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文獻給可染先生、佩珠夫人
可染先生逝世了。離開他那麼遠，我很想念他，為他守幾個鐘頭的靈，和他告別，看一眼他最後的容顏，不枉我們友誼一場。唉!可惜辦不到了。
他比我大十六歲，也就是說，我回北京二十八歲那一年，他才四十四歲。那算什
麼年齡呢？太年輕了。往昔如夢，幾乎不信我們曾經在那時已開始的友誼，那一段溫暖時光。
一九五三年，我，帶著七個月大的黑蠻，從香港回到北京，先住在北京北新橋大頭條沈從文表叔家。按年代算，那時表叔也才四十五歲，真了不起，他那些輝煌的文學作品都是在四十五歲以前完成的。
在他家裡住了不久，學校就已經給我安排好住處。那就是我將安居十年左右的。
第一個到新家來探望我們的就是可染夫婦。
一群孩子——二三十個大小不同的臉孔扒在窗口參觀這次的探望。他們知道，有一個從香港搬來的小家庭從今天起將和他們共享以後的幾十年的命運。
可染夫婦給我的印像那麼好!
“歡迎你們來，太好了!太好了!沒有想到兩位這麼年輕!太好了!太好了!剛來，有什麼缺的，先拿我們的用用!——你們廣東人，北京話講得那麼好!”
我說：“她是廣東人，我是湖南人。”
“好!好!我們告辭了，以後大家在一起住了。”
接著是張仃夫婦，帶著他們的四個嘍。
以後的日子，我跟他們兩家的生活幾乎是分不開的。新的生活，多虧了張仃夫人陳布文的指引和照顧。
大雅寶五十米的胡同拐角有一間小酒舖，苦禪先生下班回來，總要站在那兒喝上兩杯白酒。他那麼善良樸素的人，一個重要的寫意畫家，卻被安排在陶瓷科跟王青芳先生一起畫陶瓷花瓶。為什麼?為什麼?至今我還說不出原由。我下班時若是碰見他，他必定跟我打招呼，並得意地告訴酒舖的小掌櫃：
“……這位是黃永玉先生，咱們中央美術學院最年輕的老師，咱們黨從香港請來的……”
我要說“不是黨請來的，是自己來的”也來不及。他是一番好意，那麼真誠無邪，真不忍辜負他的好意。
董希文有時也讓沙貝提著一個了不起的青花小提梁壺打酒。
那時尚有古風。還有提著一隻蓋著乾淨藍印花布的籃子的清癯的中年人賣我們在書上見識過的“硬面餑餑”。脆硬的表皮里軟嫩微甜的面心，這是一種寒冷天氣半夜街頭叫賣的詩意極了的小食物。
大雅寶胡同另一頭的轉角是間家庭麵食鋪，早上賣豆漿、油條、大餅、火燒、糖餅、薄脆，中午賣餃子和麵食；後來幾年的“資本主義改造”，停了業。有時街頭相遇，寒暄幾句，不免相對黯然，這是後話。
北京東城，是中央美術學院教員宿舍。
我一家的住處是一間大房和一個小套間。房子不算好，但我們很滿足。我所尊敬的許多先生都住在同樣水平而風格異趣的房子裡。學院還有幾個分佈在東西城的宿舍。
大雅寶胡同只有三家門牌，門口路面安靜而寬闊，早百年或幾十年前的老槐樹綠陰下有清爽的石頭墩子供人坐臥。那時生活還遺風於老北京格局，雖已開始沸騰動盪，還沒有失盡優雅和委婉。
甲二號門口小小的。左邊是隔壁的拐角白粉牆，右邊一排老灰磚牆，後幾年改為兩層開滿西式窗眼的公家樓，大門在另一個方向，而孩子們一致稱呼它是“後勤部”大院，這是無須去明白的。
我們的院子一共是三進，連起來一長條，後門是小雅寶胡同。小雅寶胡同往西走幾步向右一拐就到了祿米倉的盡頭；“祿米倉”其實也是個胡同，省下胡同二字叫起來原也明白。只是叫大雅寶和小雅寶時卻都連著胡同，因為多少年前，前後胡同出了大小啞巴的緣故。
祿米倉對我們的生活很重要。那裡有糧店，菜站，油鹽醬醋，豬、牛、羊、雞、鴨、魚肉店，理髮店和一家日用雜貨店。還有一座古老的大廟，轉折回環，很有些去處。可惜主殿的圓形大斗穹，聽傳說被舊社會好事貪財、不知輕重的人賣到美國波士頓博物館去了。更聽到添油加醋的傳說，那些大斗拱材料被編了號，一根不多、一根不少地存在倉庫裡，根本沒有高手能把它裝配起來。我們當時還很年輕的國手王世襄老兄恰巧在那兒，得到他的點化，才在異邦重新跟驚訝佩服的洋人見了面。
那座廟是個鐵工廠，冶煉和製造馬口鐵生活用具，油煙和電焊氣味，沖壓和洋鐵壺的敲打，真是古聯所云：“風吹鐘聲花間過，又響又香”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