都想再向前進一步，問題是走多遠。彼得·沃克不斷敦促將"購買權"以最低價格擴大到公房住戶。我的直覺趨於謹慎。並不是我低估了使更多人擁有房產的好處。而是我怕疏遠了那些已經承受著很大壓力的家庭。這些家庭節衣縮食以市場價格買了一棟新的私人房產，經受了抵押貸款利率提高和房產貶值之苦。這些人是保守黨選票的基礎，我對他們有一種自然的同情心。我怕他們會對那些公房的住戶有強烈的反感，這些住戶沒有付出什麼代價就突然從政府那裡得到了實際上是一大筆資產。結果，我們失去的支持可能比得到的多。回想起來，這種論點似乎既狹隘又缺乏想像力。事實也確實如此。但是在１９７４年當人民的住房價值災難性地下跌時，這在政治上來說是不無道理的。
最終，我們沿著彼得提出的方向走了很遠。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的競選宣言提出，３年以上的公房住戶有權按低於市場１／３的價格買房。如果住戶在５年內又將房子出售，則要交出部分資本收益。到宣言最後定稿時，我們已經在數量上確定了對首次購買私人住宅或私人公寓房的人給予的幫助數額，即每儲蓄兩鎊定金將得到１鎊資助，到一定限額為止。 （我們迴避了取消房租限制問題。）
然而，競選宣言中關於最低抵押貸款利率的上線到底許諾多少的問題成了我的最大麻煩。雖然由於我已列舉的上述原因，我確信，在這一領域給予許諾是合理的，但我非常清醒地意識到，通貨膨脹和利率的不斷上升將使財政部的開支多麼令人不安地增加。特德和他身邊的人似乎沒有這種顧慮。 ８月：日星期四，他把我從蘭伯赫斯特召來，參加他在威爾頓街的新家舉行的一次會議，到會者還有彼得·沃克、伊恩·吉爾莫和羅伯特·卡爾。宣言中關於把抵押貸款利率固定在"合理"水平的提法已得到一致同意。我受到很大壓力，要我超越這種說法。特德他們想要具體的數字。我強烈反對，但最後我不得不讓步，保證將抵押貸款利率控制在"１０％以下"。除此之外，我未同意提出具體數字。我希望事情會到此為止。
然而到８月２８日星期三，我乘車從倫敦到桐布里吉去錄製"保守黨政治廣播講話"的路上，尋呼機響了，要我立即回電話。特德顯然有話跟我講。是威利·懷特洛接的電話。很清楚、他們兩個，肯定還有核心圈子的其他人，正在開會。特德接過電話，他要我在廣播講話中宣布我們將降低抵押貸款利率的具體數字，並且是我力所能及可以降低的最低數字。我說我可以理解低於１０％在心理上所起的作用。這種需要可以用９．５％的數字得到滿足。真的，我不能再把它降低了，再降低就有點太輕率了，我已經為將來的開支擔心了。我不喜歡這種習性，即為了一時的政治影響而把數字搞得滿城風雨，而不是很好地考慮它們會造成什麼後果。所以我堅持９．５％。
關於地方稅的問題情況也是類似的，６月２１日星期五，當我們在影子內閣的會議上討論這個問題時，我設法避免作出任何確定的承諾。我想我們的做法應當是所有各黨通過一個特別委員會共同進行改革。我第一個承認這樣做不大可能使人感到吃驚。這個問題比住房問題更為困難，在這一領域做出輕率的保證是不明智的。特德對這些都不接受，他說我應當再想一想。幾天以後，下議院就地方稅進行的辯論確實表明需要更明確的方案。我們主張根本性的改革、暫時減少地方稅，規定水費應有稅收回扣。在我的發言中我提出中央政府有權限制地方政府的開支，有權對地方稅進行總體調查。但是，儘管我作為議員獲得了未傷毫毛的名聲，環境大臣托尼·克羅斯蘭還是佔了上風，他主張增加中央政府給地方當局的補貼，而不需要對製度本身進行大的改革。他的勝利要付出很大代價。因為，增加補貼未能降低地方稅，反而提高了地方開支。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克羅斯蘭嚴肅地宣布："宴會結束了。"
７月份，保守黨研究部的查爾斯·貝萊和我一起起草宣言中關於地方稅的部分，我們仍然從進行一次調查和臨時減少地方稅角度製定計劃。我到影子內閣指導委員會去討論我們的方案。地方開支中最大的一項是教師的工資。我主張將這項開支轉移到財政部。我提出的第二個可能性就是用一攬子撥款的辦法取代地方稅，地方政府同時有權支配在中央政府限定的總數以內的開支。我提到的這兩種可能性都不是特別有吸引力。但對這些問題的討論至少向出席會議的人表明，在地方稅問題上做點事和知道做什麼有很大區別。
８月１０日星期六在聖斯蒂芬俱樂部召開了候選人大會，我利用我在會上的講話宣傳了我們的政策。我主張地方稅體制的全面改革要考慮到個人的支付能力。為達到這一目的，我建議將教師工資轉移到財政部負擔並實行更好的臨時減稅辦法。這時是新聞淡季，是一年中推出新方案的好時機。因此我們得到了一些有利的宣傳。
我當時覺得似乎這證明我們可以不提出更具體的數字就可以在競選運動中獲勝。實際上，回顧這段時期可以看出，我們已經太具體了，因為，正如我１５年以後發現的，像把勞務費從地方轉"移到中央政府的這種措施本身，並不能降低地方當局的稅率。
我本來想離開倫敦的濕熱天氣和政治的紛擾，到蘭伯赫斯特同家人過個愉快的假期，這將是３年來的第一次。但這次又不成了。電話鈴不停地響，特德和其他人一直催促我更多地考慮新方案。然後到８月１６日星期五，我又被叫到威爾頓街去參加另一次會議。特德、羅伯特·卡爾、吉姆·普賴爾、威利·懷特洛和黨中央總部的邁克爾·沃爾夫等人都到會了。我很快明白了開會的目的：他們要迫使我同意在競選宣言中做出承諾，在一屆議會期間全部取消地方稅。我表示反對，理由與反對保證把抵押貸款利率降到９．５％以下是一樣的。但是特德和他的核心圈子被他們在２月的意外失敗嚇壞了。在新一輪大選中獲勝的迫切願望使他們急不可耐，要抓住救命稻草，或者用他們的行話來說抓住宣言這個"金塊"。
為地方開支籌款有各種辦法。對於中央政府撥給地方政府一攬子補貼的製度，我們都感到憂慮。因此，我告訴影子內閣，我認為財產稅改革似乎是最省事的選擇。不過我心底里還有一個想法）即以地方徵收汽油稅來補充財產稅。鄉然，對這兩種方案都持反對態度的大有人在，但至少比提高所得稅要好。
無論如何，我的同僚們所關心的，很明顯，就是保證取消地方稅，特德在威爾頓街的會見中堅持這一點。我由於再一次被迫提出一些未經過深思熟慮的政策而感到受到傷害和憤怒。但是我想，如果我把處理具體問題的小心謹慎態度和我大膽的表達風度相接合，那麼我就可以使我們的地方稅和住房政策成為為黨贏得選票的手段。這是我當時要集中精力去做的事。
８月２８日星期三下午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在這次會上我宣布了我們的最後方案。我毫不遲疑地宣布了一攬子措施——抵押貸款利率控制在９．５％左右，取消地方稅。正如老練的《旗幟晚報》記者羅伯特·卡維爾說的"飽經風霜的記者們對這些措施幾乎像對黨中央總部提供的雪利酒一樣的歡迎"。報上登的大都是關於我們的消息。人們普遍認為，自２月大選失利以來，這是黨得到的最大鼓舞。甚至有人談論保守黨可能在民意測驗中又要領先，當然這過份樂觀了。建築協會聯合會歡迎抵押貸款利率９．５％的方案，但對我提出的費用的數額表示懷疑。事實上，我憤怒地告訴他們，是他們的計算有錯，然後他們收回了。在經濟問題上持右派觀點的人持批評態度，這是可以理解的。那些我們需要爭取回來的保守黨基層黨員非常歡迎我們的方案。關於地方稅的保證也受到他們的歡迎。工黨驚慌失措了。不尋常的是，"舉辦宴會"的托尼·克羅斯蘭反應過火，將我們的方案說成是"瑪格麗特仲夏的瘋狂"。然而所有這些宣傳報導對我個人也是非常有利的。儘管當時我不知道，從這時起到１９７４年１０月競選運動結束的這段時期使我有機會在全國和議會中的保守黨黨員中留下好的影響。沒有這些，我後來的事業無疑將是另外一個樣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