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６年的一個春日，沈從文邀請林徽因、朱自清、楊振聲、朱光潛、李健吾等人在中山公園長美軒聚會。
這一年，《大公報》為了擴大在讀者中的影響，搞了兩項活動。一是出版《大公報文藝叢刊·小說選》，由林徽因負責小說的選編工作。二是設立一年一度的“大公報文藝獎金”，每年獎勵一至三位作者，主要聘請京滬兩地與《大公報·文藝副刊》關係密切並有一定影響的作家擔任裁判委員，林徽因是裁判委員之一。沈從文安排的長美軒聚會，就是為了討論這兩項活動的有關事宜。
大家在談笑中商定了本年度的獲獎人選及獎金分配後，林徽因給大家談起了由她負責的小說選編工作的情況。
她介紹說，小說集的作品已基本確定，有老舍、楊振聲、沈從文、蕭乾、李健吾、蹇先艾、沙汀、張天翼、凌叔華等２５位作者的３０篇小說入選，這是從近３年來《大公報》副刊數百篇作品中挑選出來的。在選編過程中，她有許多感受。
林徽因說，這本小說選集是３年來南方北方新老作家創作的一次“聯合展覽”，她希望讀者拿到這本書，就能對當今的文學狀況有一個綜合的、感性的認識。當然，在選編過程中，她也看到了小說創作中存在的一些帶有共性的問題：“這些作品在題材的選擇上似乎有個傾向，就是選擇描寫農村生活或勞動者生活的居多。這種傾向說好一點，是我們這個時代對他們———農人與勞動者———有濃厚的同情與關心；說壞一點，是一種盲從趨時的現象。描寫勞工社會、鄉村色彩已成為一種風氣，而且在文藝界也取得了一點成績，作家們容易不自覺地因襲這種格調。他們撇開自己所熟悉的生活不寫，而對鄉村的窮苦和偏僻的地區發生興趣。”
“如今，”楊振聲不緊不慢地接了一句，“'普羅文學'堪稱時尚。”
林徽因反應極快地說：“強調普羅文學，並不能掩飾這種創造力的缺乏和寫作動機的不純正。優秀的文學就是優秀的文學，無論作者的出發點如何!”
“在描寫上，”林徽因又談起了入選作品藝術表現方面的不足，“感到大多數作品採取的是寫一個故事的方法，或者以一兩個人物為中心，或者以某個地方發生的一樁事件為主幹，單純地寫故事的發展與結束。這是一種很薄弱的表現手法。我疑惑是不是一些作者誤會了短篇小說的特徵，把短篇小說表現生活的可能性看得過於狹窄的緣故。”
“很少有人大膽嘗試截取生活的斷面，也很少有人剖析自己生活中的種種矛盾，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說到這裡，林徽因有些激動了：“文學作品最重要的是誠實。誠實比題材的新鮮、結構的完整、文字的流利更重要。所謂誠實並不是說作者必須實際經歷自己作品中所描寫的生活，而是說，小說的內容即使完全是虛構的，情感卻必須是真實的，必須是作者在情感上能體驗得出的情景和人性。許多人在寫作中故意選擇一些自認為很浪漫、自己卻並不了解的生活為表現題材，然後鋪張出自己所沒有的情感來騙取讀者的同情。”
林徽因的見解得到了大家的讚同。
１９３６年８月，林徽因選編的《大公報文藝叢刊·小說選》由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面市後很快售罄，僅隔三個月就又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