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第六節遭到報應

１１月１３日星期二內閣充滿了憂鬱的情緒，因為每個戰線的危機都在加劇。托尼·巴伯告訴我們，這一天的１０月份貿易數字將顯示出另一個大赤字。人們在談論削減公開開支和提高稅率（最低借貸利率事實上已提高到１３％的創記錄的水平）。看來還得再宣布一次緊急狀態，並且要下命令限製商業建築物照明和取暖用電。甚至還在談論要發石油票。我當時不知道的是這些措施中還包括停止學校取暖用電的計劃；事實上，我只是在第二天無線電廣播新聞中才聽到這一消息。我極為生氣，一方面因為這是一個政治上愚蠢的行動。另一方面是因為事先沒有與我商量過。我進去找工業大臣湯姆·博德曼，在經過外交家們稱作的坦率交換意見之後，這一措施停止實行。 然而，關於學校取暖問題的不同意見是更廣泛的爭論的一個部分，一直持續到宣布大選之後。當我們要在節約能源的措施問題上做決定時，我們是應當偏嚴些呢還是應當偏鬆些？這不僅僅是個技術問題；因為我們不知道礦工禁止加班加點的命令將持續多久，在甚麼時候或會不會升級為一次罷工，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工業能夠克服電力短缺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很自然地至少要密切地看一看政治方面的影響。但在這方面也存在大量不確定因素。採取最嚴格的節能措施肯定將有助於使一般公眾確信，在國際上出現嚴重經濟問題的時刻，這是由工會的好鬥性引起的真正的緊急狀態。但是，也有這樣的風險，即人民因限制措施而發怒，特別是有些看來不必要的小的措施，如晚上１０點半以後關閉電視廣播的決定。然後，此後的任何放鬆措施，當然又都會遭到批評，說這表明我們過去是小題大作了，而且無疑，首先是保守黨出於政治原因造成的。

１２月初，特德採取了一個精明的行動。他將威利·懷特洛從北愛爾蘭事務部調回，代替莫里斯·麥克米倫擔任就業部大臣，威利既隨和又老練，如果要想找到與礦工的鬥爭的出路，這兩種素質的結合是特別必要的。政府的地位也增強了，因為，也許是出人意料的，由於公眾對礦工的行動很憤怒，民意測驗表明我們明顯領先於工黨。在這種情況下，除了最好鬥的工會會員外，都擔心對抗將促使大選的來臨。不久，新聞界對這方面的推測開始增多。 １２月１３日星期四，特德宣布實行３天工作週以節約能源。他當天晚上還作了廣播講話。這給人一種危機感，使得全國意見兩極分化。最初，工業產量或多或少停留在原來水平，這本身就說明英國工業不少部門效率低和超員。但當時我們並不了解這一點。我們也不可能知道３天工作週能維持多久。我發現保守黨內部強烈支持政府採取的措施。對幾天以後宣布的削減１２億英鎊公共開支的必要性也是理解的。

在這一階段，我們相信我們可以依靠工商界領導人。聖誕節前不久，丹尼斯和我去蘭伯赫斯特參加一個朋友家的晚會。由於削減供電，我們藉助果醬瓶裡的燈光上了樓梯。整個氣氛頗有戰爭時期的味道。那裡的商人都一致認為："要反抗他們、奮戰到底、送他們走、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這些話在當時都是很鼓舞人心的。 似乎沒有一個體面的或令人滿意的辦法解決糾份。與全國礦工工會的談判沒有任何結果。如果全國礦工工會在此條件的基礎上恢復工作的話，政府提出將立即對礦業和礦工工資的前景進行調查，但這個建議被全國礦工工會斷然拒絕。 １９７４年１月９日，英國職工大會在全國經濟開發理事會會議上表示，如果給全國礦工工會提供更多的好處，他們將不把這一點作為解決其他問題的談判依據。托尼·巴伯拒絕了職工大會的這一表示。從而失去了一個解決問題的機會。第二天托尼向我們解釋說，他認為那是一種宣傳伎倆，而不是一個嚴肅的表態。儘管後來內閣同意繼續就英國職工大會的表態進行工作，邀請了英國職工大會的人到唐寧街１０號來舉行了幾次長時間的會議，然而損失已經造成了：看來好像我們對這個問題不感興趣。我們如果接受了職工大會的表態，我們的處境會好些，會使英國職工大會為難。事實是，英國職工大會的表態無疑使我們處於被動地位。這一事件給我的教訓是，在其後果未得到充分權衡以前，既不要接受也不要拒絕任何表態。

在福拉德街我家的寓所裡，丹尼斯和我在燭光下談論著政府當時所處的困境。很清楚，政府犯了許多錯誤。而且，如果我們想辦法度過了當前的危機，那就必須對政府的方向提出一些根本性的問題。然而，無論我們已經採取的做法有多麼不同，無可置疑的是，我們現在面臨著一場我們必須獲勝的鬥爭。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工會和工黨支持的礦工，正在違抗議會制定的法律。那些鬥士們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搞垮政府並一勞永逸地表明，英國祇能按照工會運動的意向進行管理，這一點不僅是我作為保守黨內閣大臣不能容忍，而且其他千百萬看到國家基本自由受到威脅的人也不能容忍。丹尼斯和我，我們的朋友和大多數我們黨的工作者們都感到，我們現在必須接受挑戰，而且唯一的方法就是舉行大選並贏得大選。從這時起，我一有機會就極力倡導這一見解。

然而，特德·希思的態度使我感到吃驚和困惑。他似乎脫離了現實"他更關心第三階段的前途和石油危機，而不是政府的生死存亡這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內閣的討論集中於策略和細節，從來不談根本性戰略。這種內容的討論也許可在其他場合進行，但我說不准。無疑，他們缺乏緊迫感，令人不可思議。我想，這是由於特德心裡想拼命避免進行大選，因而不願嚴肅地考慮舉行大選的可能性。最後，也許正如我們有些人猜想的，由於他的核心成員對這個問題意見分歧，他終於在１月１４日，星期一分幾批把我們召到唐寧街１０號他的書房去見他。 到這時，我們離２月７日——最好的、最可能早的日期——大選的最後限期沒有幾天了。在我們這一批去唐寧街１０號的人中，主要是約翰·戴維斯和我發表講話。我們二人都強烈地勸說特德面對事實，不能讓工會這樣違抗法律和民主選舉的政府的政策。我們應及早舉行大選並問心無愧地為"誰統治英國"的問題而進行鬥爭。特德很少講話。似乎他要我們來只是為了走形式而不是出於任何其他目的。我看得出他不同意我們的意見，雖然他沒有這樣說，我離開時感到沮喪。我仍然相信，如果他早一些舉行大選，我們可能有突破，因為我們有可能將競選運動集中於工會權力問題。

１月２４日星期四這一天內閣開了兩次會。當時擔任能源大臣和黨的主席的彼得·卡林頓主張對電力限制放寬些。但是，由於上邊我所說的原因，我們之中許多人都對這種建議感到優慮。那天晚上舉行的第二次內閣會議是在全國礦工工會執委會為罷工決定進行投票後舉行的。這或多或少使形勢發生了變化，更加有利於採取謹慎從事的態度，儘管對限制措施稍有些放鬆。我感到，贊成罷工的票可能佔多數，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接下來就要進行大選運動了。 下一個星期三，１月３０日，礦工投票結果尚未揭曉，內閣召開了緊急會議。特德告訴我們內閣已經收到了工資委員會關於各種工資比照級差的報告。問題是，我們是否接受這個報告並建立一個新機構以便調查因"比照級差"而提出的工資要求。礦工們一向揚言要求提高他們的比照級差工資——因此他們拒絕了特德提出的"社交時間加班工資"，而且這一提議適用於所有倒班的工人。工資委員會的報告可能為他們在收入政策範圍內解決問題提供基礎——尤其是因為該報告特別支持這樣一種意見，即由於"外部事件"而使某種工業的重要性產生的相對變化，也可作為決定工資時考慮的一個因素。迅速增長的石油價格正是這麼一個"外部事件"。

我們感到政府沒有其他選擇，只有建立處理有關"比照工資級差"的機構。不這樣做會讓人看來似乎我們在極力設法阻止礦工問題的解決，何況我們已經接受了有關"比照工資級差"問題的報告。而且當時很可能舉行大選，我們的每一步驟都要考慮公眾輿論。 但是，對於如何做到這一點，還有重要的策略問題。我們可以把要求英國職工大會接受工資政策的原則作為條件。我們可以規定，在工資委員會進行調查時，礦工要復工並接受國家煤炭局現在提出的條件。在當時情況下，這些條件並非不合理，但是英國職工大會和全國礦工工會卻很可能不接受。 特德和幾個大臣一起起草了給英國職工大會和英國工業聯合會的信，信中提到把礦工接受當時國家煤炭局的條件和復工作為條件。該信邀請英國職工大會和英國工業聯合會進行談判。我猜想特德對這封強硬的信稿並不那麼高興。在心靈深處他想要把問題了結，而且直到最後時刻他還相信他會取得成功。但是到這時，甚至他在內閣中最親密的朋友都想要與礦工見個高低。政府核心集團內部的分歧在提前大選的問題上已經暴露出來。我想，起草上述信件的小組內也存在同樣的分歧。

最後，內閣淡化了信的內容，不再把礦工接受國家煤炭局提出的條件作為條件，也不把英國職工大會與大臣們進行談判的建議作為附加條件。這封信發表了。當我們第二天再開會時，大家普遍感到新聞報導反應是好的，因而我們重新得到了月初在英國職工大會提出的條件問題上失去的某些主動權。但事實上，我們這時承諾了接受建立"比照工資級差"機構的建議以及它可能隨之提出的任何意見。很清楚，礦工很可能贏得工資的大幅度提高。如果我們繼續前進並舉行大選。前景將是：我們在大選後馬上會面臨另一次威爾伯福斯法庭調查。當時它具有策略意義。但是，回過頭來看，我必須相信，有些人正在為收買礦工準備條件。 當２月５日星期二我們得知，參加全國礦工工會投票的８１％的選票支持罷工時，大選是肯定要進行了。對舉行大選的推測達到狂熱程度，勢在必行。兩天以後，當特德在內閣告訴我們他決犀舉行大選時，我想我們沒有人感到吃驚。大選將於２月２８日星期四舉行，也就是說要盡快舉行。威利正式建議將礦工的要求提到工資委員會去進行比照工資級差的研究。他婉轉他說明他這樣做的理由，完全是為了在大選時人們不可避免地提出，"如果你們獲勝，你們將如何解決礦工問題"時，我們有話可說。然後內閣作出同意威利提議的重大決定。

由於大選的緊急性質，我甚至連宣言中教育部分初稿的擬定都沒有參加，宣言在幾天之內就發表了。儘管陳述了成績，但新東西很少。無論如何，宣言的突出主題是清楚而鮮明的；在危機時期需要一個堅定和公平的政府。主要的新承諾是修改社會保障制度，為罷工者的家屬付社會保障金。除了通貨膨脹和工會權力問題外，１１％的抵押貸款利率為我們製造了政治上的困難。自然，人們問我的問題主要是關於教育方面的事情。威利·懷特洛和我在競選過程中出席了羅賓·戴主持的"選舉訪談"電視節目，問的也是這類問題。但是，在回答一個提問時，我強烈地表達了我對聯合政府的觀點：如果設想你的政府是由所有最聰明的人組成的，這些最聰明的人對於要做的工作會有一致的看法。我想這是一個錯誤的設想。你可以讓兩個專家去解決任何一個問題，而他們兩人事實上不會有一致的解決辦法……在聯合政府中，你必須放棄自己的很多信念。

未料到，我這一段話與大選後期的保守黨有著聯繫。當時的保守黨領導一方面在設法恢復元氣，一方面在尋找重新掌權的辦法，因此他們被一個"全國團結政府"的概念所吸引。我還要補充，如果你沒有信念，或者如果你已經放棄了你的信念，"全國團結政府"就對你有更大的吸引力。 在競選期間的大部分時間裡，我還算有信心，相信我們會獲勝。那些由於政策上的１８０度大轉彎而疏遠了保守黨的支持者們，開始轉向我們。實際上，過去他們看到我們的缺點而感到沮喪，因為，現在他們看到我們已經決定對工會的好鬥性進行挑戰，他們下定決心支持我們。哈羅德·威爾遜在與工會簽訂的"社會契約"中陳述了工黨的方針。那些渴望過安靜生活的人可望被這一做法所誘惑。但我感到，如果我們能堅持由"誰來統治"？這句話所概括的中心問題，我們會贏得這場辯論，從而贏得大選。

在最後的一個星期內，我具體地感覺到勝利在從我們的手中溜走。電台廣播了洩露出來的工資委員會的證詞，聲稱在第三階段礦工的工資本來可以提高，意思是說整個大選都是不必要的。我聽到這一消息時，我簡直不敢相信。政府試圖否認這一點，但因為確有失誤，政府的否認吞吞吐吐，沒有說服力。我們被錯綜複雜的工資政策套住了，最後被它扼死。從這時起我們走上了無情的下坡路。 兩天以後，伊諾克·鮑威爾勸人們投工黨的票以博得就共同市場問題進行公民投票，我可以理解他採取這種立場的邏緝：加入共同市場使英國廢除了主權，因此，首要的政治問題是恢復主權。但他做這件事的方式使我震驚。他是在宣布舉行大選的當天才宣布他不再競選沃爾沃漠普頓的議員席位的，隨即在競選運動結束時投下這顆炸彈——勸人們投工黨的票。我認為，用這種方式背叛本地的支持者和選區工作人員是無情無義的。我想，伊諾克在１９７４年２月的決定，像他過去在１９７０年的干預性發言一樣，影響非常大。 接著，３天以後又有另一次打擊。英國工業聯合會總幹事坎貝爾·阿達姆遜公開號召廢除勞資關係法。這是英國工業領袖的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們在參戰前虛張聲勢，但又缺乏戰鬥的膽量。然而，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的干預主義政策很難鼓勵英國商人和經理們為了自由承擔風險和責任。 部分地由於這些事態的發生，但無疑部分地也是由於在為期３週的競選運動中只集中於一個問題，這種做法肯定是難以奏效的。我們的競選活動失去了勢頭。我仍然在想，我們也許可能獲勝，但我意識到我們競選的熱情降低了，我們的目標混亂了。我也從民意測驗和我的選區的反應中了解到，自由黨對我們構成嚴重威脅。因此，到了投票日，我的樂觀已經變為不安。 當我從芬奇利和全國其他地方聽說那天早晨很多選民令人吃驚地參加投票時，我的情緒就更加不安了。我但願這些人都是憤怒的保守黨人，出來表示他們拒絕工會權力的敲詐。但這些選民似乎更像來自工黨控制的公房社區，他們出來投票是為了給保守黨一個教訓。我很高興在我衣服的扣眼上戴著一枝藍色的花而不是平常戴的紙玫瑰花。這枝花是馬克給我的，一天都保持新鮮，它幫助我提精神。 大選結果很快表明，我們沒有什麼可值得高興的。我們失去了３３個席位。這將會是一屆動盪不定的沒有一個政黨佔絕對多數席位的議會。工黨佔３０１個席位，在議會中是最大政黨，距佔多數席位還缺１７席。我們降到２９６席，雖然我們得票數的百分比稍高於工黨；自由黨得到了將近２０％的選票，佔有１４個席位。那些小黨，包括北愛爾蘭統一黨佔有２３個席位。我在芬奇利選民的多數票從１萬１千降至６千，儘管下降票數部分是由於選區劃分變化造成的。 我對大選結果感到煩惱。我們最後終於對工會擺好了進攻的架勢，而人民卻沒有支持我們。再者，我喜歡我當教育大臣時的日子，或者說當教育大臣的大部分時間。我會想念我的工作和我的決策，當然還有給我帶來的很多便利，如大臣專車。從現在開始，我將再一次開我自己的沃霍爾-維瓦牌老車出去了。不過，至少我不必去經受清理塞滿了個人物品的桌子和櫃子的痛苦過程。無論怎樣，我從來沒有把許多個人亂七八糟的東西帶到教育部去，而且，出於謹慎，我在競選運動開始時就把大多數東西帶回了家，只是偶爾當我在倫敦市中心活動時到辦公室去簽署緊急信件。我可以說乾淨利索地離開了辦公室。 星期五下午我們開會。這是一個疲憊不堪，垂頭喪氣的收拾殘局的內閣會議。特德·希思問我們現在應當怎麼辦，有幾種選擇可以考慮。特德可以建議女王召見哈羅德·威爾遜，他是議會最大政黨的領袖；或者是，由政府訴諸議會，看看在議會中是否能得到對政府綱領的支持；或者是他可以與較小的黨進行交易，設法制定一個克服國家眼前困難的綱領。由於我們的北愛爾蘭政策使北愛爾蘭統一黨與我們疏遠了，這事實上就意味著與自由黨進行交易，儘管這樣也不能使我們處於多數。毫無疑問，從特德講話的樣子可看出，後者是他主張的辦法。我們對這幾種可能性輪番地進行了辯論。 我的直覺是，在下院佔有最多席位的黨，有理由期待被要求設法組織政府。但特德爭辯說，由於保守黨獲得的選票最多人他有責任尋求組織聯合政府的可能性。因此他提出給自由黨領袖傑瑞米·索普在聯合政府中安排一個位置，並許諾請議長召集會議討論選舉改革間題。索普回去與他的黨商量。雖然我願意留任教育大臣，但我不願意在保守黨永遠不再能形成一個多數政府的情況下留任。而這正是自由黨人要求實行的比例代表制可能造成的形勢。我也意識到，這種交易也會使我們看起來可笑。英國人最討厭的是表現不好的失敗者。我們下台的時間到了。 當我們在星期一再一次開會時，特德詳細地告訴了我們他與自由黨討論的情況。他們無論如何不願意按照傑瑞米·索普的要求行事。我們還在等待著他的正式答复。但現在特德似乎肯定要提出辭呈。最後一次內閣會議是在那天下午４點４５分召開的。這時傑瑞米·索普的答复已收到。從特德的講話中使人感覺到，他的意見已經轉向組成一個所有各黨參加的國民政府的想法，這種想法日益吸引著他。當然，這種想法根本沒有吸引我。無論如何，自由黨人不想與我們組成聯合政府。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我悲傷地離開了唐寧街，但卻有些解脫的感覺。我很少想到將來。但我心中知道，不僅是更換政府的時刻到了，保守黨變革的時刻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