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世界都是路
我們處在這樣一個時代：一，對前途不可把握；二，生活越來越沒有新意。
關於第一點，不是我論述的重點。你只需想想，你現在這副傻樣子，是六年前的你、六個月前的你、六天前的你、六小時前的你曾經預料到的嗎？ ……所以，未來會怎樣，究竟有誰會知道？所以，今天的你不要賤乎乎地張羅，替明天的你做主設計什麼事情（念到此處停一停，可能有掌聲）。
打著“讀書”這個附庸風雅的旗號，我來著重談談第二個問題。
誠如魯迅先生所言：“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這句格言曾有效地鼓動起多少人的熱情和勇氣。
但魯迅就那麼對嗎？事實上不是這樣的，五千年的風和雨啊踩出多少路，早已沒有一塊地方是沒被人走過的。
你想走出一條新路嗎？
你的腳下早已是腳印雜沓，阡陌縱橫，前見古人，後有來者。
讀書、寫字，更是這樣。幾千年的文明堆積下來，早已窮盡了文字組合的一切變化，故事情節的一切跌宕，食色性也的一切哲理。
滿世界都是路。
在全民族集體發昏的年代，幾億人喊出的一句共同心聲是“知識越多越反動”。這句話從虛無主義懷疑論者的角度來分析有一定道理，讀書越多，的確更容易讓你灰心絕望。
比如吧，你的朋友喝得醉醺醺的來你家借宿，你一邊忍耐著心中的厭惡，一邊幫他擦拭吐到地上或床上的污物，還得扶他起來喝晾好了的濃茶。做出這麼大的犧牲，你總得給自己戴頂高帽呀，於是你對柳眉倒豎的太太和追悔莫及的朋友說，沒關係沒關係……接下來，你要用一句話來說明你對友誼的態度。
A 如果你是個文化人，你會引用“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來表達自己的心意。你的太太和朋友會感動，並因這句耳熟能詳的話而與你產生了強烈的共鳴。
B 如果你是個很有文化的人，你會說一句：“朋友來了，怎麼折騰都是應該的”，然後很酷地告訴她和他，是蘭姆說的，語見《伊利亞隨筆選》中文版第116頁、英文版第166頁。你的太太和朋友會感動，並因這句來歷偏僻的格言而對你產生了濃厚的敬意。
C 如果你是個很有個性的文化人，你會避開孔夫子和蘭姆的格言，而採取百分百原創：“你能來俺家，是俺的面子。”這有可能產生三種結果——
a 你的太太和朋友會感動，並因這句沒有來歷的話而對你產生了深刻的鄙夷：“為什麼不用一句人家孔先生的話呢？'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你丫真沒文化。”
b 你的太太和朋友會感動，並因你說這是句原創的話而對你產生了嚴重的懷疑：“你丫真操蛋，拿俺們沒看過的書上的格言來蒙俺們，還說是自產的。見過不要臉的，沒見過這麼不要臉的。”
c 你的太太和朋友會感動，並認為這是句原創的話而對你產生了少許的欽佩，然後把你這句話廣為傳播，沒想到被一個博覽群書的大學問家聽到，並對你產生了深刻的鄙夷：“丫真操蛋，拿老百姓沒看過的書上的格言來蒙人家，還說是自產的。這明明是《吉爾·布拉斯》裡的一句話嘛，詳見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頁。見過不要臉的，沒見過這麼不要臉的。”
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實在是可憐極了，里外不是人，動輒得咎。一切都是在落人窠臼拾人牙慧，永遠不要再指望能有什麼新的發明了。
在我的眼中，人類的文明成果就像個高聳入雲的專利局大樓，裡面是一個個房間，堆放著前人的智慧結晶，並義正詞嚴地告訴你，版權所有，盜版必究。
你想獨出機杼別出心裁嗎？可憐的人類，除了將刻甲骨文的石刀變成計算機上的鍵盤外，智商沒有任何提高。黑格爾申請了大小邏輯的專利，過了這麼多年，都沒人向他挑戰成功。人家還有一個優勢就是比你早生幾百年，先在茅坑里佔了個位子，後來者只有居下了。
你想避免盜版嫌疑嗎？那你總得先把已經申請專利的東西過一下眼吧。可憐那些東西，你就是花六輩子的時間都看不完的，更不用說擠出時間生產自己的專利了。你想偉大，就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巨人們的肩膀早已崑崙巍峨高不可攀。
你想破罐子破摔嗎？於是你厚著臉皮說無知者無畏，我是流氓我怕誰。你對那幢高樓視而不見，對那些專利產品根本不屑於研究。可這世界不是你一個人的呀，別人的眼可盯著你呢。你剛說出句自以為是原創的話，寫出篇完全自產的文章，就有大學問家們向你豎起義憤填膺的中指：“丫在盜版！丫在盜版！！”
我們真是活得越來越沒有理由。
回過頭來再看魯迅那句話，不得不承認他是為古人預備的。活到我們這份兒上，靈感越來越沒有新意。
於是你尷尬成這樣，寫篇文章，要不引用點古人的格言掉會兒書袋，就沒人信服。
於是你沮喪成這樣，讀本書，就像去逛那個專利局，讀得越多，你知道屬於你發揮的空間就越小。
“滿世界都是路，你只有來選擇自己的腳步。”
在你還沒有把所有的書翻遍，還不知道此前有哪位先哲創造了這句格言之前，就把這句話算成是我說的吧。
當我邊吃擔擔面邊對鸚鵡（1）說要寫篇《關於讀書的記憶碎片》時，他那比瞳孔還小的鼻孔裡發出一聲“嗤”。微言大義，我完全能明白他的輕蔑。
是啊，這小子讀的黃色書籍都比我看的所有顏色的書加起來還要多，說什麼讀書，沒的笑掉天下讀書人的黃牙。
但是，有什麼了不起的呢？你不過是比俺多逛了幾個專利局的房間而已，不過是比俺多知道幾條掛著“此路不通”牌子的專利小馬路而已。
在寫作本文之前，我一再告誡自己盡量不去招惹專利局裡那些產品，但寫到這裡，還是忍不住引用簡愛小姐的那句話來反駁一下自鳴得意自命不凡的鸚鵡：“越過墳墓，我們都將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
引用別人的格言，就是有說服力。走現成的路，就是好使。
不致敬也是可以的
俄羅斯電影大師塔科夫斯基在很小的時候，他的母親就給他讀，從此以後，他“再也無法閱讀垃圾”。
可惜我像老塔那麼大的時候沒有可讀，並且按照合乎邏輯的推斷，即使放在那時的我面前，恐怕也看不出什麼好來。
我讀到的第一本書是《民兵訓練手冊》，非常喜歡裡面粗糙的工筆插圖，“立七坐五盤三半”之類（2），還拿較薄的白紙描募了一些。認識的字就從這本書開始，第一頁是“提高警惕，保衛祖國”，第二頁是“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這本書的主人是我小舅。他神秘地告訴我，第二頁上的話是林彪說的，並叮囑千萬不要說給別人聽，因為林彪當時已經“黑”了，按照規定，他的照片和語錄是要被從書上撕去的。
童年時代文化生活的貧乏已經被許多人津津樂道過了，諸如如飢似渴地閱讀能看到的每一份革命大批判報紙，《解放軍畫報》、《人民畫報》是難得一見的珍饈，《小朋友》、《紅小兵》、《兒童時代》等適齡彩色雜誌更是只聞其名出現在夢中……我記憶中最有文化的遊戲是背誦毛主席語錄，有一個小哥們能一口氣地連背三遍“鼓足乾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招致一片驚嘆。
上學後，苦難的讀書生涯開始了。毫不誇張地說，從小學到中學，語文課本里的文章多是垃圾，成心將我們往溝裡帶。不是垃圾的東西，也被他們有本事弄成垃圾式教法。這方面所受的精神虐待，不說也罷。反正那時老師對學生的要求是“多看課外書”，而對看多了課外書的學生又進行勸阻，怕影響課內的學業，由此可以鮮明地看出語文教學與文學審美和閱讀需求之間的嚴重對立。
當我長大成人後，看到了鄭淵潔的皮皮魯系列，頓生無限感慨，恨自己童年時沒有遇到這樣的讀物，並從此打心眼裡認為老鄭是中國最偉大的作家。
有人與我看法相同嗎？
這世界上有一種賤人，叫嚷著苦難是什麼財富，並對可憐的成長歷程感激涕零，似乎只有在荒漠上才能知道水的可貴，才能充分吸收水的養分，讓自己長得有個人樣。如果在水源充足的地方，就會拿水噹尿，渴死都不帶喝的。
他們以為今天混得不錯都是沙漠給的，他們以為這麼愛書都是沒書的年代給逼的，然後對現如今的孩子們生活在知識的海洋裡感到憂心忡忡不可理喻。我也喜歡這樣，顯得自己的少年時光不至於真的那麼可悲，而只是——在別人眼裡看起來可悲而已。
我們總有一種錯誤的想像，覺得自己之所以能成為現在這副樣子（而這副樣子又是最好的），是惟一的可能性。沒有天哪有地，沒有地哪有你，沒有你哪有我，連製造苦難的人，也因此捎帶著被感謝。彷彿童年時要是過的好日子，現在就會變成個二流子，或是個二傻子，至少也是個二楞子，絕對不會這樣既知書又達理既文明又文化。
曾經看蘇童評張愛玲，說《對照記》發表時配了一張她穿旗袍的照片，張愛玲對這件並不是很合身的旗袍做了很認真的解釋，說是繼母送的。 “料子很好”，“領口都磨破了”——前一句話是繼母說的，後一句話是張愛玲補充的。她記住了別人的恩惠，也記住了那恩惠的瑕疵。 “她向現實生活致敬，同時對他人說，不致敬也是可以的。”蘇童的這句評點可以視作對我們的童年時代的結語。
讀書有一種真正可憐可悲的境地，我將在下次碎片中集中論述。相較而言，沒什麼書可讀、以及讀的書垃圾居多，這兩種遭際還不算最慘。無書可讀使我們更善於精讀，讀些垃圾書，也使我們不至於偏食，更知道好糧食的可貴——在垃圾場里長出的莊稼自有其茁壯之處。
其實世界上最不人道的事兒就是向別人轉述自己讀過的書。但在那個貧瘠的年代，幾乎整整一個國家的人讀的都是同樣的書。這種共同的閱讀經歷使我有理由來回憶一些雕刻在少年時光裡的記憶，因為那是我們共同的基因密碼。
《動腦筋爺爺》，那一年，我和父親一起拉煤回家準備過冬。他突然讓我看住煤車等他一會兒，說去書店給我買兩本書，這可是幾乎讓我暈眩的幸福。父親問是要《動腦筋爺爺》還是《算得快》，我知道他沒足夠的錢兩樣都買，就權衡了一下，說出前者的名字。事實上早已覬覦那套書良久，對其饞得不行。父親沒有食言，過了一會兒給我買回來，共是四本，全彩印刷。我猜他心裡應該有些後悔答應了我的要求，因為相較而言《算得快》要便宜得多。這套書成為我的珍藏，看了不知多少遍，書中傳授的科學知識早就爛熟於胸，小天真和小問號的幸福生活也讓我艷羨不已。後來這套書又出了第五冊，但我忍著沒要父親買回來湊齊，因為老是見他和母親為錢發愁。
《小靈通漫遊未來》，這大概是高產作家葉永烈最廣為人知的作品了——除了該書，他還有以金明、戈亮為主人公的科學福爾摩斯系列傳世，以及後來充滿對話的政治人物傳記，好像他當時就帶了個錄音機是人家身邊似的，對了，他還是《十萬個為什麼》的骨幹作者。前兩年看到有人不無醋意地說老葉掙了多少多少稿費，我倒覺得他拿多少錢都是理所應該的。 《小靈通漫遊未來》開啟了我們童年時的科學幻想之門，不過如今看來，那些幻想太傻大憨粗了一些，特別是“農廠”里高聳入雲的向日葵，還有切開後有桌面那麼大的西瓜，幾頭人才吃了一個角，剩下的就浪費了。這屬於窮慣了的人的科學幻想。
《紅旗飄飄》，這是個系列叢書，由一段段革命傳統故事組成。當時喜歡它，一是因為規模大，共有幾十本，看著解氣，二是因為那時的小男人都喜歡打仗的故事，並通過對比知道自己現在的生活還不是最慘的。
《小狒狒歷險記》，融動物知識與冒險故事於一體的童話，神秘的非洲大草原，緊張得讓人掌心出汗的逃亡，特別是花斑豹追小狒狒那段。對了還有，長頸鹿是個啞巴，因為她沒有聲帶。
《誰的腳印》，這同樣是一部科普童話集，裡面蒐集了許多將淺顯科學常識和人生道理糅合在一起的故事，圖文並茂。我清楚地記得定價是四角二分，因為這筆錢是攢了許久才湊夠的，攢錢期間往書店跑了一趟又一趟，擔心這本書賣完。終於將其“請”到家中，如飢似渴地讀啊讀。其中有一篇介紹的是水葫蘆，說長得飛快，公社的豬還特別愛吃，吃後也長得飛快，所以是件寶。二十多年過去後，我從電視裡看到，南方水鄉水葫蘆成災，原來既無營養又污染環境，都是垃圾，不得不花大力氣清除之。
《寶葫蘆的秘密》，該書屬於文革後被解凍的童話，不過據我看來，把它凍起來並不為過。看過這本書，有多少人渴望像主人公王葆那樣有個要什麼就有什麼的寶葫蘆，好讓自己安逸享樂？這一點恐怕大違作者的教誨本意。張天翼在書中灌輸了許多哲學教義，可惜一碰到那些空洞的對話體說教，我就將其翻過去不予理會。其實他老人家最好的童話還是《大林和小林》，可惜我看到它的時候已經是上高中了。
小學的後半段，識的字多了，就開始看“大書”——俺們那噶對成人書籍的稱謂。流傳的大書多是文革前的舊書，紙已呈黑黃色，前後往往都掉了幾十頁，翻得太多導致中間開裂，如果再加把勁就能把三十二開的書分成六十四開的兩本。除了這些劫後餘生的古董，還有一些重版書和新版書風行全國。
《第二次握手》，文革期間就以手抄本方式流傳的愛情小說，作者在上刑場前的剎那被平反釋放，小說也得以正式出版，據說總發行量達到四百三十萬冊，成為建國以來當代長篇小說發行量的第二位，僅次於《紅岩》。有著一雙美麗哀愁丹鳳眼的丁洁瓊成為多少人的夢中情人。
《新兒女英雄傳》，這是我看的第一部“大書”，冀中兒女的抗日故事，記得最清楚的是裡面的兩句情歌：“年輕人多得像細沙，你為什麼單愛我？”最有趣的是牛小水扮成新娘去殺日本鬼子，最氣悶的是張金龍婚後虐待楊小梅。這本書的主題也很女權，最後楊小梅改嫁給不打她的牛大水，完全無視所謂的節烈觀。後來又看到一本《呂梁英雄傳》，更放得開。
《白話聊齋》，我從小聽說的一句話是“老不看《三國》少不看《聊齋》”（3），不看《聊齋》的原因說法不一，或曰那些鬼故事太恐怖，或曰那些狐狸精太狐媚。那種禁忌的誘惑讓我連看了三冊翻譯成白話文的潔本《聊齋》，說不上有多好，也說不上有多糟。長大後將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三冊囫圇吞棗地看完，才發覺蒲松齡的語言魅力。文字就是這樣，一改，就全走樣了。
《林海雪原》，當年許多人可是拿它當武俠小說看的，確實過癮，難得的是這是作者曲波的半自傳體小說。小說中可能最招人待見的是楊子榮，但我崇拜的卻是勇武颯爽的劉勛蒼，還有草莽英雄姜青山，以及他的那條“賽虎”獵犬。許多人領略愛情的甜蜜也是通過這本書，二零三首長和小白鴿白茹的情愫喚醒了他們的懷春之心。說來話長，這些革命現實主義作品往往給人帶來另類的閱讀體驗。在一次飯局上大家聊起讓我們首度產生性衝動的文學作品，有一人居然說是《紅岩》，說江姐穿裙子的樣子讓他第一次領略到成熟女人的風韻，包括她穿裙子時露出的腿，乖乖龍的東。
，在中國古典小說中它排不上號，但這部小說中有兩段比較色情的描寫，是當年年輕人奔走相告的秘密。這套書傳到我手裡的時候，已經閱人無數。我把書合在那裡看了一眼，白紙切邊中有兩條被翻黑的痕跡。順著這條線打開，正是大家口碑相傳的焦點：紂王收喜妹、土行孫娶鄧嬋玉。
，相較於其他外國革命小說，冷酷而有傷疤的牛虻無疑是最有魅力的，因為他有不對任何人言說的隱痛，以及相互刺傷的感情糾葛。愛人的一個耳光，隱秘的身世之謎，野獸般粗魯的美……“不管我活著/還是死去/我都是一隻牛虻/快樂地飛來飛去”，你怎能不心動？
……
《中國少年報》上開始連載《假話國歷險記》；萬人空巷齊看《流浪者》、《小街》、《廬山戀》；劉蘭芳袁闊成的評書瀰漫在一切有人煙的所在；小青年們拎著碩大的錄音機走過一條條街道，張帝開始在磁帶裡自問自答；連環畫共出了四十多本；中央電視台一邊播一邊告誡觀眾要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列夫·托爾斯泰要樹立正確的婚戀觀；《讀書》雜誌創刊號的文章是《讀書無禁區》；《大眾電影》的封底登了灰姑娘與她的王子的接吻劇照；“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一本好書要到貨時，一些人會在清晨的書店門口排隊，露水沾濕了他們兩邊各有兩道白槓的藍色運動衣……
裹挾在這樣的大潮中，我，我們，迎來了光榮的八十年代。
我們的八十年代。
曾經有一些書擺在我的面前
曾經有一些書擺在我的面前，我居然很珍惜
中學時代的讀書生涯乏善可陳，大多屬於功能性閱讀，比如背誦《名人名言》好讓自己的議論文有說服力等等，如果看點兒與高考升學無關的書，就會被聯想到可能落榜。但文明的火花是誰也攔不住的，就像馮雪峰讚美盜火的普羅米修斯：“而反抗簡直是天性”。
《作品與爭鳴》，說來奇怪，當我在腦子裡梳理中學時代讀過的書時，第一個想到的居然是這份雜誌。當時幾乎所有的文學雜誌都很暢銷，我不至一次地在如今已經成名的文化騙子家裡看到那個年代一期不落的《當代》、、《中篇小說選刊》之類，而導致這本雜誌走紅的原因當然是“爭鳴”那個詞。此外時代文藝出版社的“新時期爭鳴作品叢書”也風行一時，我在那裡讀到了至今仍認為是最棒的當代小說《波動》（4）。儘管現在看起來爭論的由頭和觀點都那麼可笑，但被允許進行爭鳴，無疑是一個時代最大的驕傲。
《朦朧詩選》，這是我見過的脫銷次數最多的一本書，屢次去書店購之不得，都說賣完了。等到終於買到手，已經是大學畢業後，此時早已將其中的大部分詩抄了一遍背了數遍，再看一下版權頁，印數已達數十萬，實在不可思議。聽說有人送給心愛的姑娘一盤錄音磁帶，在克萊德曼優美的鋼琴伴奏下，那廝煞有介事地念著舒婷的詩，第一句“也許我們的心事，總是沒有讀者”，就把那姑娘煽哭了。還有拜倫雪萊泰戈爾（哦，有人記得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的《青春詩歷》嗎？），那是一個詩歌被大聲朗誦的年代，而我正處於極度需要詩的年齡，這是最幸福的合拍。
《尋找回來的世界》，這本小說是著名詩人、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部長賀敬之先生的太太柯岩女士的作品，不知道是不是妻因夫貴，但至少是小說因電視劇貴，成為文學與影視聯姻的首個範例。本來我對小說毫無興趣，但迷上了同名電視劇裡冷酷的“伯爵”謝悅（許亞軍飾），於是將這部小說找來看了一遍。如今再度回憶起它，聊以紀念青春期的同性偶像崇拜。
儒勒·凡爾納的科幻小說，這是我上高中後看到的最美味的書。 ，人類要完成登月大計的時候，一家劇院卻在上演莎士比亞的，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幸虧老闆識時務，急忙改成《皆大歡喜》，才讓人民皆大歡喜。還有，流落荒島的哥幾個為水手潘克洛夫偷偷種了些菸葉，然後把捲好的煙卷遞到他的嘴上，為他點著。煙癮憋了好幾年的潘克洛夫“那忠厚誠實的面龐發白了”，他用粗壯的胳膊把夥伴們挨個摟了一遍，然後說了一句我至今記得的話：“我們的交情要繼續一輩子的。”
《風流才女石評梅傳》，這本書流行時我正上高三，看得蕩氣迴腸，擠出許多寶貴的學習時間來抄錄石評梅淒艷決絕的詩句。仔細想起來，石評梅的一生還是很符合當時人們的理想的：才貌雙絕、被革命者俘虜的芳心，“生如閃電之耀亮、死如彗星之迅忽”的情人，“我無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只有把剩下的淚流到你的墳頭，直到我不能來看你的時候”的堅守。上大學後宿舍老二被我們稱為“金石專家”，肉慾的他喜歡，純情的他喜歡石評梅，故得此號。
金庸，這已經不用多說了吧？一段逸事是，我的師兄當年在《中國青年報》實習，寫的文化通訊中有一句為“如今的中學生愛看金庸、瓊瑤”，被明察秋毫的校對人員執意改成“如今的中學生愛看金庸的書、瓊瑤的書”，弄得他幾欲懷疑人生。香港八三版上演時，我正值中考，根本不敢看。後來看了流傳到內地的原著，再有機會看該劇，覺得真是垃圾。拍了新版《射雕》的張紀中先生也說那一版是垃圾，儘管我倆的參照物不同，但說明姓張的人都是這麼耿直。
1987年，我如願以償地考入大學。報到不久，就和同年級的新生被悶罐車拉到山西臨汾軍訓，獨臂將軍余秋里為我們壯行。在那片黃土地上，一個陽光普照的下午，我和同宿舍的老四掛在雙槓上打磨肱二頭肌，憧憬起即將拉開大幕的大學生涯，興奮不已。
“證明我，沸騰的沉默”。我們可是要成就一番大事業的人啊，一定不能讓這四年虛度。
我們制訂了雄心勃勃的成材計劃，閱讀計劃當然是最重要的部分，因為以我們當時貧乏的想像力而言，實在不知道除了讀書，還有什麼是成就事業的有效途徑。
在我們的計劃裡，大一的第一學期，要將《魯迅全集》通讀一遍。
回到北京，我和老四先騎自行車去海淀文化用品商店，每人買了好幾摞讀書卡片，準備好好做讀書筆記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然後，我們怀揣借書證，進了學校圖書館。如果拍到電影裡，這一部分肯定要用慢鏡頭的，還要有雄壯的背景音樂。
但是，十七歲男生的雄壯，其實是很那個的（5）。那幾百張讀書卡片，我們都只用了不到六張，其餘就像貞節的良家婦女一樣，伴隨著我們從畢業到工作再到換工作，始終是守身如玉。 《魯迅全集》？實在是看不下去啊。更可悲的是，由於該讀書計劃的第一項就太過艱鉅，所以嚴重耽誤了後面書目的執行，結果——這個滴水不漏的計劃漏得滴水不剩。
若干年後，我終於有錢買了一套屬於自己的《魯迅全集》，強忍著痛苦，看了前三卷。如今能記得的，只有中眉間尺的母親教訓他的話：“你都十六歲了，性情還是那樣，不冷不熱的，怎麼可以呢？”看得我悚然一驚。然後母親又對他說：“你從此要改變你優柔的性情，用這劍報仇去！”
在印像中，我看到這裡時，是在內心向魯迅恭恭敬敬地鞠了個躬的。對於當時正徘徊猶豫在十字路口的我來說，有這一句話就足夠了。十六卷一套的《魯迅全集》，對我能有這麼大的提醒，也足夠了。
《魯迅全集》為什麼看不下去呢？除了麻將、戀愛、懶覺等更有吸引力的誘惑外，還有很悲哀的一點是，不是不想看，而是在看之前已經被別人看過了。別人看過不要緊，問題是別人的眼光變成了自己的。
魯迅是中學課本里被選入最多的作家，他的文章還都是重點。每一篇魯迅的文章，老師都說成是重點中的重點，肯定要考的。於是我就迅速把老師傳授的那些文字背得流熟，並深深地烙入了自己的心靈：描述了……揭露了……批判了……揭示了……反映了……諸如此類大家都不會陌生的文字。
就靠這股老實勤奮勁兒，我在學業上一帆風順考入大學。回過頭來再想捧讀魯迅，發現教科書中“描述了……揭露了……批判了……揭示了……反映了……”之類的話全隱隱約約浮現在字裡行間。
閱讀的快感全沒。
同樣的悲劇發生在身上。在讀到之前，為了應付各種各樣的考試和論文和賣弄學問時的談資，“紅學”文章反倒讀了許多。於是就成了現在這個樣子：雖然沒有完整地看過，但關於的主題思想段落大意版本淵源包括各种红學流派和觀點什麼的俺也什麼都知道；雖然特別想看一遍，但一捧起就全是各種“紅學”文章在靈魂深處亂飛，弄得自己都懷疑自己，那種發自自我本真狀態的感動和感悟在哪兒？
不好意思，就這樣也被我弄傷了。
這就是我所認為的讀書的最悲慘境界。
“曾經有一些書擺在我的面前，我居然很珍惜，等到讀過之後才追悔莫及。如果上天能夠給我重來一次的機會，我會說：'去你的'。”（6）
謹以這句話，獻給我下面說到的這些書。其實不是它們惹的禍，只恨我把閱讀的順序弄錯，在原著之前，看了這些品評原著的著作。 ——僅有讀書的慾望還是不夠的，還要抗拒那些不該讀或不該先讀的書。
《紅樓夢學刊》，那是在1986年，市圖書館要賣掉一批存貨。我和同學巴巴地趕過去，在充分考慮了自己的支付能力和性價比之後，我用四元錢買了十二本《紅樓夢學刊》，這是季刊，共計三年的。為了對得起那四元錢，我將這些書基本上全都看了。悲劇就是這樣發生的——我還沒有看過呢。
《外國文學名著題解》（上下兩冊，共兩元九角）、《中國古典文學名著題解》（一元五角），這兩套書均屬中國青年出版社的“青年文庫”系列，將中外名著言簡意賅地一網打盡。這兩套書我看得都很仔細，使得別人提到任何名著我都宛如看過的樣子，學問大得很。但我看得太認真了，認真到滲入我的記憶中，使得我以後有機會讀到原著的時候，都像在吃別人嚼過的糧食一樣。
《語文報》，這份報紙由位於我曾經軍訓過的山西臨汾的山西師範大學主辦，當年可是所有中學生的必備讀物。記得里面有一個專欄叫“文學形像畫廊”，介紹文學作品中的典型人物，語言有趣，配以生動插圖，所以很受歡迎，連載了許多期。通過這個專欄，我知道了葛朗台是吝嗇鬼，奧勃洛摩夫是大懶漢，別里科夫是套中人。是啊，理解得多透徹。按照這個專欄的說法，哈姆雷特是優柔寡斷無病呻吟的典型。但有一年，我沉浸在莎士比亞的原著中不能自拔，再看哈姆雷特，對他的猶疑和掙扎充滿了同情和敬意。一個人，承擔著自己必須要承擔的責任，做著自己不喜歡做的事情，連放棄的權利都沒有，真的是“一生一世都不會快活”（楊過在離別之際對小龍女這麼說），有什麼可奇怪可指摘的呢？不禁懷疑那個專欄的說法：葛朗台真的是吝嗇鬼嗎？奧勃洛摩夫為什麼選擇像一攤泥一樣的生活而懶得跟這世界較勁？別里科夫自己就願意當套中人嗎？
終點又回到起點，發現自己已投入到另外一個陌生。
不學有術
大學畢業以後，我有機會與一些飽讀詩書的人為友，經常要談到各自讀過的書來佐證自己的品味，或引用讀過的書來佐證自己的觀點。看他們縱橫擺闔手到擒來的樣子，我經常陷入有勁無處使的境地，腦子裡空空如也，想掏出點什麼來，就像揪著自己的頭髮往半空裡跳一樣徒勞。
無奈之餘，我就報以高深莫測的微笑：“我最喜歡的讀書境界是，把自己看過的書忘得
爪幹毛淨，白茫茫一片腦海真乾淨，就像'太極初傳柔克剛'裡的張無忌，努力忘掉，能記得半點兒東西都不行——俺們姓張的人就是這麼智慧。我正在試圖忘掉自己腦中的壁壘，而你們……切！ ”（7）
“此話倒也有理。”那些滿腦門學問的人微微頷首。
我卻打心眼裡發出一聲哀鳴。人家張無忌是肚裡先塞進東西再執行忘記程序，而我卻是，想忘都無從忘起。
但他們還是被蒙住了，在以後的日子裡，並沒有高傲地將我排斥在他們的圈子之外。而我另一些不懂得隨機應變的朋友就沒有這麼運氣和這種待遇了，而是被他們輕蔑地斥為“俗人”。除了吃飽飯需要人結帳、被人欺負需要人助拳、老丈人來視察需要人開車去機場接送外，再也想不起搭理人家。
但我還是認為，不學無術的人，並不比學而無術的人更低級。
大學四年，我基本上過的是不學無術的生活。首先，我考上的就是個不需要太多知識積累和文化積澱（天，這在當年可是個時髦字眼）的專業，所以學校安排的專業課和必修課都是能逃則逃。有一年期末的晚上，我正躺在宿舍裡懷疑人生，突然有人敲門，進來一個溫和戴眼鏡的中年男人，見到我，遲疑地問：“這是新聞系的宿舍嗎？”
我忙點頭：“是啊，您找誰？”
“我是你們中國現代文學課的老師，來給你們做考前輔導。”
……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8）。
我突然想起中的一段話：“韋小寶的臉皮之厚，在康熙年間也算得是數一數二，但聽了這幾句話，臉上居然也不禁為之一紅”。
不上課，圖書館總該去吧？但說實話，圖書館對於已經有了女朋友的男生來說，吸引力實在是不大。我們宿舍老三去圖書館是最勤的，我相信給他留下最深印象的絕不是自己刻苦攻讀的情景，而是一個個女孩從他身邊掠過，暗香浮動，裙裾飄飄，他的嘴張得像一張影碟，舌頭恰恰伸出一點，就像影碟中央的那個小眼，並幻想著自己在書香世界裡的浪漫邂逅。幸虧他大學期間一直沒有戀愛成功，才得以保持我們宿舍上圖書館最勤最久的紀錄。
圖書館給我留下的記憶，就是那種汗牛充棟的絕望感，所以寧願躲在宿舍裡看自己手頭僅有的那五六本書。
一次期末考試，突然想起，借的書要再不還到圖書館，就要拖到下學期，就要被扣證了。於是在兩門考試的間隙急匆匆來到圖書館，結果被管理員攔住，說不能穿拖鞋進去，這是規定。
不讓穿拖鞋？那就不穿唄。我憨直的腦子根本沒有多想，馬上就把腳丫從拖鞋中脫出，光著腳跑進去。管理員也似乎覺得我這樣做得很對，還在館門口幫那雙老鞋子放哨，直到我下來，也沒說什麼。
人在情急之下產生的邏輯真的是很奇妙。 《野鵝敢死隊》中也有這樣一幕，敢死隊員們被困在非洲，瑞弗上尉說要想辦法出去。肖恩中尉一聲冷笑：“切！難道你要我們走出非洲嗎？”
“那你就跑吧。”瑞弗馬上回答道。
工作後先住單身宿舍，室友畢業於蘭州大學，非常勤學。他說起在蘭州大學圖書館的逸事，經常會藉到好些年沒人動過的書。有一本書借書卡的上一個名字是顧頡剛（9），令他唏噓良久。
按照推斷，顧頡剛建國前在蘭州大學執教期間借閱過的書，時隔半個世紀，才被另一個年輕人捧在手中撫摩，盯著借書卡上那個名字發楞。這一情景要讓余秋雨老師知道，肯定能寫出一篇很人文主義、很“大文化”的佳文。
而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尚在學校就讀的弟弟妹妹們，看看你們手中的書，有沒有先哲的體溫和指紋？
圖書館裡有許多書，就像野百合一樣沒有經歷過春天，借書卡上永遠是一片空白，並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變得枯黃。但也有些書，就像春色無邊的艷婦，五陵年少爭纏頭，秋月春風等閒度（10）。記憶中最搶手的，就是金庸的書了。每一本都被翻得破破爛爛的，連收垃圾的都不願意要。
那年頭的學校是很人道的，配備了許多套金庸來滿足大家，但依然是狼多肉少，於是，一些有創業頭腦的同學便集資大量購進暢銷圖書，做起了租書的買賣。為了追求高利潤，他們還進行高投資、高風險的租書事業，比如斥巨資購進號稱“足本”的港版等。這些歷練對年輕的老闆們很有好處，走向社會後他們中許多人當了書商，憑藉對圖書市場的準確判斷，使其迅速完成了原始的資本積累。哦，如今他們又玩起了房地產和期貨，再不濟也玩起了小姐或二奶。
集腋成裘，老是花錢租書看，經濟上也承受不起，好在此時貧富不均已經在我們中間開始顯現。對門宿舍有頭豬不知道為什麼特有錢，能買許多閒書，金庸之外還有許多，都是圖書館裡沒有的好貨色。我們就忍著他的惡聲惡相，卑下地借來看之。
這同學是安徽蒙城人，後來我心目中的文化界一大公害牛群先生（另一公害是張俊以老師）要去蒙城禍害一方，說是扶貧。我深表懷疑，因為我覺得那裡的人都富得流油，上學時就買得起溫瑞安大藪春彥（11）之類。
對了，還有，一本令我感到嚴重挫折和奇恥大辱的書。
前面提到的《青春詩歷》是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的，必須通過郵購才能買到。我高三和大一各買一年，得到的最大好處是瘋狂崇拜上了有詩作收錄其中的我校女教師楊榴紅，得到的附加好處是經常收到該社的郵購目錄。對於一個窮學生來說，這份書目都值得精讀並憧憬好幾遍的。
我們宿舍老二是個很有經濟頭腦的人，他研究了一番書目後，給湖南文藝出版社匯去四十元錢，求購十本。半月後，圖書到貨，他給自己留下一本，然後去各宿舍遊走，一層樓都沒走完，就將其餘九本以每本八元的價格售出，淨賺三十六元——足夠過很闊綽的一個月的生活費。
老二的這一舉動令我艷羨不已，把自己補丁摞補丁的破衣服口袋翻了個遍，湊夠八十元錢，也給匯出去，求購二十本。按照我的商業計劃書，自己一本也不留，都給賣出去，就是三個月的生活費了——我比老二節省，或者，黑黑心一本賣十塊，就可以賺一百二了……這一藍圖令我開始設計自己的大款生活細節，經常得折騰到黎明才能入睡——自從一次成功的失戀後，我再次嚐到了失眠的滋味。
半月後，湖南文藝出版社給我來信，說一書已經停止發行——沒有言說的原因是被有關部門禁止了，那一撥還有《玫瑰夢》等共四本。天可憐見，他們的信用等級還算較好，把本錢給我退了回來。跟風發財的一枕黃粱破滅後，我深刻地體會到了那句話：第一次把女人比喻成花的人是天才，第二次這麼說的就是庸才。
中，楊康和穆念慈的愛情與郭靖和黃蓉儼然形成兩條平行主線，雙峰對峙，兩水分流。事實上前者更讓人動情，因為郭黃之間的完美愛情太過平面乏味了些，相較而言，楊康的愛情夾雜了淒楚、禁忌、叛逆、毀滅，立體感十足，非常有嚼頭。
愛情不壞，觀眾不愛。大學裡的讀書生涯也是這樣。四年下來，那些平實紮實的閱讀鏡頭很難想起，能浮現在腦海中的，還是這些悖離讀書內涵的行為藝術。
儘管在我的回憶中充滿了荒唐的碎片，但事實上我們還是要認真讀些書的，因為、因為我們是讀書人，要靠這個吃飯的。
錢鍾書在一書中解讀伊索寓言故事，在那則“螞蟻與促織的故事”中寫道：“促織餓死了，本身就做螞蟻的糧食；同樣，生前養不活自己的大作家，到了死後偏有一大批人靠他生活，譬如，寫回憶懷念文字的親戚和朋友，寫研究論文的批評家和學者。”曹雪芹養活了一大堆紅學家，錢鍾書養活了一小堆錢學家，而我們，也要注定靠這些大師養活了。
我們大多狀態下讀書，就是為了這個，好讓大師把我們養活起來——用他們來寫稿子，用他們來搞研究，用他們來獲取留京名額，用他們來申請去做訪問學者，可以出國買那麼多家用電器。
但是，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辦法，至少是我，還是琢磨出一些很好的偷懶竅門。
一，必修課的學分還是要拿到，意即那些某個圈子裡必須要讀的書，宛如通行證，又如裝飾品。我們上學那會，這方面的書是《約翰·克利斯朵夫》、《拯救與逍遙》、《選擇的批判：與李澤厚對話》、《理論風雲》等，還有李敖、米蘭和昆德拉，都不可不讀。
二，要對那些大俗書做永不沾惹狀，意即那些人民喜歡的書，如金庸、、《存在與虛無》等。第三本我要著重說一下，這本書本來是必修課範疇，但其興也忽焉，馬上風行全北京，我經常見到那些來宿舍裡用襪子換糧票的小販，他們的書包裡也塞這麼一本，就有理由對本來也讀不下去的薩特先生揮手說拜拜了，其亡也勃焉。至於金庸，更為讀書人所不齒，流風所及，連不讀書的人也要對其嗤之以鼻，不信你看央視拍、的那些雜碎，誰都有膽子說自己從來沒看過金庸，或是——“只是在去外景的飛機上掃了一眼”，真夠有性格。
三，留心蒐集並閱讀一些比較偏門的書，特別是那些印數只有一兩千的，絕對是抬高你身價的不二法寶。漓江出版社出的首版只印了2200冊，而我就擁有其中之一，使得我在許多讀書人面前腰桿硬了許多。而我無意中看過洛蒂的《冰島漁夫》，後來跟人講起，險些成功地俘獲一個美女的芳心——如果我能再說出那本《巴比倫的抽籤遊戲》（12）的話。
四，多看些書評，將其觀點竊為己用，也夠抵擋一陣的。這方面最好使的工具是《讀書》、《書城》雜誌，你只要記住那上面說過的書名，然後在某個高級沙龍里淡淡地提起，就可以震暈一大片。並且我可以打包票，沙龍里那些尊貴的客人絕對沒膽量與你接著往下深談那本書，儘管他也“哦”地點一下頭做恍然大悟並也曾讀過的樣子。後來見到了《讀書》雜誌的主編沈昌文先生，在心裡對他深鞠一躬，因為他的雜誌實在是幫了俺太多的忙。沈先生被人稱作“沈公”，是我所知道的出版界惟一被人叫“公”的在世人，看來得其恩惠的絕不止我一個。
五，要有隨機應變的機智。看書再多，也有不夠用的時候，這時候就需要你發揮創造性思維了。大四下學期，學校給了我們半年時間來寫論文，打足麻將之後，我用大半天時間將畢業論文一揮而就，除了將囤積在肚裡的學問引經據典一番外，還編造了許多名人名言來增加說服力，如“誠如俄羅斯神學家傻彼德洛維奇所言：'真正的無知就是意識不到自己的無知'”等等。最終，我拿到了學士學位，拿到了紅彤彤的畢業證。這一訣竅在後來的社交場合也讓我變得德高望重，如有一次我輕描淡寫地說：“幽默感就是分寸感”，一個老實人讚同得差點兒背過氣去。我馬上加了個人名：“維多利亞時期的意大利詩人二頭蛋說的。”伊不迭地點頭：“說得真好。”我又冷冷地說：“贊成即是利用。——美國總統杰斐遜說的。”然後急忙去掐伊的人中。我現在惟一的願望就是，在我去世之後，千萬別在陰間真的碰到什麼傻彼德洛維奇和二頭蛋，讓他們告我個誹謗。
六，如果你正看大俗書的時候被人撞見，一定要面不改色。要知道第一個讚美金庸的名人是數學家華羅庚——他老人家寫的文章不知道要比那些所謂的作家精彩多少倍——做到人家那地步才叫“雖萬千人吾往矣，強且矯”。如果捉你現行的是你心愛的姑娘，你就要跟她說，雅和俗絕對不是對立的，也絕對不是分別存在於兩種人身上，而是一個人既有雅不可耐的一面，也有俗不可耐的一面，這樣的混合體才符合劉再复老師的性格組合論。然後……你就向她展示你俗不可耐的一面吧。
我們的八十年代
曾經見某些人討論，最希望生活在哪個時代？大家莫衷一是。我記得列舉的年代有蒹葭蒼蒼的西周、遊俠縱橫的先秦、杜牧時代的揚州、李白生活的盛唐、名士風流建安風骨的魏晉、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大革命時期的法國、拓荒與內戰時的美國等等。
我想了又想，答案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上大學。
是的，我要高聲歌頌的八十年代。
那是一個怎樣的年代？用多少碎片也描述不盡的。只選擇一些與這篇文章不跑題的花絮——那年頭，一個偏遠小城的路邊書攤上擺的可能都是《快樂的哲學》（13）；那年頭，學生可以在深夜踹開老師的門，就因為看了一本書激動得睡不著覺。
那年頭，理想主義還有很大市場，我們學校有一個搞民俗研究的男老師，文弱蒼白，衣著寒酸，卻靠自己跋山涉水採集來的民歌贏得了廣泛的尊重，一個校花嫁給了他，他經常與年輕貌美的妻子在校園園散步，讓俺們流口水。我都沒有信心打聽他們如今怎麼樣了，但願他們的愛情能經受得起市場經濟的沖刷。
那年頭，海子可以從南走到北，又從北走到黑。在他自殺前的流浪歲月中，可以身上沒有一分錢想去哪兒就去哪兒。據說他走進昌平的一家飯館，開門見山說自己沒錢，但可以給老闆背詩，換頓飯吃。老闆說詩他聽不懂，但他可以管詩人吃飯。
大家的眼中只有海子，可有誰注意到他旅途中的路人，冬天裡的柴禾，四季中的糧食？
是他們，不懂詩卻懂得尊敬詩的人們，給了他所需的養分、綻放的信心，才讓詩人成為詩人。
最後，海子痛苦得性起，索性想表演一把自殺。好在，他享受了選擇死亡的權利，社會也盡到了讓他吃飽飯的責任。那是一個好年景。
那年頭，新聞事業也突破了從前的羈絆，進入了一個比較繁榮的時期，試舉三例：某次人大會，有一位代表舉手否決，一張照片便是，諾大的會場，只有一個手臂孤零零地舉著，孤標而倔強；某次黨代會，一位女記者給鄧小平遞了個紙條，告訴他今天是世界戒菸日，提醒他不要抽煙，小平笑著掐滅了煙頭；某次工作會，與會官員紛紛睡覺，電視記者都沒辦法取景，靈機一動，將眾人睡態拍下，標題便是《工作會竟成了睡覺會》。
我們盡可以贊第一個記者有眼光，第二個記者有勇氣，第三個記者有頭腦，但是，我們更應該注意到這樣的事實：那張照片獲得全國好新聞獎，那張紙條被作為黨代會花絮刊登於《人民日報》，那則新聞當晚被中央電視台播出。如果沒有鼓勵他們這樣發現新聞處理新聞散佈新聞的大環境，所有的眼光、勇氣和頭腦恐怕都無從談起。
我們的八十年代。
熱愛八十年代，我至少可以說出六十六條理由，但最重要的一條是，那個年代允許學生可以不讀書。
像前面提到的現代文學老師，在我們宿舍進行了一番考前輔導（其實也就是划划重點，免得讓我們作弊的時候都不知道從書上哪一頁抄起）後，頗有感慨地說：“其實我教你們的，都是垃圾。要有人能重寫現當代文學史就好了。”他抬起憂國憂民的臉，看著我們一雙雙愚昧又茫然的眼，不禁由衷嘆了口氣：“可惜，教的是你們這幫雜碎。”
有同學提議大家寫《關於作弊的記憶碎片》，而在那年頭，作弊是老師也幫忙的事兒。像我的偶像、青年女詩人楊榴紅，她教社會學。 《社會學概論》期末考試時，是我第一次上這門課，一見到她，驚為天人。她苗條纖細的身體用一襲阿拉伯風味的長裙裹著（十幾年後有人叫這“波西米亞風格”），慵懶地坐在講台的桌子上，一俟另一個長得很醜卻很嚴厲的監考老師走出去，她馬上便伸出修長的食指擱在紅唇上，示意我們可以抄寫了，臉上是寬容而調皮的坏笑。
毫不誇張地說，我在考試開始前一個小時，除了自己的名字外一個字也沒有寫，而是始終痴痴地看著她，一是因為我連抄都不知道從何抄起，必須得等旁邊睡在我上舖的兄弟答好後再讓俺照葫蘆畫瓢，另一個原因是，我必須抓緊這最後兩個小時將她銘刻在心中，彌補因為逃課而錯失掉的整整一學期欣賞她的機會。
非常非常遺憾，那次考試我居然及格了。而按照我的如意算盤，是要重修《社會學》概論的，好能再盯著她看一個學期。未遂後，我與對門宿舍的大鼻子成立了一個楊榴紅俱樂部，準備賣酸奶，用賺來的錢為我們的偶像買一副隱性眼鏡——我們認為她不戴那副大框眼鏡會更好看。
我的《社會學概論》得以及格，並不是因為我抄得有多好，而是那年頭的老師都手下留情，輕易不會讓學生為了一門傻課而蒙上不及格的灰塵。所以，想不及格也難。
所以，我要追憶一段永遠釘在我的成長史恥辱柱上的往事。
那一年的英語課，我們換了個新老師。第一堂課，那廝用夾雜著邁阿密口音的英語說，他剛從美國回來，非常認同美國的教育手法，學生可以來上課，也可以不上課，no problem。
我這麼一聽，心裡就有底了，那一學期的英語課，就基本上沒去過。
期末考試，我們要通過學校的四級考試，黑色幽默的一幕發生了，我們宿舍四個考四級的，只有我一人及格，但最終總評成績，卻是只有我一人不及格。那廝還特有理地說，是因為我的考勤太差。
本來我在英語學習方面特有天賦——這一點有中外許多人士可以作證。但就是那個說話不算數的老師，讓及了格的人不及格，又讓不及格的人及了格，就這樣把一個語言天才扼殺在搖籃中。
聽說那廝家住動物園附近——我並沒有說住動物園的人就是畜類，而我們經常去北展劇場看電影，都是坐332路到動物園下車，然後過一個天橋到馬路這邊，再走到北京展覽館。每次行走在天橋上，我都想，也許那傢伙正騎著自行車往家趕，正在橋底下，我就拎起一塊板磚，向那孫子憤怒地擲去，哈哈哈哈，痛快……
這一陰暗的複仇心理使我患上了強烈的天橋強迫症——只要在天橋上走，哪怕是在紐約，都有往下扔磚頭的慾望。美國朋友，拜託躲遠些。
可以不讀書，聽起來是很放縱的毀人，其實是誨人不倦的。
科學家們說，時代是懶漢們推動著往前走的，諸如不願意甩墩布的人發明了吸塵器等等。如果一個人被允許可以偷懶不讀書，那麼他肯定會尋找一切不去讀某一本書的理由，這將更有利於他不迷信權威和名著，培養冷靜審視的態度、選擇批判的眼光。
就是憑著這股子懶勁，我感覺到巴爾扎克的小說實在是難看，當然比起左拉的來還算有趣；路遙那麼老套的文筆，怎麼能得到那麼多人的追捧？不過，他確實比賈平凹要老實得多，而老賈口口聲聲說自己是農民，字裡行間卻充滿了狡黠、算計、虛榮和市儈氣，他的書不看也罷。
聽北大人如數家珍地說，他們校園裡那個工商銀行儲蓄所，裡面一半的錢都是王力老師的——《古代漢語》給他掙的稿費，那真是一個人文主義的傳奇。我們學古代漢語用的也是這套四本一套的教材——那時候特別羨慕所謂的簽名本，就產生了一個自力更生的靈感，比如這套書，我就在扉頁上寫下了“老六先生雅正”，落款是努力模仿的魏碑體“王力敬獻”。
玩笑歸玩笑，崇敬歸崇敬，但這門課實在是沒意思，把文學和文字弄得跟搞科研一樣。高考時我一門心思要考中文系，開始學這門課後才忍不住後怕起來。
幸虧可以逃課，老師也高抬貴手，才沒有把古代漢語學得那麼精細。
王力老師，對不起了，我失去的是古代漢語那門課的“優”，進而失去了當選優秀畢業生的資格，進而失去了分配到比較好的單位。但是在這門課結束後，我得以真正享受起古色古香的國語，並沒有被拆成一個個的使動用法、語氣助詞和平仄，我看也沒什麼磕絆，也才發現《史記》居然是那麼偉大的一部著作。
可以不讀書，從更深的意義上說，絕對是一個時代的進步，也是八十年代真正的魅力——你可以被允許進行相反方面的選擇了。
是的，我可以熱愛讀書，也應該可以不讀書；我可以說“是”，也應該可以說“不”；我最好是走直路，但也可以走彎路；我應該認真地過每一分鐘，但也可以度過一段毫無意義的時光；我可以成就一番大事業，但如果碌碌無為過一輩子的話，也犯不著覺得對不起誰。
我被要求加入到你的行列裡來一起建設，也應允許我進行一番破壞；你希望我贊成你，你也允許我對你質疑和反對；我可以對你充滿敬意，但你也要接受我對你產生疏離和背棄。
在那個時代，你不用承受那麼多“必須”，甚至，你的勇氣與出格還得到鼓勵和讚賞。
正如美國法學界進行的那番爭論，公民焚燒國旗犯不犯法？ ——“如果一個國家連焚燒國旗的自由都給你，那這個國家還不足夠你來愛嗎？”
這種彈性和寬鬆度，比起薩達姆在只有他一人候選的總統選舉中還要弄出個近乎百分百的支持率來，比起中央電視台鼓吹自己的春節聯歡晚會有百分之九十幾的觀眾好評如潮來，要人道得多了。
讓我們把這種“不讀書主義”發揚光大：
姑娘，我向你求愛，你可以點頭，是我莫大的幸福，但是，我也能接受你的拒絕。
哥們，我們的交情是一輩子的，但是，如果你有新的，新的彼岸，就可以離開我。我同樣也可以。
親愛的，我知道你希望我愛你十足十，但是，也請允許我，愛你只有六成六。
幸福的感覺湧遍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