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二部分三色：紅(1～5)

第27節：三色：紅(1) 三三色：紅 如果博愛可以被定義為與某人的鄰居關係親密，《紅》肯定是一部有關博愛的聯繫的電影：在這個經由基耶斯洛夫斯基具有嘲諷意味的詮釋的故事中，主角是個偷聽鄰居電話的退休法官（讓-路易·特蘭蒂尼昂飾演）。但《紅》的故事核心說的還是頑固的法官和青春靚麗的女模特、日內瓦大學的大學生瓦倫蒂娜（伊蓮娜·雅各布飾演）間不斷發展的紐帶。在今天的社會中，男人和女人間是否還可能存在著友情？或許能，至少在這個由基耶斯洛夫斯基和彼埃西維奇共同撰寫的，承載深刻人道主義的故事中，答案是“能”。 皮奧特·索伯欽斯基（他也是《十誡，三》《十誡，九》的攝影師，後來還在美國獲得成功，拍攝了諸如朗·霍華德的《贖金風暴》、羅伯特·本頓的《黎明時分》等影片）的攝影是本片故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為《紅》正是通過內在的呼應和平行關係來建立全片結構的。它用複雜的映射代替線性結構，再用反復出現的一些意像不時加以強調——包括電話、汽車、閃爍的光芒、紅色的液體——既暗示接觸的渴望，又暗示對這種親密接觸的恐懼。普賴斯納寫的波萊羅舞曲在聽覺上也帶來了完美的補充：旋律抒情的主題段落被不斷發展和重複，旋律本身的結構也表現出《紅》不斷累積的共鳴特性。

從影片一開始，瓦倫蒂娜和鄰居奧古斯特（讓-皮埃爾·洛里[Jean-Pierre Lorit]飾演）就幾乎遇上——但始終還是差了一點——即使鏡頭經常為觀眾將兩人聯繫在一起。熱情、開朗的瓦倫蒂娜有個總不露面的男友，他始終只是長途電話那頭醋意十足的男聲。另一方面，奧古斯特有個女友卡琳（弗雷德麗克·費德[Frederique Feder]飾演），他即將參加法官資格考。瓦倫蒂娜開車時不小心壓了條小狗“麗塔”，她把受傷的小狗放進車裡，載它去找主人，那位退休的法官。但他對小狗顯得很冷淡，瓦倫蒂娜只好把麗塔帶回自己家照顧。 第28節：三色：紅(2) 康復後的麗塔又跑回了主人家，瓦倫蒂娜也跟了過來：她氣憤並且震驚地發現了法官的監聽設備，而這顯然是他故意留給她看的。她哭了，法官給受害的鄰居以及警方寫信，告發了自己。

雖然他的名字並沒出現在片尾字幕中，但他作為被告出現在法庭上時，我們聽見法庭稱呼本案被告為“約瑟夫·科恩”（瓦倫蒂娜和奧古斯特住處附近的咖啡店店名便是“約瑟夫家”，這顯然不僅是巧合）。瓦倫蒂娜在報上讀到了這件隱私侵犯案件，她匆忙跑去法官家，想告訴他並非自己告的密。和《維洛尼卡的雙重生命》中的亞歷山大一樣，他告訴瓦倫蒂娜是他自己揭發了自己，目的就是為了看看她接下來會怎麼做。隨後，兩人的談話重新確立起他們之間的和睦關係，法官順勢鼓勵她去英國旅行時搭乘輪船。他是因為偷聽過奧古斯特的電話，才知道後者也會上同一艘船嗎？至少他確實知道，已經另有新歡的卡琳也會搭乘這一班船。奧古斯特考場得意，情場失意。 （他偷偷爬上卡琳的窗戶，看見她與別人做愛，他和《愛情短片》中的托梅克、《十誡，九》中的羅曼、《白》中的卡洛一樣：越害怕什麼就越偷看什麼。）

瓦倫蒂娜要在時裝發布會上走秀，法官接受了她的邀請，表演結束後兩人在無人的舞台上坦誠交流。原本，他是了解所有人的故事的那個，現在，她開始猜測他自己的故事。瓦倫蒂娜講述著法官的過去，我們也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他和現在的奧古斯特之間的相似度：法官年輕時也曾被比自己年長兩歲的金發女子拋棄。之前一場戲裡，奧古斯特的書掉在地上，翻開的那頁上寫著的問題，恰恰是他之後考試時遇到的，而多年之前，法官也遇到相同的事，書落在地上，翻開的那頁上正好寫著第二天他將被問及的問題。法官平靜地告訴瓦倫蒂娜：“或許你就是我沒能遇上的那個女子。” 最終，奧古斯特在影片最後一場戲中遇見了她：法官看著電視裡的新聞報導，輪船遭遇海難，只剩下少數幾名倖存者，奧古斯特和瓦倫蒂娜出現在同一格畫面中。其餘倖存者還包括《藍》中的朱麗和奧利維耶以及《白》中的卡洛和多米尼克。三部曲的故事從開始到結束正好過了一年：因為新聞裡提到了一年前去世的作曲家帕特里斯。

第29節：三色：紅(3) 《紅》開場的片頭字幕一段也延續了《藍》《白》的風格，從主題和風格上為整部影片打下基調。聲音再次先於畫面出現，我們聽見一陣隆隆聲，隨後發現那同樣來自某種機械：《藍》片頭的機械是車輪，《白》裡是傳輸帶，而在《紅》中發出聲音的則是被手指撥動的電話。 （仔細看，我們可以發現電話機旁的照片裡正是瓦倫蒂娜，打電話的是她男友米歇爾。我們先是聽見雨聲，然後聽見米歇爾說：“典型的英國天氣，傾盆大雨。”）接下來，攝影機鏡頭開始了一連串興奮的連續運動，它先是忽然左移，一路跟隨電話線，然後進入管線：它在水下穿梭，我們聽見失真的聲音和話語，這正是人類精神在1990年代所必須經過的技術通路。圓形的燈光閃爍，伴隨著嘟嘟聲：忙音。然後是重撥，這次電話接通了。 “重撥”可以被拿來當作《紅》的副標題：老法官獲得人生的第二次機會，通過瓦倫蒂娜找回自己迷失的人性；瓦倫蒂娜也獲得人生的第二次機會——無論是拜命運、上帝，抑或魔術師般的法官所賜——她倖免於海難，然後與作為法官的年輕版本的奧古斯特一同獲得“重生”。

《紅》一開場便引出了影片的多個關鍵元素，從電話（或者說監聽）到無所不在的攝影機，從縱橫交錯的電線（或者說迷失的聯繫）到機遇。對法官來說，電話機就像是收音機，更多地被用來收聽而非對著它講話。他和瓦倫蒂娜從沒給對方打過電話，她來他家見他，他則在收到請帖後專程去看她的演出。對於家裡沒有電話答錄機的奧古斯特來說，電話總是造成麻煩：他在關鍵時刻錯過了卡琳的電話，再打回去時又遇到忙音。對卡琳來說，電話則是她的生活工具，她通過電話為顧客提供各地氣象信息。對瓦倫蒂娜來說，電話是挫折感的源泉：每次米歇爾打電話來，他都會就她上一次為何不接電話而斥責一番。事實上，這位吃醋的男友似乎一直在監視著她，他能感覺到瓦倫蒂娜本可以早點拿起電話。

第30節：三色：紅(4) 由於觀眾接觸《紅》首先是通過瓦倫蒂娜和她未露面的男友在電話上的對話，我們相對米歇爾的關係也就和法官相對所有人的關係一樣——偷聽。但是，偷聽的人絕非只有我們：法官挑戰瓦倫蒂娜，問她是否敢去鄰居家告訴那個已婚的男人，他和他的同性情人的對話被法官偷聽到了；瓦倫蒂娜去了，卻發現那男人的女兒正在另一個分機上偷聽他父親的電話。 優雅、深思熟慮的鏡頭運動，暗示著一種善意的監視。和法官一樣，鏡頭似乎能同時看到每個人物的行為。例如，在瓦倫蒂娜抓起電話前，鏡頭中出現了奧古斯特，他在自己的公寓裡。他也在打電話——比劇本中安排的來得早——還在電話裡來了個迅速而又神秘的吻。電話鈴聲將畫面帶出他的房間——途經“約瑟夫家”咖啡店的紅色頂棚——從窗戶進入瓦倫蒂娜的房間。攝影機等待著女主角入畫：我們聽見她留在答錄機上的聲音，而紅色搖椅的晃動則暗示她之前還在。 （當她跑進畫面抓起電話時，觀眾和打電話來的人一樣，感覺鬆了一口氣。）攝影機有著屬於它自己的全知生命，例如在瓦倫蒂娜離開後，攝影機又彷彿自動般地轉回到法官身上。或者是在保齡球球道上，它不僅跟隨著一隻即將推倒球瓶的保齡球，還從瓦倫蒂娜身上向左移，拍到一隻碎裂的杯子，以及一包被捏皺的萬寶路。我們已經知道抽萬寶路的奧古斯特原本約好和卡琳在保齡球館見面，上述的鏡頭運動間接地告訴我們，卡琳不會來了。 （碎裂的玻璃杯也在視覺上呼應了瓦倫蒂娜和法官最後那場對手戲中，她手中捏碎的咖啡杯。）當法官向瓦倫蒂娜描述自己是如何給鄰居們寫信時，攝影機再次向左移動——無聲無息、充滿自我意識、目的曖昧——直至另一間屋裡的玻璃瓶，然後才又移回。兩人在劇院最後一次見面時，法官告訴瓦倫蒂娜，自己的書從二樓落下，翻開的那頁上正巧有著之後考試時會出現的考題，此時，攝影機也彷彿本能地向下斜移，好像是在模仿書本的掉落。 ［1］

第31節：三色：紅(5) 書本正好翻開到這一頁，這是否是碰巧？奧古斯特的書也同樣落下，同樣恰好翻開到有著他日後所遇考題的那頁，這又是否是碰巧？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充滿交集的詩意世界中，或許不是。瓦倫蒂娜問米歇爾，如果當初她沒有走出去休息一會兒的話，他倆是否還有可能會遇上。後來，她走進咖啡店，和平日里一樣玩上一盤老虎機遊戲。法官讓她聽了段奧古斯特和卡琳間的對話，他們用擲硬幣來決定是否去打保齡：卡琳和法官同時拋出硬幣，都是反面。法官的微笑暗示著，所謂巧合其實僅僅只是命運的偽裝。 攝影機的複雜運動，配合上對紅色的使用，呈現出一個一切早已命定，所謂機遇並無多大用武之地的世界。基耶斯洛夫斯基用“倒攝推理”（用後發生的事情來推理之前發生的事情）這個詞語來形容影片中某些意象的反復出現，用皮奧特·索伯欽斯基的話來說就是：

這些當然都沒有故事板，有的只是一些能引起聯想的東西，但它的含義卻必須被隱藏起來，而非揭露……明確了一系列能引發輕微聯想的對像後，我們將通常的電影邏輯給顛倒了過來。通常都是預兆先於未來發生的事情出現，但我們卻為表明某些先發生的、明顯屬於偶然的事情其實對於故事整體來說很重要，而著重設計了後發生的那些情節。 ［2］ 例如，影片開始時，圓形的閃光的燈泡將光線的概念確立為一種運動，這一概念貫穿全片，並逐步得到發展。當瓦倫蒂娜停在樓下的汽車發出警報聲時，她透過窗戶看著閃爍的車頭燈。當奧古斯特因看見卡琳背叛自己而大發雷霆後，他把自己的紅色吉普停在了瓦倫蒂娜的窗下，她注意到汽車的電池即將耗盡。在她第二次去見法官時，他話說到一半忽然停下，提醒她注意光線：光芒即將在屋中亮起。在她第三次去法官那兒時，兩人在微弱的光線中交談，直到他打開一盞檯燈；但燈泡卻壞了，他重新裝上了一個，燈泡發出刺眼的光芒，直到他把燈罩重新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