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我的主要經歷
第42節抗戰以來自述（13）
七、改善兵役運動
抗戰工作不外分一個前方，一個後方。對於前方工作，我的朋友學生（特別是豫北和山東的朋友學生），原為有計劃的努力，我間接地幫助他們做，其詳另記。在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後，我力辭駐會委員，即恐入川便與前方同人不易聯絡。自廿六年12月到武漢，我即對人說，你們向南我向北，你們向西我向東。蓋此心實不安於退居後方也。但後來到底入川了，與豫北山東相隔太遠，消息阻斷，對於前方既不能有所盡力，我即決定在西南大後方擇一緊要問題而盡力。
在西南大後方說，當然以補充兵員，多多徵集，好好訓練為第一事。而兵役問題，恰辦得不好，談者莫不疾首蹙額。在鄉村已痛苦不堪，而國家亦得不到好壯丁。我們從來做鄉村工作的人，對此鄉村最大痛苦不能坐視，不能躲閃，而為了抗戰亦非給國家求得好兵員不可。於是我就留心兵役改善的研究，思所以盡力之道。
這一研究不是書本上的事，一面要在鄉村調查，匯集事實，一面要向主管方面尋求了解除法令外並及辦理實情。我在此兩面皆有機緣可資進行，又恰得著朋友和社會大眾幫忙。有一位朋友王寅生先生，他是“中國農村社”的，曾在武漢主持“戰時農村問題研究所”的座談會，因而相熟。這次相遇於重慶。彼此談起來，相約於此致力。我二人之外，又約了孔庚、呂超兩位先生，借他們的資望地位（呂為川軍前輩，現任國民政府參軍長）好辦事。四人出名發起兵役問題座談會於重慶。其時社會上各方面正為兵役問題感受刺激，有此需要，不期而然地都踴躍參加，而兵役負責機關（包括上下級）亦時常派員出席說明。此一座談會，不斷舉行，從廿七年9月亙續至一年以上，實為難得盛事。到廿八年10月又正式改組成立兵役實施協進會。可惜到廿九年（1940）有人進讒言於最高當局，經蔣公召呂先生面諭解散了（我於發起後五個月即有北方之行，一切成績實王、呂之功）。
先是廿七年6月間，我到成都，趕好省府召集十八個行政專員和保安副司令開會，就商議兵役問題；王主席纘緒要我出席指導。我那時於實際問題尚未調查清楚，無從有何指點，只就辦理徵兵幾個大條件來說明其辦不好之故。我說很粗淺的四大條件：甲，政令統一，事權統一；乙，秩序久定；丙，地方制度健全，下層機構充實；丁，人口戶籍清楚。今天就全國說，初見統一；就四川一省說，亦是初初統一。其政令的統一，事權的統一，以事實上未曾就緒，多談不到。秩序久定一點，就全國說，好多地方難講，就四川說，亦正難講。若地方制度，則自清末以至現在三十餘年紛更不已，未得確立；下層機構，更是人才錢財兩俱缺乏，離著健全充實四字不知有幾千里遠。人口戶籍一向虛偽造報，無可依據。四個基礎條件沒有，辦不好是當然的。
自我留心研究兵役問題以後，方知道原來就未曾實行依法徵兵。說是11月1日起依法施徵，尚未見諸事實，所以國家徵兵法規是虛設的。政府所行的另有命令指示，而下層實際辦理情形，卻又與其上級政令所指示者多半不合。於是國家法制為一事，政府政令又為一事，實際辦理者又為一事。所謂兵役一事，竟可析而為三。在此狀態下，我們只有要求政令符合於法制，實際辦理者符合於政令，還三為一。換言之，就是認真依法徵兵。
我根據此意，擬成具體計劃，於全省動員機構、兵役監察系統、出征軍人家屬協助委員會、出征軍人家屬聯合會各有所建議。這些建議一面須得行政當局了解採用，一面須得地方有資望有信用的各級（省、縣、鄉）領袖熱心出頭贊助才行。那時就四川說，省政府兼軍管區司令的王主席纘緒自為正負責人，而在他之上代表中央直接指揮他的則為一軍委會重慶行營主任張群。關於兵役一事，重慶行營實居主腦地位，倒不是軍政部直接來指揮軍管區。王主席一面，我在6月間已和他談過此事（見前），決繼續訪他談談。然而最要緊的，還不在政府，而在地方。恰好在四川地方人士中首屈一指的張表方先生（瀾），又與我相好。至於四川教育界上熟人亦甚多，而且教育界素來明通。政府和地方兩面肯積極做，教育界大家幫忙，是不成問題的。
9月末到10月初，張表方先生已被我說動，願意為此一大問題努力。我們就偕同訪重慶行營張主任岳軍先生商量。張主任正為兵役辦不好發愁，聞言十分欣喜。對於三方面配合的原則極承認，對於表方先生肯幫忙如獲至寶。馬上即從人的方面、費用方面，分別籌計有著。趕好王主席自蓉來渝，又一同商談極洽。 10月7日張（為監督）、王（為就職）同飛成都，便邀了表方先生同我一齊去。雙十節省府全體宣誓就職後，即按照預定步驟，第一步先改組省動員機構。表方先生而外，邵（從恩）、尹（昌齡）、盧（廷棟）諸公皆參加。改組成立的一天，岳軍先生並親自出席指導。當時氣象極好。
當時氣象甚好，而不料後來卒作不通。
（被檢扣一段）
張邵諸老先生消極，我一個外省人無所用其力，就自動退下陣來——退下政治鬥爭的陣來。
四川的事從此罷手。但我仍將改善兵役的意見辦法貢獻於參政會。當時參政會同人注意此問題者正多其人，曾藉江翊雲先生（庸）家聚會來交換意見，交我起草提出，是為第二次參政會上的改善兵役實施辦法建議案。提出後交付審查，結果又是我自己做的審查報告（因為深夜審查，被指定的委員多不到）。此案經大會通過，諮送國防最高會議，交下行政院軍委會辦理。原案附錄後面，備讀者參考。
西南大後方的工作重要在兵役；兵役問題盡不上力，我即決定再赴前方了。廿八年2月出川北行，行抵西安時，參政會開第三次會。我雖未出席，仍有“辦理兵役亟應改善各點分別提出建議案”之提出（托朋友提出）。其內容是從各地訪察得許多事實問題，分別指出建議改善。我的改善兵役運動到此為止。 （附錄建議案略）
第三輯我的主要經歷
第43節抗戰以來自述（14）
八、解決黨派問題的我見
我在巡視華北華東起行之前，還有一件事要敘述在這裡。此即解決黨派問題的主張之提出。這是廿七年（1938）12月的事。大約在11月間張君勱先生於《再生》雜誌發表一文，題為《一封公開給毛澤東先生的信》。內容是毛先生在其中共六次全會上的報告。說到國共長期合作的話，張先生則進一步要求國家統一。彷彿毛先生有“從中央軍到八路軍，從國民政府到邊區政府”的話，張先生以為何必如此排列對峙，痛快地成了一個軍事系統，一個政府系統，豈非國家之福。此文發出以後，各方均極注意，而黨派問題遂為一時所熱烈討論。我的主張之提出，即有感於時論紛紜，不覺引起我的夙懷。
當時系用《抗戰建國中的黨派問題》為題，寫好之後寄《大公報》發表，《大公報》樂於發表，而在新聞檢查方面被扣。那時劉伯閔先生主持檢查事，特枉步來看我，解釋此事。我又請劉先生介紹我，訪葉楚傖先生（當時的宣傳部長）面談一度。據劉先生、葉先生表示都頗同情我的主張，原可發表，其所以阻我發表的理由，是恐引起各方討論之後，文章愈寫愈多，不能促問題之解決，轉增不愉快的情緒。他們說，黨派現狀固不令人滿意，但如無好轉的把握，有惡化的可能時，仍以少談為好。於是就沒有發刊，只有手稿兩份，分送各黨派領導人看一看。
今將當時原文大意，分段略述於下：
開首說，此為抗戰建國中最大問題之一，或且為最難問題之一。但我們不要在緊張的情緒下，急謀辦法，而應當先靜下心來做一些研究；因為解決的途徑，是必須在問題頭緒，從頭理清楚以後，才發現的。例如從清末中國革命同盟會、政聞社和資政院時代一些政團，以至民國初年許多黨派的演變，中間毀黨造黨，要黨不要黨（民五國會第一次恢復時），那些議論，都要清理一番。更且是中國國民黨數十年來，累次改組，並與共產黨一再分合的經過，要用心察考。這樣做了之後，必可發現其中一些道理，為我們今日寶貴的教訓。
歷史的研究而外，更須作理論的探討。我們要問：這些政黨是哪裡來的？它基於何種必要而存在？中國政黨它的任務是什麼？假定我們說不要它，行不行？諸如此類。
次段講：中國社會是什麼社會？ ——這是討論黨派的社會基礎（或背景）問題。
我平素認定中國社會有其特殊構造，所有封建社會資本社會這一套觀念都適用不上。大致說，其社會內部形勢散漫流動，階級分化不著；乃至職業的聯結，或經濟上同地位的聯結，亦每為家族鄉土關係之所掩。雖然近百年大交通以後，受世界影響，漸漸變質，已非原來的社會；而像日本那樣追步西洋，工商業發達，有新興階級形成者，在我亦以卅年秩序不定，未得成功。所以階級勢力不是形成中國黨派的因素，中國黨派缺乏其一定之階級基礎。然而家族鄉土關係能形成政黨嗎？當然又不能。中國亦並沒有什麼“地方性的黨派”。
說到宗教，中國雖有佛教、基督教、回教等幾大宗教，但並沒有從宗教不同，而凝成幾大勢力，表現於政治場上。說到種姓部族，雖有漢滿蒙回藏之五族，亦未曾在政治上因而劃分為幾方面。
總起來說，所有這些社會的分野——階級、職業、地方、宗教、種姓部族等——原為外國黨派所由形成者，在中國或分不清楚，或聯結不固，或雖分得清，聯得起，而未嘗構成政治上鬥爭的問題，形成政治上競爭的勢力。
三段講：中國問題是什麼問題？ ——這將討論到中國應有些什麼運動，亦就是中國黨派所要負的那些任務。
我平素認定中國問題是外面引發的，而不是社會內部自發的，此其一；我又認定中國問題有其對外求得民族解放和其對內完成社會改造之二面，此其二。
所謂中國問題不是自發的，正由於中國社會構造特殊，歷史上只有一治一亂之循環而無革命，假若世界不交通，中國仍為中國，則我們不能想像有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革命發生。滿清皇帝亦可以倒，倒之者將又是一明太祖而已。所以我常說中國問題富有其外面性。
中國問題雖具有外面性，然而說到問題之如何解決，乃又重在內部，積極求得本身之進步，為文化之補充改造（包括政治改造經濟改造），俾一新中國建設成功，方為問題解決。斷斷不是徒以排除外面迫害為問題之解決的。外面迫害之排除，有時為建設新中國之前提；但假使自身無整頓之進步亦無從去排除外面迫害。兩面相關，不可強分先後。
四段講：假如上面所分析認識的不錯，則恐從過去到現在的中國政黨，倒不免有些錯誤了。
因為照上面所說中國國情論斷，外國政黨的兩種方式都不適合的；而從過去到現在的中國政黨，卻總想要在這裡面走上一條路去。所謂兩種方式：
一種是兩黨以至多黨分立，彼此承認而互相競爭政權的方式。這在一般謂憲政國家的政黨，大約都是這樣。過去中國曾為此模仿，乃至現在亦還有人想走這條路。
一種是一黨獨操國權，不容許他黨並立的方式。如蘇聯和德意等國家，均屬此例。這亦是中國人看見了，很想走的一條路。以蘇聯而論，共產黨原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其在他們社會上的基礎，是很分明確實的。為了渡達於階級消滅，而實行其階級專政，故不能不排斥其他。德意雖標榜民族立場，不從階級說話，然其以一種階級勢力為中心，而壓服其餘，亦初無二致。
第三輯我的主要經歷
第44節抗戰以來自述（15）
社會形勢散漫的中國，只能合攏為一，卻無法排他而立。合攏為一，可以對外抗戰；合攏為一，可以建設新中國。排他便不能抗戰，排他便不能建國。
總起來說，在中國國情之下，尤其在當前抗戰建國大任務之下，多黨互競，一黨排他，都是不對的。
五段講：中國政黨應走的路。
上面說多黨互競，一黨排他，都是不對，好像使人無所適從，其實不然。這中間是有一條路走的，即要從聯合求統一。從聯合求統一，一面既免多黨意志不能集中之弊，一面又無主一而排他之弊。這名曰“二重組織”，即各別黨派為第一重組織；全國許多黨派之聯合體為第二重組織。
總起來說，這種方式既非多黨制，亦非一黨制，而是“一多相融”。一中有多，多上有一。這種方式既非有分無合，亦非合而不分；乃是合中有分，分而後合。為了切合中國社會形勢，適應中國問題需要，非此不可。
此處說各黨聯合，是一簡便粗略的說法。仔細講，我是主張一種“綜合製”。其具體方案另詳。
六段講：以二重組織扣合當前事實來講，我以為中國國民黨為第二重組織，即是黨上之黨，而以國民黨外之各黨派和國民黨內之各派係為第一重組織，即各小單位。
此其理有三點可說：
第一、按道理而論，國民黨之三民主義原可以為解決中國問題之最高指導原則。
第二、事實上，國民黨之三民主義或得他黨之接受擁護，或得他黨表示意見相合，在國內大致已不生異議。
第三、國民黨素來包羅甚廣，內部早有許多不同（傾左傾右）之理論主張門戶派系，亦應當痛痛快快表露出來，不必勉強作一個單位。
葉楚傖先生看了我的文章，一面勸我不發表，一面說他很同意的，似指此一段。這與中國共產黨提議以國民黨為民族聯盟，各黨派都加入，而仍各保持其獨立性者，亦甚近似。但共產黨既不是抄襲我的，我亦不是抄襲他的。在枝節上彼此尚亦有出入，更且各有各的本源。
七段講：實行這一方式，所必具的兩大條件。
要實行這二重組織的新方式，有其在前的一大條件，即是國是國策確定；有其在後的一大條件，即是政權治權劃開。
要確定國是國策的話，前已講過。假若沒有去確定國是國策，就來改組成功二重組織，那徒有表面而已，骨子裡未得意志集中，什麼都是假的，必不能久；所以開誠交換意見，收得意志集中之效，是全國黨派改組的前提。在國家為國是國策，在各黨派為共同綱領。綱領為行動之指針。既有共同綱領，行動上即一致同趨，此為改組二重組織的理由。所有夙昔排他性的、對立性的各黨，至此乃轉變為同在國策下服務，又且協力配合工作的團體。
所謂政權治權劃開，就是全國性的大國民黨，代表國民行使政權，而國民政府則代表國家行使治權。兩面不能相混。譬如上面所說都是政黨的事，不是政府的事。政黨的事，就只是這些事，不要插手於政府。政府必須不著黨派顏色，而應為無色透明體。凡政黨中人而服務於政府者，都要聲明脫離其原來黨派關係。軍隊和警察，都是國家所有，而為政府行使治權的工具，與黨派無關。 ——這是最必要的一點。
八段講：這一特殊方式的正確性，可以從過去得些證明。
這一方式，實是一特殊方式，他處所未見。但於中國政黨問題則是正確的。此正確性，自然有待將來的事實證明。但從過去看，亦可得些證明。過去的中國黨派在空間上沒有很大分別，而時間上的分別大。或者再清楚地說，中國的黨派在空間上彼此名為兩黨的，其分別還不如在時間上前後名為一黨的分別之大。 ——這是可注意的一特殊情形。請問：一個國民黨在北伐前和在北伐後的分開，是不是大過北伐始期國共兩個黨的分別？又一個共產黨在抗戰前和在抗戰後的分別，是不是大過抗戰始期國共兩個黨的分別？豈但國共兩黨而已，其他正多類此。辛亥革命，並非一黨之力，亦非幾多革命派之力，而是原來不同黨派，合起干成的。恢復共和亦是各黨派一齊來的。
在平時，中國問題僅止於刺激中國人發生救國運動；至於如何救國，則從各自社會背景而異其見解主張，意志趨向不能統一。抑此種不相背反（同欲救國），而又不一致之志趨，最表現散漫微差性。此種在寬泛邈遠目的下，為其一種方法手段（如何救國）之志趨，最表現流動不定性。全不似從階級問題發出的趨向簡單明切，一貫不移。歷來意志趨向不得統一，多誤於此。只在問題逼緊時，可表現一致趨向；問題一鬆弛，馬上又分散了。我們現在就是要抓住此番一致抗戰的機會，組織起來，不讓它再分散去。不過要因其不同，而綜合之；不要抹殺其不同，而混合之。
這就是所謂從過去可以證明這方式的正確性。
第三輯我的主要經歷
第45節抗戰以來自述（16）
1939年春作者赴山東敵後游擊區巡視（前排右三為作者）。
九、巡歷華北華東各戰地
當我於兵役改善不得盡力，解決黨派問題的主張不得發表時，我感覺留在西南大後方沒有意義，便決心到華北戰地去。彼時第二次參政會仍選我為駐會委員，經力辭得脫。又特請示於蔣公，得其嘉勉贊助（予以軍委會特派員身份，發給路費一萬元，派專車送隨員至廣安，發電令知各戰區長官遇事照料等等）。於1939年2月1日成行。經過八個月工夫，到10月23日返回重慶。此中見聞甚多，有些不便發表的，而且日記手冊以遭敵人追擊，全行失落，僅憑記憶亦甚有限。下面分為幾層，敘述大概而已。
此行目的
我到華北去，是因為我與華北地方有多年的關係。我同一般朋友所做鄉村工作，先是以河南為對象，而訓練機關設在豫北輝縣。後來移山東，有三個中心，一鄒平，二菏澤，三濟寧。前後合計經我們訓練或培養的下層幹部，有三四千人。過去的成功失敗，此處不敘。單說國軍退出豫魯以後，我們亦只有逐步向西南撤退。但大多數人實不易離開鄉土，且已經失去聯絡。其中只有濟寧的一批人馬（包含教職員學生和鄉民壯丁）約七八百人是整隊退出的。先退到豫東淮陽，又退南陽鎮平。因此抗戰初期，即以徐州為前方聯絡站，以鎮平為後方收容集中地，而駐代表於武漢，以與政府和各方取得聯繫。當時計劃，在鎮平一面收容，一面訓練回鄉抗戰。所以商得軍委會政治部陳部長（誠）許可，將鎮平一部分收歸該部直轄，名為戰時干部訓練團直屬第一訓練大隊。乃至徐州不守，武漢會戰，又請得政治部許可，編為該部第三政治大隊，開赴豫魯戰地工作。廿七年9月整隊開拔（全副武裝而且槍多於人，又現款十餘萬，皆原來攜出者今又攜回），渡過黃河，留第五支隊於豫北工作，其餘經冀南人魯。初時以為攜有無線電台，可通消息；後來乃久無消息。這是促使我去華北的一原因。
說到敵後的工作，我素抱有極大的興趣。我在戰前就想像到一旦中日作戰之後，會要有很多地方我軍撤退，敵軍未到，因為在空間上敵人兵力是不能普遍的；亦會要有許多地方，我行政機關已撤，而敵人御用機關未立，因為在時間上也來不及的。在這許多地方，鄉下人頂需要知識分子領導或幫忙。而此時的鄉村工作亦必然很好做。因為平素我們工作時，雖處處為農民打算，而以我們趨新，他們守舊，我們多所興舉，他們懶得動，我們不免站在政府一邊，他們好似是被統治的老百姓，致成彼此相對立的樣子，實為工作中一大苦悶。今天敵人（或擾害地方的人）壓迫來，我們和鄉下人要共同應付環境，便從相對轉為相合以對外。同時非團結組織無以應付環境，鄉下人將自然走上團體生活之路。凡此皆敵人之賜，要趕緊利用，這是我們想去華北的一種心理。
還有，我對於敵後工作，早在抗戰前就認識其重要。我曾說過：“我認為中國不應當在如何摧敵處著想，而應當在讓敵人不容易毀滅我們處著想，乃至在我們被毀滅後如何容易恢復處著想。——但所有這些功夫將怎樣做呢？那就是當下講的鄉村建設。鄉村建設是我們在國際大戰前，最好的準備功夫”。 （見《鄉村建設理論》第441頁）當我大軍從華北華東撤退以後，好些人心理上亦就像是放棄了華北華東，其實華北華東的抗戰工作，方於此開始。更到了今日，敵人已無力再西進；敵我所爭全在那片廣大疆土資源是他能利用嗎？還是我們使他利用不成？更非有多數人到華北華東去，與敵人相爭持不可。
但我到敵後去，卻非有什麼大工作。我的用意第一看看敵後的真情實況，是否與我在徐州所寫“抗戰指南”所揣想者相合；第二對許多在敵後的同人同學加以鼓勵；第三將我們在抗戰中的進步，敵人在戰爭中的困難，以及國際情勢等，宣說給敵後的同胞，堅定其意志；第四在從事研究工作——研究鄉村在敵後起的變化，對於未來大局政治的影響關係；第五則願盡力調協於各方，促進團結。
往返所經路線
2月1日隨行人員黃秘書艮庸、王參謀靖波、王醫官福溢等乘軍委會卡車先出發，約於西安相會。 2月2日我飛成都，停三日飛西安，適西安有敵機來襲，改飛蘭州降落。於是無意中得一遊蘭州，看見蘭州幾個朋友。
抵西安後，晤行營主任程頌云（潛）先生商量所走路線，不能決定。一面亦問之第八路軍辦事處，並託其電知前方將領，如遇我經過時請為照料。又晤山東省政府駐西安辦事之戴君、孫君等，承見告他們所常走之原武陽武一路，今被敵人封鎖，許多人員及器材均停滯不能走。於是我就先訪閻百川先生於宜川之秋林鎮，其事另記。訪閻歸來，赴洛陽晤衛俊如（立煌）先生。衛公極殷勤代籌，又堅勸莫忙，候機會東行。最後決定，乘於孝侯（學忠）總司令入魯之便，隨他同行。於是趕赴皖北阜陽（穎州），與之相會。沿途經漯河周家口、黃河氾濫區域，乘小輪入皖。但我抵阜陽，於公已先行。幸其王參謀長靜軒初自陝之白河來，因又為同行之約。不意行抵蒙城，則前行之於軍已被敵人截擊，三團人損失半數，由津浦鐵路東又退回鐵路西。所有我們想於宿州車站南衝過津浦路之計劃，不能不重行考慮。
王參謀長改變計劃，不向東而向北。我亦改變計劃，不隨大軍而行。隨大軍而行，當然可得到保護，但亦就成了敵人的目標，不一定平安的。我與隨行朋友共七人，由蒙城折到渦陽，派人通知永城（屬豫東）書案店（一鄉鎮）新四軍彭司令雪楓，請其代為佈置路線，並覓嚮導，輕裝前進。於是經永城入蕭縣（屬蘇北），在碭山境越過隴海鐵路，轉經豐縣沛縣而到山東之單縣。所有這些地方縣城都在敵手，我們都是晝伏夜行。越過鐵路的一天，天明正在休息，敵軍偵知襲擊。幸得八路軍彭明治部，派隊千餘人來接，得以脫險。
單縣居山東西南邊角，我們即經歷魯西南各縣（舊曹州屬）渡黃河而北，到濮縣范縣朝城一帶（此是范專員築先領導抗戰之地帶）。轉而向東，經壽張東平寧陽等，在津浦路南驛車站之南衝過鐵路，向魯南去。這次過鐵路，亦是靠八路軍一一五師王參謀處長秉章率隊護送。
當時山東省政府沈主席在魯南沂水縣之東里店，於總司令則在上高湖，八路縱隊司令部則在蒙陰王莊。我們一部分同人編成的政治部第三政治大隊亦駐於附近。我們奔赴魯南，意在與各方會見。不意正會見的幾天，敵人舉行他所謂的魯南大掃蕩，從四面八方攻進來（軍事上所謂分進合擊），於軍方師長叔洪（範）竟以陣亡。從此我們輾轉於山谷之間，度其遊而不擊的生活約近一個月。最後轉至費縣境，稍得休息，便由魯南返回魯西。
這次係從泰安附近越過鐵路。到達魯西時，亦正在敵人所謂魯西掃蕩之後，情形完全不是初時經過景象。前後在山東境內共歷四個月，於8月23日離魯西之濮縣而入河北省之濮陽。此地為丁專員樹本領導抗戰之根據地，一切情形又自不同，後面略記。承丁君派人送我們經滑縣濬縣，在湯陰境越過平漢鐵路，轉至林縣——這些又都是河南地方。
在此豫北一帶，原有我們朋友同學從事抗戰工作，多在林縣會見。由林縣即入太行山，到山西省壺關陵川晉城等縣，這是所謂晉東南，我軍與敵人迭次大戰之地。當時得在朱軍長懷冰、龐總司令炳勳兩軍中各盤桓數日。隨又轉出太行山，到河南濟源孟縣等處。從孟縣渡河回抵洛陽，恰是九一八紀念日的前一天。
總計此行，經過有皖、蘇、魯、冀、豫、晉六個省份。半屬華東，半屬華北。經過之處，都是戰地，凡有我軍政長官者，必會面。只有經過陵川時，卻沒有看見朱德總司令，因為事後才曉得他在那裡。
沿途走路的方法，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有軍隊同行護送。這種可以穿軍裝或穿長衫，並可以騎馬代步。又一種是自己少數人輕裝走。這便須改服鄉村的短衣，只可騎驢，不宜騎馬（騎馬則目標大），最好步行。無論哪一種，都須好的嚮導。正確的情報，為起行前所必須；然仍不免走至中途，改變路線。食宿都是在老百姓家（百次中總有九十八次），因為走的多半不是大路，沒有旅店，或者原有旅店，都經兵災破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