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我的主要經歷
第61節追記和毛主席的談話（1）
1938年1月在延安與毛澤東談話。
我於1938年1月初旬訪問延安和毛主席的談話，曾記述之於當年所寫《告山東鄉村工作同人同學書》（由鄉村書店在武漢印發）。其後在香港《光明報》發表《我努力的是什麼》一長篇連載又述及之。前後詳略不同，可以參看。今為此文主要是追記1946年3月我又訪問延安的談話，以及1950—1952年間在北京幾次晉謁時的談話。
在北京的談話，每次總是主席派車來接到中南海頤年堂主席寓所的；1953年秋9月以後就沒有了。
一、1946年3月訪問延安的談話紀要
先要說此次去延安的動機。那是在重慶的舊政協開過後，我宣稱不參加將要組織的聯合政府，為求得中共方面的同意而必須去訪談的。
舊政協會議自1946年1月10日開始，至30日閉幕。按照協議來說，應該組成各黨派聯合政府，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然後依法選舉總統步入正常政軌。閉幕前夕共方周恩來代表將返延安請示，然後簽字，特到國府路300號民盟總部交換意見。此時我預先寫好給毛主席一封信，即交託周公帶去，表明我要退出現實政治，從事思想言論工作，不參加聯合政府之意。不料此意乃非共方所許。毛主席手答一信，經周公帶回面交於我，略謂參加政府與從事言論工作不相妨礙。周公面語尤見嚴厲。他說：國民黨一黨專政，關著門，不容許各黨派參與，經我們大家合力爭取，現在門已敲開，你卻臨門後退，影響不良，絕對不許。我一面在報紙先後刊出《八年努力宣告結束》及《今後我致力之所在》兩文表明衷懷所存，一面即不能不有延安之行。
要知道，當時且將實行的憲政是出於張君勱巧妙設計，為國民黨所同意，為共產黨所同意，為民盟內外各小黨派所同意，惟獨我一人卻認為其不可能行於中國。此憲政是以英國政制為藍本，而形式格局上襲取孫中山五權憲法的。英國政制原是我少時在清末所夢寐以求者，入民國後即逐漸覺悟其不可能行於中國（具見1931年發表的《我們政治上第一個不通的路》一文）。在那時節各方全都同意之下，我一人無法持異議，只有悶在心裡。但要我隨眾參加實施其事，又豈可能。在缺乏眼光的各方面去實行憲政的時候，我個人要退出現實政治，站在批評立場，發抒夙懷意見，自屬必要。去延安就是向毛主席他們傾吐此中曲折。
彼時重慶、延安之間的來往全賴美國軍用飛機。美軍人員既有駐北平（北京）軍事調處執行部者，亦且有兩人駐延安。因此在交通上就多所借助於他們。我便是經周公代為安排成行。記得同行的全是中國人，先到北平，次日乃換飛機去延安，同機者有肖克將軍等共方人員。飛抵延安時毛主席在場接待。我隨他一車至棗林他的住所休息用飯。據聞毛主席方在病假養息中，劉少奇被稱為代主席，似乎例行公事一付於劉。我為增進共方朋友對我的了解，在我傾吐積懷時希望多有些人在座。毛主席允為約集十人聽我談。後來會談座中記得有任弼時，其他識或不識，現在不盡記憶。
我陳說自己對中國政治前途的見解主張，分兩段說。先就彼時政協所取得協議的憲政，申論其必將行不通。可能用不到二年三年，或許一年就失敗。 ——附帶說：毛主席對憲政似未寄以信心，而在劉少奇等人以為那便是中國政治的出路了。但毛主席卻仍然親口對我說，他們準備搬家到蘇北清江浦；他將常住在清江浦，而遇中央政府開會時去南京一行。似乎假定憲政能施行一時。 ——大局到兩黨合作的憲政失敗而別尋出路之時，我有預先準備的一方案在此，願提供中共朋友參考。當然，不到那時，不必考慮。
關於學英美式憲政必將失敗的話，今可不多談。我預備的方案隱約有一個前提，就是蔣介石的死，或他失勢下台。話不好明說，而當時竟被任弼時覺察出來，問我：“你是說要待蔣介石死了嗎？”我點點頭。此公聰明，在建國後不久便故去，真是可惜！
繼續談我預備的是政治上各方面合作的方案，既非一黨壟斷之局，亦非多黨互競，而是多黨的合作。蔣是任何方式合作的死敵。蔣不去，皇帝制度在中國仍然名亡實存，群情不安，大局不定。當時，我固未料中共一方能以兵力驅除之，竟爾奠定無產專政之局如今日者。我當時只就常情常識申說我懷抱的見解主張。
我的主張根據我對中國當前問題的認識，而當前的中國情況則基於過去中國社會本質上（組織結構上）有所不同於世界他方。這原是八年前我第一次到延安曾和毛主席往復辯論兩個通宵未得解決的老問題。那時他說我太強調中國社會的特殊性而忽略中國社會仍然有其一般性，我則反責他忽視了中國社會的特殊性，而過於偏從一般性來看中國。實際上我此時要陳說的主張，仍就是八年前曾經提出的那一建議。不過今天所見更逼真，籌思更加成熟了。
八年前那一建議就是要國內各方面（主要是兩大黨）從當時的團結抗敵前進一步，而確定合作建國之大計。其入手即在“對外求得民族解放，對內完成社會改造”兩大問題上交換意見，互相磋商訂定國是國策。此事如有成果，其第二步便是由一向分立對抗的各黨派轉化為協力合作建國的一個黨派綜合組織。
第三輯我的主要經歷
第62節追記和毛主席的談話（2）
政治上的奔走活動必然產生黨派，黨派的組成客觀一面是各有其社會基礎（例如階級性、地域性、行業性或其他），主觀一面是各有其主張要求。然而大前提更看中國人面對的是什麼問題。問題來自外，抑或在內？國家危亡是其第一問題，所以救國運動是其存於實質上的共同點。這就客觀上決定了應當彼此合作，不應該互相仇視。但國家危亡有其內因，改造社會本身又屬必要。從而每每彼此立場不同，又落於分立乃至對抗。抹殺其不同，是不好的，亦是不可能的。這就客觀上決定在合作中莫強為混同，應當有合有分，顧不說聯合而說綜合者，所重在合也。
彼此協力合作來對外或較易，協力合作來解決中國內部問題，豈易言哉！如我籌思，要綜合各黨派成立一個組織體，以負起救國建國任務，是必切實注意循行如下各原則：
（一）各黨派在訂定國是國策時交換意見，應只就每一具體的現實問題說話，避免涉及各自夙懷根本思想信念。即是：各方原不免各自有其哲學思想或主義信念為其當前意見主張之所本，卻應避免談及。
（二）彼此交換意見應盡可能地求同存異。即對一個問題的看法，彼此間的分異原易突出，卻應各自保留之，而只就如何解決，或如何應付此當前問題的方法政策上，求得其歸一為止。
（三）各黨派在建國的遠大目標上殆莫不傾向社會主義，縱然所謂社會主義者，彼此非定一致認同，仍不妨訂定下來。蓋既為遠景，固非現時所必爭。
（四）在頭一次國是國策訂定之後，隨時就當前問題不斷地賡續進行商談修訂，只要各方同意，不須拘執舊章。
以上所敘非我當場發言原詞，卻是我籌思很久的要義。
繼此而申說的便是黨派綜合體不負行政之責，而居於監督政府執行政策的地位。我於此竊取了孫中山先生政權、治權分開之說。政權在民，黨派綜合體是代表人民，站在全國人民立場執掌政權者，而以治權付之行政部門。行政部門即通俗所稱政府則忠實於政策之貫徹實施（在實施中如有意見可隨時反映給黨派綜合體）。如此兩下分開是萬分必要的，是黨派綜合體自身恆時保持在一致的立場上所必要的一大前提。否則將導致黨派間的鬧意見而動搖根本。
當時座間毛、朱二公頗用心聽我發言，毛無表示，朱公當聽到我末後的話時，忽曰：“此或三十年後的事吧！”此外無人置一詞。
次日毛主席約集其同志數人與我會談，其時因有蔣方不尊重協議之憲草而多所改動之訊，毛主席說：“他（指蔣）改由他改，改八、九、十次亦由他，但我要那第十一個！”關於改動憲草事，蓋出於孫科等備受其黨內詬責，孫同邵力子二人向周恩來代表再三懇求修改。周公商之張君勱在三大問題上分別作如下之讓步：（一）國民代表大會從無形（指全國公民投票）復歸有形；（二）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立法院得對行政院為不信任投票，改為對總統負責，並刪去立法院的不信任投票；（三）各省得制訂省憲改為製定省自治法規。如此重大問題在各方取得協議後豈得再改動？然而在野方面卻居然向國民黨退讓了。中央通訊社高興地大肆宣揚。延安方面吃驚不小，急電促周公回來作報告。其報告和討論的會，我一個黨外人未便參加，即於次晨飛回重慶了。
如上所記我在延安的談話，因為事隔多年，今日不可能記憶清楚。但其內容意思要點大致總不外如下這些：
（一）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思想上只從模仿外國出發，而脫離自家歷史背景和社會現實基礎是不行的。
（二）既要建設一新中國，必須依從一定方針宗旨貫徹下去，其勢不可能走多黨互競，輪流上台當政，如歐美各國之路。
（三）一黨專政之路（如法西斯、納粹、布爾什維克）雖然似乎可以貫徹一定方針而前進，但在這散漫成性的小生產者的社會基礎上難以建築得起來。
（四）凡事總要照顧到前途理想要求之一面，又要切合著現實社會條件有其可能之一面。因此所以多黨互競或一黨專政均不是我們的前途。這就歸落到我所設計的黨派綜合體那一主張。我曾有《預告選災，追論憲政》一文極能代表我當年的見解思想，亦即我到延安與中共方面談話的大意，讀者不妨取而參看。
這次再訪延安，除了談話，還下鄉參觀南泥灣等地，同時為了候周公自重慶返回延安，以便了解政協政治協議的改動情況，在那裡前後逗留了十天之久。第一次去延安，未曾見到劉少奇同志，好像當時他在前方。第二次見到了。還記得他和彭德懷二位的住處與我的臨時住處相鄰，我還去回訪過他們。陳紹禹（王明）也曾來過我的住處，面容消瘦，意興不佳，自云別後一場大病初癒。陳作為共產黨在參政會的代表之一，重慶會內會外我們常可碰見。在這次訪問中，朱德同志還向我提起當年他德國留學後途經莫斯科回北京，曾想訪問我而未成的事；想訪我是由於他在德國留學時的朋友孫炳文烈士的建議，而孫是1912年我在《民國報》工作時該報總編輯。孫炳文兄的夫人任維坤（人稱“媽媽同志”，孫泱和孫維世之母；孫泱與孫維世兄妹均死於“文化大革命”中），這次訪問中也見到了。任維坤也是當年在《民國報》的同事，她是報社中三個女編輯人員之一。
第三輯我的主要經歷
第63節追記和毛主席的談話（3）
1948年在重慶從事《中國文化要義》的撰寫。
二、1950年後在北京中南海頤年堂的幾次談話1950年3月12日的談話紀要
我是1950年1月半從四川到京的，其時毛主席週總理方在莫斯科同斯大林談判未歸。 3月10日我在統戰部安排下隨同黨內領導諸公到前門東車站迎接他們兩位返京。次日晚間舉行歡宴，我亦被邀參加。席間主席語我：明天晚上我們談談。 12日晚7時後在頤年堂見面，有林伯渠先生（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在座。談話至深夜12點後用飯，飯後又略談片時，茲追記留於我記憶中者於下：
主席問我：這次來，你可以參加政府吧？我稍遲疑，回答說：把我留在政府外邊不好嗎？蓋此時我尚信不及中國能以就此統一穩定下來，以為我如其參加政府，就落在共產黨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對各方面說話歷來的立場資格。 ——這一心理是有其根源的。中國自推翻帝制多少年來，紛爭擾攘，外無以應付國際環境，內無以進行一切建設，天天在走下坡路，苦莫苦於此。我一向切盼大局統一穩定，而眼見一時的統一不難，就難在統一而且能長期穩定下來。 1949年11月尾，劉伯承第二野戰軍和林彪第四野戰軍相繼入川，我親見兩軍軍士裝備和待遇，四野優於二野情形，兩軍接收重慶物資彼此爭奪情形，而且全國劃分六大軍區，頗有割據之勢。還有國民黨會不會捲土重來？這些都是問題。 ——這些話存在心裡，卻未便說。
我向主席說：取天下容易，治天下卻不容易——治天下要難得多。今天我們當然要建設一新中國（現代中國）而必先認識老中國才行。 “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是我一向的口號。我雖不參加政府，但我建議在政府領導下，設置一個中國文化研究所，或稱世界文化比較研究所，我願備顧問，參與研究工作。主席說好，卻未多往下說。
主席隨即勸我出京到外地參觀訪問。他說：過去你不是在河南山東各地搞鄉村工作嗎？現在這些地方全都解放了，去看看有什麼變化。還有東北各省解放在前，算老解放區，亦要去看看！我原有意要了解中共在地方上的政策措施，立即商定各處參觀計劃，其後並於4月初間成行。
我對主席陳明我在川中辦學情況。主席指示勉仁文學院可交西南大區文教部接收，所有教職員工及學生各予適當安排。其中隨我工作多年的人亦可以令其來京仍隨我工作。當下主席對林老林伯渠囑咐：梁先生的這些人員到京之時，請林老決定安置。至如勉仁中學可以續辦一時期，以後再交出，全由國家統一辦理。其後勉仁文學院教職員工和學生多併入西南師範學院，其中副院長陳亞三則來京，以我的秘書名義安置在政協。勉仁中學最後亦交出，改為重慶第二十二中學。
如上解決了我的一些問題，此外還有許多漫談，不覺到深夜12時。左右向主席請示開飯。我立即申明自己素食多年，請給我一二樣素菜。主席忽大聲說：不！全都要素菜！今天是統一戰線！
開飯時，林老招江青入座，於是四人同席。飯後談話無可記者。我告辭，不敢勞主席相送，主席竟堅持送我到門外登車。然而看他詞色間似不愉快者。
我回憶往年訪問延安，特別是1938年春那兩次通宵辯論後，我臨別出門猶覺舒服通暢之情懷，何以此次竟不可得。如其說那次交談是成功，這次便是失敗。
尋思一時頓有會悟。原來十多年前延安深夜人靜辯論不休，彼此開懷曾不起意。辯論極易引起爭勝意氣，而此種意氣竟然不起者，則感應之間主席實居主動，我是在他的感召之下而勝心不起的。主席和我，此時庶幾乎所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者。而這次相見卻不然。主席有意拉我入政府，我意存規避，彼此各懷有得失計較。這些都是私心雜念。一般人將謂彼此各為國家大局設想，怎說“私心雜念”？此則一般人不學之故。 ——此指孔門古人之學，大乘佛家之學。
1950年9月23日的談話紀要
在上次談話後，我即按照主席所囑計劃，和統戰部長李維漢、徐冰兩位洽商去各地參觀訪問事宜。我提出須帶秘書隨員三四人同行，並商訂秘書各人名資歷待遇問題。然後由中央統戰部分電預定訪問的各省當局知照，請他們招待參觀。 4月9日我暨秘書李贗等人出發，其周歷各地情況另有記述。末後於9月16日從東北迴京，23日晚9時應毛主席召，在頤年堂談話約一小時有餘，茲記其大要如次。
我首先談我在旅順大連曾聞見美蘇飛機在附近上空相遇衝突之事，我離東北前夕，瀋陽已施行夜晚燈火管制，似乎戰事即將爆發，可惜東北工礦初恢復又將被毀。主席表示尚不至有戰爭。因為我們不想打仗；根據美方在其國內外佈置的軍隊的情況來看，亦不像要打仗的樣子．我報告東北見聞中，提到工業方面馬恒昌小組及召開學習馬恒昌小組的會議各情況，工人們已覺悟到新國家之為工人當家作主的國家，實大為可喜現象。後來繼之有王崇倫等先進事蹟，均見出工人們的階級覺悟。此種覺悟為我們立國之本，宜發展普及之，主席欣然色喜。
末後，我將隨身帶來的中國文化研究所或稱世界文化比較研究所的草案請主席閱看。此事原在上次談過的，但主席看時皺眉不悅地說：研究是可以研究的，此時不必忙吧！我答言，不是我急於舉辦，而是日前（16日）在懷仁堂遇見周總理，總理囑我起草此件，交給他以便提出於政務院會議討論通過的。主席說：既然你們都商量好，那就去辦吧！且接連說兩次。我說不然，應當以主席意思為準，此事即行從緩再說。 ——此後我即將此事壓下不提，見到周公，他亦不問了。
今天想來，此事幸而中止。強調階級鬥爭是毛主席倡導的時下潮流，而認識老中國將是唱反調，必不容許的；到那時研究所被砸，不如此時不舉辦。
在這裡附帶一說的是此後不久——10月25日——卒有中國出兵抗美援朝之舉。中國援朝與美國打個平手，結束於停戰協定，奠定聲威於國際，列強遂不能不刮目相待。
此時正是建國初期，土地改革即農村里分田運動，全國有不少地區尚在進行中，主席勸我去參觀學習。我以多日奔馳於關內關外，推辭不想再出去。並表示願以半年來參觀所得和自己的意見感想寫記下來。主席點首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