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我的主要經歷
第39節抗戰以來自述（10）
我問張聞天先生那兩個問題，亦向毛先生問過。對於造成1927年後分裂鬥爭的客觀因素，他有答复。大致分別為國內的因素，國際的因素，而取今昔不同，對照言之。即如國際一面，在那時各帝國主義者雖彼此有矛盾，而同懼中國之赤化，卻使他們可以統一起來。於是他們就來分化中國內部，使國共分裂。國共之分裂，此蓋為有力因素。但到今天來則相反。今天國際上有侵略的日德意一邊，有反侵略的英美法蘇一邊，而統一不起來。他們就不能共同來對付中國。侵略者如日本人，固然利於中國之分裂，而行動適足以反迫成中國之團結。反侵略者則不願中國再有內戰，處處從正面助成我們團結。上年（指廿五年）西南兩廣為要求抗日有所舉動時和“雙十二”事變之時，英美友人的心理和其活動，皆為最好例證。他說：這就是今昔客觀因素之不同。由於這些因素（國際的更甚國內的），他相信國共前途只會團結，不會分裂。 ——這是一段。
對於中共要不要取得政權問題，他先轉問我：我們（他自指）不是已經有一部分政權了嗎？假如國民黨邀我們參加到中央政府去，我們亦可以參加。他如不邀，我亦不強求。即使他來邀，而我們亦待考量大局相宜否。倘於國際情勢有所不便時，我們還是不參加的。但往長遠裡看，國共必是長期合作；長期合作中，少不了參與政權。 ——大意不否認要有政權，而表示不奪取政權。這又是一段。
我又問他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過去最大錯誤是什麼？聽說共產黨朋友常作自我檢討，不知亦曾檢討及此否？是否亦可說給我們外邊人。他笑著答我道：你且說一說看。我說據我所見，有兩個對照：
一是十五、六、七年北伐時，革命軍並非以兵力或戰術戰略制勝，而成功在政治上適合當時大勢需要。對照來看，十年間共產黨之革命無成，即是其政治上的失敗，政治上路線錯誤。因其在政治上若適合時勢需要的話，則配合起軍事，應當早成功了。
一是抗戰之前到現在（指談話之時），共產黨博得國內大多數的同情擁護和期待，聲光出於各黨之上。這其中並無別的緣故，只為放棄對內鬥爭，倡導團結抗日，適合人心要求，政治上所走的路線走對了。對照來看，過去十年之勞而無功，僅僅靠軍事來維持黨的生命，政治路線之不對可知。
我末了說：我們祝望中國共產黨今後繼續爭取政治上的勝利，而不要再靠軍事維持一條黨命。毛君笑顏相謝，說你的意思很可感！
意見的交換
我迫切地要求統一，但我絕對不承認有武力統一中國的可能。我相信只有在國人意志集中意志統一上，得到國家統一。這一信念，被抗戰前後的事實證明了。在抗戰上中國表現了從來未有的統一。然而這是不是從一個武力中心向四外發展，征服全國的結果呢？誰都可以看見沒有這事。反之，誰都看見是全國各方甘心情願來擁護一個中心（各方的人都到中央來，各方的力量都貢獻給國家），中央亦開誠接納的結果。
但這個統一明明是外來的。只為暴敵愈逼愈緊，使不同的中國人感受到同一威脅，眼光不容旁視，心念自然集中，不期而造成全國人意志的統一。由意志統一於對外，而國家內部統一了。這全為暴敵之所賜，其勢不可久恃。我們必須乘此時機，從內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統一。
從內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統一——這如何可以做到呢？這並不難做到。只從本身“如何建設新中國”大題目上，能集中全國人意志而統一之，當然就行了。
我去延安考察中共的轉變，同時亦是測探統一前途的消息。我既見中共正在轉變中，因進一步提出這一問題，問中共負責人毛澤東。以下便是交換意見的大概。
我問他：以我看中國問題有兩面，一面對外要求得民族解放，一面對內要完成社會改造（即建設新中國）；你看對不對呢？他答：完全同意。
我問他：這兩面問題應當分別解決呢，抑或一併解決，不得分開？他答：這原是相關的事，不應分開來談。但究非一事，在進行解決上或時有輕重賓主之異。譬如眼前應當一切服從於抗戰，第二問題只能附在第一問題裡去作。
我說，這在我亦沒有疑問。不過我卻要求在今日民族對外之時，決定我們本身社會改造之事。我認為此一決定，正為對外抗戰所必要，有兩個理由在這裡：
一則必團結而後能抗戰，團結不力則抗戰不力。但如今日的團結明明植基甚淺，幾乎是一時手段，甚感不夠。完成社會改造為吾民族自身基本問題，必在此問題上徹底打通，彼此一致，團結才是真的。否則，隱略不談，必生後患。
二則抗戰必求與國，而我們的友邦一面有資本主義的英美，一面有共產主義的蘇聯，若我們自己國策未定，恐難交得上朋友。中國要決定自己要走的路，並坦然以示友邦，不招猜忌，不啟覬覦。胸中無主，外交無成。我們必須認定自己的前途，而把握自己前途走去，才能打開在國際環境中的局面。
第三輯我的主要經歷
第40節抗戰以來自述（11）
他對於我的話認為很對。
我於是提出我的主張，要確定國是國策，所謂國是國策，就是對民族解放社會改造兩面大問題，及其所涵細目，均有確切之訂定。尤其要緊的，在建國的理想目標，併其達於實現的路線步驟。如何來確定呢？這當然要全國各方開誠相商，共同決定。
他表示單為抗日而團結，誠不免一時手段之嫌。但他又慮社會改造問題重大，牽涉甚遠，各方意見或未易接近。倘各方意見不能歸一，豈不又影響眼前抗日？似不如走一步，說一步。
我說你這種顧慮亦是應有的，不算過慮。但遇此困難，當以熱心（熱心於徹底團結）、信心（相信彼此說得通）克服之，而努力以求得最後結果。
他說你的意見是好的。此事最好由國民黨來倡導進行，或其他方面來推動提倡。中共方面，因為剛將抗戰促動起來，不過六個月又吵動什麼社會改造問題，似乎不便。假若國民黨或其他願為此根本商討，那他們共產黨當然歡迎之至。
他又對我說：此時（1938年1月）他們正請得國民黨同意，兩黨起草共同綱領。在武漢有八個人——國民黨為陳立夫、康澤等四人，共產黨為陳紹禹、周恩來等四人——正在蔣先生指導下起草。共同綱領和你所說國是國策亦甚相近。假若由兩黨的擴而為全國的，由側重眼前抗戰的，進而包括建設新中國，便是了。你何不趕回武漢，去推動推動呢？
毛君屢次對我說，中國現在已是團結，但仍須求得進一步的團結。我便說，你想進一步的團結，除了我這辦法還有什麼辦法呢？我又問他，並問張聞天，假如國是國策定下來，則黨派問題即將得一根本轉變，是不是？他們都答復是的，那樣全國將可以成為一個聯合的大黨。
關於黨派問題，我從來認定中國社會形勢散漫，各黨說不上有什麼截然不同的社會基礎，而從中國問題看去，恰又有其共同任務。因此，“絕不相容”只是人們的錯誤，而非形勢所必至；大家合攏來，乃是問題所需要，而形勢甚有其可能。不過解決黨派問題的主張，在當時我胸中尚未具體化，所以亦未向下商量，即到上面所談為至止。
所謂意見的交換，除團結統一問題略記於上之外，大致還有兩種：
一種是關於那時時局的。我在那時（1938年1月）眼見得崩潰之象，當然不免悲觀。他從國際方面、敵方、我方三下分析給我聽，轉換我的悲觀見解不少。而說到當時各種問題的主張上，彼此多半相合，沒有相乖之處。事過境遷，記憶不全，記亦無味，從略。
再一種就是關於中國前途的了。我對於中國前途一向有我的見解主張。我要求確定國是國策，其意正在要認清民族的前途，而把握著自己前途去走。而他們共產黨呢，一面既有其世界前途的理想，一面又有其獨具之歷史眼光，當然他們對於中國前途是有他們之見解主張的。我有一套，他們更有一套。所以通宵達旦，談之不盡的就在此。
關於這一問題，彼此所見就不同了。假如他們是“三段論”，那麼，我便可說為“一段論”。他們的三段，前文曾提到過，就是：在抗戰中實現民主；由於民主進步，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末了進步到共產。我所見如何？我認為中國政治上趨於民主化和經濟上趨於社會化，是同時的。其前進是同時前進，互相推動著前進，相攜並進，以抵於成。因為分不開，所以他們的前兩段，在我就是一段。又因為我只信社會主義，而不大相信共產，又少卻他們的第三段，於是我便成“一段論”了。 ——其實在我並無所謂“一段論”。
問題太大，話說起來太長，現在記不勝記。他們的書報刊物甚多，讀者不難考證。我亦有一些出版物，外間流行卻少（內地及上海尚可得，香港甚難）。今將舊文摘幾句於此以見意：
中國政治問題必與經濟問題並時解決，中國經濟上之生產問題必與其分配問題並時解決；聖人復出，不易吾言矣！求中國國家之新生命必於其農村求之，必農村有新生命，而後中國國家乃有新生命焉；聖人復出，不易吾言矣！流俗之所見，或以為政治問題解決，而後產業得以發達，而後乃從容談分配問題；或以為必由國家資本主義以過渡於共產主義，而當從事國家資本主義之建造。是或狃於歐洲國家之往例，或誤於俄國布爾塞維克之企圖，而皆昧於彼我之異勢，謬欲相襲者，曾何足以知此！
這是民國十八年為河南村治學院所寫旨趣書中的話。又後來《鄉村建設綱領》第十八條有云：
吾人所見，中國政治得進於民主化，將有賴其經濟生活之社會化，此與西洋政治之民主化得於個人主義者適異。經濟上之社會化，有助於政治上之民主化；政治上之民主化，復有助於經濟上之社會化；如是輾轉循環向前進，自微之著，由下而上，經濟上之社會主義與政治之民主主義，同時建設成功。
這些話均待另外詳談，才得明白。彼此對中國前途看法之不同，從何而來呢？當然由於對中國老社會認識不同，從而對近百年所起變化的了解不同，從而對前途估計不同。所以從談未來問題，就追溯到過去歷史文化。我總執持兩句話：中國老社會有其特殊構造，與歐洲中古或近代社會均非同物。中國革命是從外面引發的，不是內部自發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會之特殊構造來。他相當承認我的話，但他說，中國社會亦還有其一般性，中國問題亦還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視其特殊性而忽視其一般性了。我回答他：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在其特殊之處；你太重視其一般性，而忽視其特殊性，豈可行呢？
我與毛先生兩人間的爭論，到此為止。
第三輯我的主要經歷
第41節抗戰以來自述（12）
六、國民參政會
我訪問延安後於1月25日回抵西安，29日去開封。在西安、開封均略作考察，以便復命參議會。 2月2日到山東曹州與舊日山東同人會晤。 2月4日到徐州，一面系應李德鄰（宗仁）先生之約，一面亦係謀與魯西、魯南同人恢復聯絡，鼓勵抗敵。留於徐州者一個月之久（住北關農場內）。
3月3日回到武漢，訪聞所謂八個人起草共同綱領的事，已陷於停頓。蔣公曾一度熱心混合全國為一黨，旋亦作罷。所以我想求得進一步團結的事，那時不便談。
4月曾往潢川，往長沙等處，5月曾往南陽、鎮平等處，6月曾入川往返於重慶成都。跑來跑去，無非為了抗戰，第以其中事情敘起來太煩，均從省。現在只記一記7月的國民參政會。
在前敘國防參議會時，已論到國民參政會。因有前次提到的三點困難不易解決，人數時有增改，產生不由選舉，職權只備諮詢。第一屆人選發表，輿論尚表滿意。第一次開會，各黨派互相約定要會內保持一致，故團結精神很充分。其後，此種精神便一次不如一次。第一屆延到廿九年底為止，第二屆產生。二屆人數又有增改（初公佈增至二百二十人，臨時又增多二十），但黨外人數（其他黨籍或無黨籍者）則顯著減少，所增多為黨內人士。一個並無決定之權的機關，並不需在表決票數上競爭，這樣增減寧有必要？而當初國防參議會務以黨外者在野者為主的精神，遂不可見。
現在不欲作何評量，略述我在會內一點經過，以存客觀事實。
我在第一次參政會上，提有一個建議案，三個詢問案。那一個建議案是請政府召開戰時農村問題會議，並於政府設置常設機關，其原文錄後：
（理由）中國自1930、1931而後，農村急劇崩潰，除1936年以全國農產豐收，市價又不壞，稍得喘息外，問題之嚴重未解，而大戰遽起。此時國家抗戰，所需人力物力，既無不責之於鄉村，鄉村負擔加重若干倍，而農產或以貿易停頓不得輸出於外，或以運輸困難而滯銷於內，正苦無負擔之力。此為農村戰時最大問題之一。又地方制度（尤其省縣以下），自清末以來日在紛更，迄未確立。自治固不能談，即官治亦且難言。加以數十年來受西洋影響，無論政治教育經濟，皆使人才錢財集中都市。都市有擁擠充斥之患，而內地鄉村空乏，幾同一片荒原沙漠；即下級行政機構之不能充實健全自屬當然。此時國家百事責之地方，地方一切歸於鄉村。鄉村無力負擔是一個問題，辦理不善是第二個問題。例如兵役問題其最著者也。在上級政府嫌其質量兩差；在中級（專員縣長）已竭蹶萬狀；在鄉村則擾亂痛苦直匪言可宣。不獨痛苦，抑且前途危險之至！此為戰時農村最大問題之二。國家抗戰既依靠於農村，農村問題嚴重如此，豈容忽視！擬請行政院召開戰時農村問題會議，集合了解下情之人詳加討論，亟籌整理補救之方。
會議後所以必須更有常設機關者，以一次整理未盡得宜，下情必須不斷了解，此其一。農村問題，關涉許多方面，雖在政府各有職司其事者，而互相間聯絡不夠，必須加以推動，使其常得商討設計，而後分別執行，庶乎事業可舉，此其二。
（辦法）戰時農村問題會議由行政院或軍事委員會召集之，其組織及工作進行應注意下列各點：（下略）
我此一提案，所以錄原文於此者，以見內容平常，並未能替農民說話，而仍是為國家為政府設想，政府實不必害怕。果能實行，則上下之情得以稍通，鄉村實際好處卻不小。同時各部門各機關互得配合聯絡，一切事業才得進行起來，於工作效率關係亦大。原案經審查會修正（增加與會人員）通過，送經大會照案通過。秘書處諮送政府，經國防最高會議發交行政院核議。行政院又交經濟部核复。經濟部翁部長文灝、何次長廉，私人請我商談一度後，具復行政院認為事實可行。行政院又照樣具復於國防最高會議。國防最高會議亦曾將經濟部行政院的核議可行，通知國民參政會秘書處。但除公文往來复去而外，事實上並無下文。 ——此會經廿七年到廿八年，又到廿九年，以至三十年（1941）的今天，還沒有召集。
此外之三個詢問案，第一案大意如下：
查抗戰建國綱領第十八條，有以全力發展農村經濟之文，此誠當前首務。惟此中關係方面甚多，例如，農村金融系統之樹立、農業技術之改進、農產之輸出與流通、合作組織之普遍推行、農民教育以及農村治安諸端。想在政府必有統籌之規劃，切實之進行。規劃者應請提交本會議決，進行者應請提交本會報告。
此案後經政府答复說，在經濟部工作報告中，不另答复。
第二件詢問案大意如下：
查抗戰建國綱領第廿五條，有發動全國民眾，組織農工商學各職業團體，改善而充實之，為抗戰而動員之意。在各職業團體中，應以農會為最關重要，誠以民眾動員大部分為農民之動員也。各地農會素來有名無實，或併其名而無之，只臨時為應付選舉而設。究應如何改善而充實之，想在政府必有至計，請答复。
此案當時經政府中的軍委會政治部答复說，本部對於農會正在一面調查，一面計劃改善，現尚無可報告。我於是在第二次參政會上，再提詢問，事隔幾個月，究竟調查所得如何，改善計劃確實否，請答复。而這次忽然變了，由行政院經濟部出來答复。說本部調查得全國農會共有一萬幾千幾百幾十幾個，改善計劃早經確定，並已實行云云。這樁事不知究竟應當歸誰掌管？
第三件詢問案大意如下：
查抗戰建國綱領第十四條，有改善各級政治機構使簡單化合理化，並提高行政效率以適合戰時需要之文，又風聞內政部於省縣各級制度，亦曾有改訂擬議。在各省地方如湖南、江西各省政府對於地方行政力求革新，除辦理行政人員訓練外，並已涉及製度之變更。究竟此一問題，在中央正計劃者如何，已實行者如何，請答复。
此案當經政府回复說，已有提案到會。會中果亦收到政府提案，內容涉及各省縣制度、保甲制度，還有省縣參議會問題。這是屬於內政方面的，應歸第三組審查會審查，我正負第三審查會召集人之責。當時經過頗有許多曲折，外間知者不多，我今亦不說的好。第二次在重慶開會，我又擔任第三審查會召集人。我們審查內政部工作報告時，何部長鍵親自出席審查，彼此面談，又有出人意料者，我現在都不說。到廿八年冬有“新縣制”之頒定，並有以廿九年為“新縣制年”之說，是此一問題中一極重大改革，然而並沒有經過參政會。
在第二次參政會內，我提有改善兵役一案，將來另記。當時正是廿七年10月廣州武漢相繼不守之後，大局嚴重，我特臨時動議，開全體審查會，請政府當局出席切實檢討抗戰工作。所謂全體審查會，是出席人數與大會同，而不作為大會，因為大會發言有限制，而審查會較容說話。那次，曾以末一天的半天功夫，由參政同人和政府負責諸公作了一次檢討。 ——這算比較重要的一事。
第三次會在廿八年2月，第四次會在廿八年9月，我都未參加。因為那八個月功夫，我正在安徽、江蘇、山東、河北、河南、山西六省戰地旅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