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我的主要經歷
第64節追記和毛主席的談話（4）
1951年雪後與黃艮庸在萬壽山。
1951年9月5日的談話紀要
我在如上的談話不久，10月初間即偕眷移居頤和園內石舫附近的西四所居住，黃艮庸、李淵庭、孟憲光等亦分住於兩側耳房，進行講論及寫作。寫作的題目為《中國建國之路》。今尚存其稿兩冊，但未寫完即輟筆。
轉過年來，我聞悉將有西南土改工作第一團之組織，憶及上年主席所表示的意旨，經向統戰部取得同意後，即偕艮庸一同參加，於五一節後成行。
彼時在西南大區下，四川一省又分東西南北四個區。從而我們土改工作團百數十人亦分成四小組分赴四個區工作。我暨艮庸則隨土改團長章乃器參加了川東之一區。工作地點在合川縣，團部駐於雲門鎮上。但我和艮庸則願下鄉居住便於工作。工作情況非此所及述。到8月下旬工作結束，30日飛回北京。到京仍住頤和園內。主席聞知我回來了，9月5日晚間召往晤談。
當時章乃器同為主席之所邀談者，他已先談過了許多話，正在向主席告辭。因此我不復多談川東土改經過。且值左右為主席開飯，江青亦來入坐。我先已在家進食，雖列坐，但食一蜜桃而已，即轉入隨便談話。
談話中，主席對江青說：“你去江南參觀土改，當地干部們阻止你下鄉；你在城裡住幾天就回來，沒有完成任務，這不行！”又囑說：湖北某些地方尚在土改運動中，你還必須去看。
談話中，我說到鄧小平同誌曾為我們作長篇大報告，備述劉鄧大軍入川以來如何肅清各處匪亂以至部署土改各情況，看來西南大區鄧實負重責。主席點頭說：“軍事政治各樣他都行。”又連連說：“那是一把好手！那是一把好手！”當時給我印象頗深。比及全國各大區撤消後，各方負責人物多集於中央，而鄧獨被任為黨的總書記，有由來矣。
末後，主席說：據報告廣東進行土改有些麻煩問題，你去看看，好嗎？我答：從5月初入川參加土改工作至8月底歸來，首尾達四個月，不想再出去了。主席遂不相強。
1952年8月7日的談話紀要
這次談話是從午後二時開始，到四時我辭出，不同於往常大多在夜晚談話。又這次談話是出於我（通過林老）的請求，亦非由主席主動召見。蓋多年來我沒有參加革命，而自以為致力於革命，以致妨礙了（共產黨）革命，有必要自己檢討。我寫出檢討文《何以我終於落歸改良主義》一長篇，送請林伯渠秘書長閱後轉呈主席閱看，希望得到主席指教。 5月5日送去，至是——8月7日——主席召我去面談。
主席對我說：你的自己檢討文章有好幾萬字，太長；我請林老閱看後，指劃出重要的幾段來而後我方才看的。我看上去，你思想識見有進步了，但還不夠，慢慢來吧！
於是我提出想去蘇聯作學術研究的請求。往者迫於國難和社會問題的嚴重，我多年來奔走四方不遑寧處，雖然生性好為深思，有心從事專題研究而未暇。今幸在黨的領導下，正好有了安居治學機會。所以要去蘇聯者，是要去學習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動之學。因我蓄意寫《人心與人生》一書已多年，巴氏之學雖屬生理學，非心理學，卻與心理學密切相關。研究它，可免心理學空疏之弊。此為第一個要去蘇聯之由來。
再一個原因，是要去蘇聯研究馬克思主義中社會經濟基礎與其上層建築關係的問題。這是在觀察和衡量一種學術思想以至社會文化上如何確立一準則的大問題。我留心此問題而在國內得不到解決；其訪求經過如下——
1951年駐京的蘇聯大使尤金博士寫有一長文，題為《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對於社會科學發展的意義》，北京《人民日報》10月17、18兩日連載其譯文，內容就是討論社會經濟基礎與其上層建築的關係問題，我讀之甚感興趣。但原文往復討論，頗費尋繹，我不大曉得自己了解得是否正確，特就原文分為：（一）所謂社會經濟基礎者何指？ （二）所謂上層建築者又指哪些？ （三）此二者的關係究竟如何？把原文分別採錄於三個問題之下而試作結語，求教於人，看我的結語對不對？ （對，就是沒有錯解尤金的原意。）
我求教於下列幾個方面：一是北京《人民日報》社編輯部的理論組。尤金論文登出在該報，故爾求教於他們。回信說理論負責人請假，原稿退回於我。二是求教於陳伯達。陳住於頤和園對門的黨校內，而我則住在園內，距離最近。他有黨內理論家之目，故爾向他求教。但久久無回音。我到黨校傳達室問訊陳是否在校；回答在校。於是我寫信促請其答复，不料一個月之久依然無隻字复我。三是求教於沈志遠。沈曾留學蘇聯，抗日戰爭之初經延安回國，聞延安人們稱道他是一個馬列主義學者。於是我從民盟總部詢知其上海住址後通信求教。沈回信雲事務猬集，恕難作答。最後經政協學習會朱潔夫同志代我向《學習》雜誌主編方面求教，得其複信，說：此涉及許多理論問題，尚須繼續研究。總起來說，我多方求教，均無結果，我惟有去蘇聯訪問了。
當我向毛主席作如上的陳述時，說到旁人不能答我的提問，卻均退還我的原件，獨陳伯達不給我回信，且扣留著我六千多字的原件。主席笑說：你的原件現在我這裡；是他拿來給我看了。但主席亦置而不答我的提問，只答复我，要想去蘇聯，尚非其時。
主席說，近兩年我們有不少人去蘇聯。大多是參觀團，在他們引導下各處遊歷一番而止。再則是派去的留學生，在他們安排下分門別類指導就學。但你要求的意思既不是去參觀，又不是去就學於學校，而是住在那裡從事一種問題研究。中甦之間，雖然親善，究竟是兩個國家，他們不知你在搞什麼；這是不好的。勢不可行。
談話至此，主席針對我去蘇聯的第三個原由而說：你不是想考察了解俄國社會的傳統文化、歷史背景和現狀嗎？你不如且就我們自己國內作一番社會調查。先是我曾問過主席有什麼任務給我，我以為這便是給我的任務。於是請問調查項目。主席說隨你要調查什麼就調查什麼，你要到哪裡就到哪裡。你可以帶幾個助手，公家將給你一切方便。我感覺出主席的好意，不便辭拒。但我內心有自己要做的事，又不想從命而行。當下含糊了之。豈料主席卻很認真，次日乃知立即交付統戰部給我準備出發——另記於後。
談話轉入我幼年所受教育的情況。我說，我沒有誦讀過經書——此蓋出於先父意旨——如、《孟子》等四書不過後來靠自己閱看罷了。他如、《書經》、未嘗不喜看，但生僻字句至今很多，不識不懂。主席插言：“經書我倒念過不少呢！”又自言八歲就讀私塾三年，至十歲後，極嗜看書。家中書少，而外祖父家有藏書，例如《史記》、《漢書》等皆從外祖家索借閱讀之雲。
我談到十六七歲時，輒厭棄世法，想出家為僧，今垂老而此志不忘。憶當時覓讀佛典，無人指引，暗中摸索，久而得通。二十四歲實無在大學任教的學力，卻竟被蔡校長拉進北京大學任印度哲學講席。對於儒家初無興味，後乃悟其價值不可菲薄。主席說，對於儒家佛家從來漠然非所好。特於佛家學理不通曉。然而在湖南，佛寺卻多且大。曾遊寧鄉溈山一大寺廟，屬禪宗溈仰宗，寺僧約近千人，幸絕大多數下地種田。今不悉如何。日昨陳銘樞來信，為某些地方黨員幹部勒令僧尼還俗，毀改寺廟，訴冤訴苦。此非我黨政策。宗教信為麻醉人民的鴉片煙；然而列寧說過共產黨不強加摧抑。中央當曉諭黨員雲。
主席隨後談及北京大學教授周炳琳和清華大學教授潘光旦兩人一些情況。據聞周之子在壁間懸掛主席相片，而周輒為撤除，人或非之。主席說此可不必；應許人有自由意志。若以尊重領袖強加於人，流於形式，有害無益。關於潘光旦的事情，現在記憶不清楚，從略。 （附註：周原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曾任河北省教育廳長。）
臨末我因受張東蓀之託，提到張東蓀犯罪問題。張的為人聰明特出，久在學術思想界享有高名，與我相熟數十年。北京城的解放，他亦是奔走城內外之一人。 1949年建國，組織中央人民政府，列居六十名委員之一。殊不料他親美、懼美（注：這時他是美國人辦的燕京大學教授），竟受一特殊間諜的誘惑，甘心為美國務院提供情報，竊以政府會議文件密授之。此特務被捕，供出其事。張內心慌亂，如醉如狂，寢食俱廢，我既恨之，又憫之，雖無意為之求情，亦願探悉主席將如何處理。不意主席於此事竟不見惱怒，回答我說：此事彭真來向我詳細報告了。彭真要捉起他來，我說不必。這種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從此我再不要見他；他再不能和我們一起開會了。想來他會要向我作檢討的，且看他檢討得如何吧！
是日談話至此為止；我告退時，主席說：不忙嘛！我說，到四點鐘了。主席說，那麼，我們去開會。原來此日中央人民政府會議地點就在隔壁勤政殿，主席主持開會，我則同其他政協委員列席後座。
第三輯我的主要經歷
第65節追記和毛主席的談話（5）
總結上文，略記其後各問題的歸落
首先如上文所敘，主席要我出去各地作社會調查一事，因我沒有拒絕，主席遂已交付統戰部為我準備出發之事。 8月9日徐冰同志邀我到統戰部商談一切。我坦率說出一心想去蘇聯，自己學習俄文已一年多，準備隨行秘書李贗也認真學習，已能翻譯俄文書報。徐冰自稱他留學俄國多年，因彼時國內譯出馬列的書還不多，但今則不同。今天既有中文好譯本，而且購求任何原著亦甚方便。總之，他勸我遵照主席意旨在國內做社會調查。無奈我縱然去不成蘇聯，終不願為國內漫遊。他不能相強，只得據實回复主席了。
事隔兩年之後，我始於主席的美意大有所悟。此即毛、週兩公常談的知識分子改造問題，指出知識分子必須下廠下鄉接近工農，以至知識分子要勞動人民化，工人農民要知識分子化。這一方針是向著共產社會走所必要的。回想從1950年3月起至1952年8月，同主席先後談話四次，每次他總勸我出去看看走走，只頭一次我聽從了，其他三次我均拒不從命，大大辜負了他。
再則，如上所敘我想去蘇聯研究解決的問題，經我在京學習研究後亦大致各得其解決。例如：
（1）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動之學，國內有許多譯本或專著出版，如戈紹龍譯本等是。又如期刊介紹論述之文亦不少。我既大致了然，且曾為同學諸友講此學大意一個多月。
（2）至於社會經濟基礎和其上層建築關係的問題，經過幾年的思考研究，我已見得分明。蓋社會經濟基礎和其上層建築的關係在人類文明文化發達史上是步步發展變化的。初期的上層建築不過起一些反作用於經濟基礎而已，愈到後來上層建築愈強大有力。在當初人類不過是自然界之一物，到後來卻儼然成了自然界的主人。斯大林寫的《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意在指明某些學術不因階級而異；在這裡沒有什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問題，那都是對的；而尤金的文章卻引來申論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問題，缺乏真知與定見，殆不足取。
（3）至於我想去蘇聯考察了解俄國社會的傳統文化和現狀問題，則由於蘇聯出現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顯示了它走向共產主義的彎路。此彎路正是由其民族歷史發展和傳統文化的背景而來，非偶然。社會主義革命不見於先進的資本主義大國，卻發生在落後的俄國和中國，是各有其理由的。我原料到俄國革命不牢穩，果然不差。但中國卻將為世界革命先導，正自有其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在。近著《試論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屬於馬克思所謂亞洲社會生產方式》和《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兩文足資參考。
我自己的問題截止於此。另一個張東蓀的問題，卒以毛主席的寬大優容，沒有加罪。張寫出自己檢討文送主席閱看，主席不滿意，囑其再寫。張第二次寫來，仍未獲准。第三次他所寫的幸得諒許。於是既不加罪，且給予中央文史館待遇，每月有生活費百元雲。 （據聞後來張本人似乎活至九十歲乃身故。）
（上為1976年12月著筆之文，延至1977年2月方寫完的。）
毛主席談話補遺
毛主席有些談話之可記者，茲補記之——
一則是1951年9月我從四川土改工作後回京見到主席，談到土改中死了不少地主階級的人。主席說：台灣造謠說死了一千多萬人；哪裡有那許多？我估計全國合共大約六十幾萬人吧！
一則是某次一同吃飯時，因我素食，主席談起自己亦曾吃素半年光景。據云：那是民國七年到京後，經常往來北大第一院（沙灘紅樓）和第二院（馬神廟街北）之間。馬神廟街東首路北有一家羊肉舖，北京人俗呼“羊肉床子”，一次早晨見其在門前宰羊，剝皮，剖腹……目不忍視，即動念自己不再食肉。如是者半年，隨因離京回南而淡忘雲。
1977年2月11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