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金由於目疾，他即使在室內也總是戴著一頂遮陽帽，背對著光線，伏在一張小圓桌上專心寫作。他是在重寫他的《知識論》。
幾年前他去李莊時就在寫這部著作，回昆明後書稿已近完成。一次空襲警報響起，他帶著書稿跑到昆明北邊的山上躲空襲。把書稿放在地上，他坐在書稿上。
這次空襲持續時間很長，待到警報解除，天已黑了下來，他又餓又困，站起身就起，卻忘了地上的書稿。等他想起來再回去找時，書稿已不見了。數年的心血毀於一旦!一本六七十萬字的書是不可能完全記得住的，他只好再從頭寫起。
在抗戰後期最艱苦的歲月裡，他幾乎一直不停地在趕寫這部著作。在西南聯大，金岳霖重寫《知識論》的事情一直傳為美談。
林徽因和朋友們在一起，在昆明明媚的季候中，她的身體一點一點地有了好轉的跡象。
徽因靜靜地倚在窗前看書。
天上鋪了一層濃重的烏雲，忽然就下起雨來。
雨下得很急，伴著隆隆的雷聲，五月的雷雨中，有青蒿的氣息，有泥土發酵的氣息。徽因覺得有點涼，但她不捨得離開窗口，她被這一切所打動：“昆明永遠那樣美，不論是晴天還是下雨。我窗外的景色在雷前後顯得特別動人。在雨中，房間裡有一種難以言狀的浪漫氛圍———天空和大地突然一起暗了下來，一個人在一個外面有著寂靜的大花園的冷清的屋子裡。這是一個人一生也忘不了的。”
這時期，思成忙著和同事們把營造學社的書籍、各種圖片、圖紙、資料、手稿和工具裝箱打包，準備著一旦交通恢復正常就立即離開這裡。
終於盼到了北歸的消息，徽因回到重慶，和全家一起住在中央研究院招待所裡等待回北京。和他們一起等待的還有西南聯大和各研究所的幾十個家庭。 ８年過去，他們蒼老了許多，他們也堅韌了許多。尤其是那些教授太太，各個似乎都成了持家過日子的好手。
他們還需要在重慶等待一段時間，因為戰後的陪都有太多的機構、官員及其眷屬急於還鄉。
這期間，在昆明、在重慶、在內地的許多城市，知識分子中瀰漫著濃烈的幻滅和失意的情緒。國民黨官員在戰後大肆掠奪錢財，加速了政權的腐敗，不可遏制的通貨膨脹和持續的貧困使廣大老百姓和知識分子看不到希望。
在昆明，西南聯大的學生和教職工上街遊行，抗議國民黨政府對民主運動的鎮壓。大批軍警、特務出動，造成四人死亡、二十餘人受傷的“一二·一”慘案。慘案發生後，學生罷課月餘，全國各地紛紛聲援。從此以後，學生運動在國統區此起彼伏，形成了燎原之勢。特別是聞一多先生被特務暗殺於昆明街頭，更激起了全國反獨裁、爭民主運動達到高潮。
無處不在的絕望、窮困和落後，無處不在的腐敗、無能和混亂，使得一貫堅持自由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們開始了對國民黨政權的否定和背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