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２４日，林徽因做了一側腎切除手術。手術前，許多人來看望她，金岳霖、張奚若，沈從文、莫宗江、陳明達……他們之間的了解到了一個微笑、一個動作彼此都能心領神會。他們寬慰著徽因，囑咐著徽因，但又都揪著心：徽因的體質那麼弱，她能承受這樣的大手術嗎?
徽因卻顯得十分坦然，她像平日一樣和朋友們開著玩笑，關切地問詢著各種各樣的事情。
她用輕鬆的口吻向遠在美國的好友費慰梅訣別：“……再見，最親愛的慰梅。要是你能突然闖進我的房間，帶來一盆花和一大串廢話和笑聲該有多好。”
徽因的手術成功了。只是她的體質實在太差，術後傷口長時間不能癒合，讓醫生傷透了腦筋。
時間進入了１９４８年，北京的早春寒冷而凋零。商品奇缺，物價飛漲。學生把標語貼到了校門口的牆上：“餓死事大，讀書事小!”“向砲口要飯吃!”“反飢餓、反內戰!”的呼聲從校園到社會，越來越強烈。
思成惦記著建築系的工作，關心著動盪不安的時局，更操心著徽因的身體。
剛剛動過手術的徽因缺乏治療的藥品和補養的食品，思成常常開著車跑出北京城，到百里之外的郊縣去採購。運氣好的時候，花高價能買到一隻雞，運氣不好時，只得空手而歸。不得已，思成向費正清和費慰梅求援，請他們從美國寄些鏈黴素來。同時希望他們能寄一盒５００張的打字紙，因為在北京買一張打字紙要一萬法幣，一盒打字紙需花去半月的薪水。
人們的不滿情緒在增長。徽因在給費慰梅的信中表達了自己對現實的看法：
……右派愚蠢的思想控制和左派對思想的刻意操縱足可以讓人長時間地沉思和沈默。我們離你們國家所享有的那種自由主義還遠得很，而對那些有幸尚能溫飽的人來說，我們的經濟生活意味著一個人今天還腰纏萬貫，明天就會一貧如洗。當生活整個亂了套的時候，我在病榻上的日子更毫無意義……
徽因住院期間，思成每天從清華到醫院跑得十分辛苦。手術後的低燒消退後，徽因就要求出院，回到了清華園自己的家中。
清華住宅區的房間高大寬敞，但是卻沒有暖氣。徽因體弱怕冷。室內溫度的高低冷暖關係到徽因的健康和術後恢復。思成在家裡生了三個約有半人高的大爐子，這些爐子很難伺候，收拾不好就容易熄火。添煤、清除煤渣，事情煩瑣細緻，思成怕傭人照顧不好誤了事，所以他總是親力親為。他遵醫囑每天為徽因配營養餐，為徽因肌肉注射和靜脈注射，給徽因讀英文報刊。每次去系里之前，他總是在徽因身邊和背後放上各種大大小小鬆軟的靠墊，讓徽因在床上躺得更舒服些。
１９４８年春節過去了。徽因的身體緩慢地恢復著，一天天有了起色。她能在房間里活動了，開始整理抗戰時期一些詩作。老金支持鼓勵她把這些詩作送出去發表，老金太了解徽因了，他對別的朋友談及徽因時說：“她倒用不著被取悅，但必須老是忙著。”
林徽因這些詩發表在１９４８年楊振聲主編的《經世日報·文藝周刊》和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