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記憶中，彷彿沒見過他責罵孩子。
說到孩子，他三個孩子都令我十分喜歡。
小可長大之後當解放軍，矮小，結實。多少多少年沒見了，一次在校尉營轉角處見到一個雄壯的全身武裝的解放軍戰士，叫了我一聲“黃叔叔”，行了一個軍禮。 “啊!小寶
!是你呀!小寶。 ”我感動極了，我緊緊地抱住了他，忘記了對解放軍應該的嚴肅和尊敬。小寶的官名叫“李小可”，他可能希望大家都不再叫他的乳名。好吧!我，黃叔叔試著辦吧!
小可複員之後，在北京畫院成為一個繼承父業的、有父風的畫師，同時照顧著自己越來越老的父母。有一個孩子在身邊總是好的。
小妹我們仍然叫她小妹。她比黑蠻大好幾歲，黑蠻從幾個月開始就得由她陪著玩，用一條浴巾把他兜起來，與另一個常家姐姐婭婭一人抓一個角，搖來搖去甩著玩，唱著好聽的兒歌。多少年前，她是個激進派，報名參加“上山下鄉”去了遠遠的甘肅。可染夫婦眼看著她一個女孩子扛著包袱走了。一去十來年。費盡了移山心力把小妹接了回來，已是一個大女孩。我們的心里為她的歸來高興得暗暗發抖。她就是我們當年的小姑娘，留著兩根蓬蓬的大辮子、紅通通的臉蛋、大聲吵吵跳著“猴皮筋”的李珠。她的歸來使老人說不出地高興。
記得我一九五三年由香港回美院工作的時候，版畫系那時候叫版畫科，中國畫系叫彩墨畫科。因為這兩個系當時都不太起眼，彩墨畫科都是些老傢伙，版畫科只有很少的人員，便合在一起進行政治學習。天氣熱，外面有一塊白楊樹的綠陰，學習會便在室外舉行。這一個學習組有李可染、李苦禪、王青芳、蔣兆和、葉淺予、黃均、劉力上和陸鴻年，還有李樺、王琦、陳曉南和我。托兒所就在我們隔壁，也放出來在綠陰下活動，中間隔著一道活動的小欄杆。李珠那時在托兒所，她和所有孩子一樣好奇地看著這一群老頭子跟她的爸爸坐在一道。我剛從香港回來，穿著上可能讓發現了一點什麼新問題，一個孩子指著我說：
“這個小人穿一雙小鞋。”
我聽這句話幾乎哭笑不得。我已經二十八歲，有妻子兒女的人，小什麼?但比起他們的爸爸卻的確小得多。幸好李珠給我解了圍，她說：
“他是黃叔叔，黑蠻的爸!”
小弟官名“李庚”，在李家是最小的男孩。每禮拜只能見他一次，因為他是“全托”。小弟是最佩服崇拜我的孩子之一，跟我很親。原因是我有一些他夢寐以求的、令他神往的東西：一部鮮紅色的八十個低音鍵的意大利手風琴；一支雙筒獵槍；一個立體鏡；還有一部萬用的電動小車床……一些記不起來的好玩的東西。再加上我大笑大叫，跟他們所有的爸爸都不一樣，願意在沒事的時候跟他們玩，講一些有趣的故事。只要我一暗示，他們就會奔跑過來。
他是個沙嗓子，連哭起來都沙。
忽然他長大了。我們相隔整整一部苦難的歲月——“文化大革命”。他“上山下鄉”去了內蒙古。我也去過內蒙古，知道對於幼小的孩子是個怎麼樣的地方。但是他長大成人回來了。感謝上蒼，還給我們一個如大沙漠如大蒼穹似的心胸開闊無比的青年。
“我回來了，沒有什麼再苦得死我，難得死我。黃叔叔，什麼都不用再說!”
他成為一個強者。祖上遺留的一副魁梧體魄，再加上馬背和荒漠對他的鍛煉。他越過父親這一輩人逆來順受的溫良性格。懂事，但不乞求平安。他非常刻苦地畫畫，後來到日本去了。走之前，來看過我，問我有什麼話。
“記住!”我說，“別讓人知道你是李可染的兒子!”
“一定!”他說。
前幾年我去了東京，他從大阪打來一個電話，問明白是我，他在電話裡號啕大哭。他說：“黃叔叔!來看我吧!”
我去了。小小的日本房間，說句見識淺陋的話，我一輩子沒見過疊成滿滿一面牆的“速寫簿”，滴水不進的一面牆。用了兩三天時間，陪我玩透了大阪城，我們就分手了。
後來聽說他去過很多地方，歐洲、美洲，畫了許多速寫。再不久，從可染先生處轉來一本他展覽會的場刊，見到好些張他的水墨近作時，我不免撫掌微笑起來：“此李家之千里駒也!”
雄強、潑辣，滿紙的快樂的墨色。亂七八糟的題字更增添了畫面的力量，我喜歡之極。我更是想念他，像我自己的骨肉那麼想念。現在不知他在哪裡?你爸爸死了!你知道嗎?你能回來嗎?要趕快回來啊!小弟!你在哪裡?
孩子們是我們的甜美，也是我們的悲傷；是我們的骨肉，我們的心。
說起“文化大革命”，過去了那麼多年，排除了危難，你不能不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戲劇。遺憾的是票價太貴。多少的光陰、生命、血、眼淚。
“文革”時期，我們被關在一起。
不知道是上帝還是魔鬼跟我們開這麼大的玩笑，美術學院加上美術家協會託管的牛鬼蛇神總數，“天罡”、“地煞”，加起來恰好是梁山水滸好漢的一百單八。這有案可查，由不得你不信。
日子很不好過，勞累、痛苦、羞辱、恐懼，牽腸掛肚地思念家人和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