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學院那幾個年輕人畢業了，正式開始在空軍服役。思成、徽因作為特邀家長出席了他們的畢業典禮。他們每天在昆明上空演練著飛行速度和驅逐格鬥，時刻準備和日機決一死戰。思成、徽因愛這些年輕人，他們對這場戰爭抱著必勝的信念，為了國家，隨時準備死在戰場上。他們惟一不滿意的是自己駕駛的飛機太落後，速度和性能都上不去。
思成、徽因關心著前方的戰事，台兒莊的血戰令他們激動不已，內地那些激戰中的城鎮、小縣，許多是他們野外考察時走過的地方，每當從報紙上看到，就喚起他們故土般的感情。看著報紙，徽因對思成說：“你猜我現在最想做的事是什麼?我真想在山西從軍!”說著，她也覺得不大現實，就又說道，“不過在軍隊能做什麼自己可不大知道!”
思成沒有徽因那麼多幻想，當他的身體開始恢復健康，他就開始了重建營造學社的努力。他總結了學社的工作，制訂出新的工作計劃，然後致函中美庚款基金會，問詢如果他在昆明恢復學社的工作，能否得到基金會的補助和支持。不久，基金會的董事週詒春回信說，僅梁思成一個人還不能組成一個機構，如果學社的另一位骨干成員劉敦楨和梁思成在一起，就承認營造學社的存在，也就可以考慮繼續給予補助和支持。思成立即給劉敦楨寫信，請他來昆明共振營造學社。很快，劉敦楨從湖南老家回了信，同意攜家來昆明。思成的學生莫宗江、陳明達、劉致平也先後來到了昆明。就這樣，險些夭折的營造學社又重新豎起了旗幟。
１９３８年，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教師和學生陸陸續續從各地來到昆明。他們有坐汽車的，有徒步行走的，還有從越南繞行的。張奚若一家來了、趙元任一家來了、陳寅恪也來了。金岳霖沒有家累，他繞道香港、海防，從河內乘窄軌火車到了昆明。聞一多身穿長袍，挽著褲腳，長髯飄飄，和學生一起從湖南經貴州徒步行走到了昆明。
中央研究院的一些研究所也遷移到了這裡，思成的弟弟思永一家隨著歷史語言研究所來到昆明。
親人、友人們又見面了。在流亡的日子裡，許多人只剩下身上穿著的一套西裝或一件長袍，即使找到一間住房，也是真正的家徒四壁。不過，彼此的處境都差不多，國難當頭，兵荒馬亂，大家能重新聚首，就是一種溫暖、一種慰藉。
金岳霖在給費正清的信中談到徽因：“……仍然是那麼迷人、活潑、富於表情和光彩照人———我簡直想不出更多的話來形容她。惟一的區別是她不再很有機會滔滔不絕地講話和笑，因為在國家目前的情況下實在沒有多少可以講述和歡笑的。”
思成、徽因一家租住在昆明城內，徽因在給費慰梅的信中，談到了他們的生活：
……思成笑著，駝著背(現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駝了)，老金正要打開我們的小食櫥找點東西吃，而孩子們，現在是五個———我們家兩個，兩個姓黃的，還有一個是思永(思成的弟弟)的。寶寶常常帶著一副女孩子嫻靜的笑，長得越來越漂亮，而小弟是結實而又調皮，長著一對睜得大大的眼睛，他正好是我期望的男孩子。他真是一個藝術家，能精心地畫出一些飛機、高射砲、戰車和其他許許多多的軍事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