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來平心靜氣地回憶當年情況，覺得胡適為何要如此賣力氣死向我要志摩日記的原因，多半是為他熱戀政治。志摩失事時，凡清華北大教授，時下名女人，都向胡家跑，他平日也沒有機會接近這些人，因志摩之死，忽然胡家熱鬧起來，他想結交這些人物，所以得製造一些事故，以便這些人物常來……那時林徽因是最著急的一個，她也同我談過，我說交適之了。
從凌叔華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出她對那樁已過去半個多世紀的往事仍然耿耿於懷。此時，林徽因已去世三十多年，凌叔華自己也垂垂老矣。究竟是什麼使她這樣充滿怨毒，不肯理解和原諒那些已如浮雲般飄渺和遙遠的故人往事呢?是她對徐志摩的感情?還是她對林徽因的嫉妒?還有那讓林徽因無限牽掛，而且引起此後許多人憑空猜測的“康橋日記”，也仍然是下落不明。由此我們還可以看出，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會有多麼不同的看法和結論；更重要的是，從中我們可以感覺到人與人之間的巨大差異。
“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志摩消失在無垠的長空，只是一瞬間的事，可他身後的各種是非紛擾，幾十年來卻一直沒有斷絕過。
這是１９３２年的５月，一個高個子、沙色頭髮的美國年輕人走進了北總布胡同，他就是費正清。剛到北京時，他在中央研究院一邊學習漢語，一邊研究清朝政府與西方各國的外交歷史；後來他得到了清華大學的教職，講授歐洲文藝復興的歷史。他租了一個四合院，在北京的教堂迎娶了他有著苗條身材、藍灰色眼睛的新娘費慰梅。
這對年輕的美國夫婦在這時期認識了林徽因和梁思成。費正清和費慰梅是梁思成根據他們英文名字的譯音為他們起的中國名字。費正清的英文全名是約翰·金·費爾班克，費慰梅的英文全名是維爾瑪·丹尼歐·坎農。
對於費正清與中國知識界的關係，一位西方學者這樣寫道：“不像在北京的許多外國人，費正清夫婦十分幸運的是他們的朋友圈超出了西方人團體的界線，他們與一些中國人建立了深厚、持久的聯繫，特別是與著名的政論作家和改革者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及他的妻子菲利斯關係更為密切。作為建築師，他們兩人在美國得到培養，分別就讀於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梁思成夫婦向他們介紹了其他一些學者，其中有哲學家金岳霖(被親切地稱為老金)、政治學家端升，還有陶孟和、陳岱孫以及物理學家周培源———這是一個在自己國家的未來，在費正清與這個國家的關係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傑出群體。”
在北京度過的蜜月生活令這對美國人終生難忘。當然，這種生活也包括治外法權給他們帶來的種種利益。他們保留著自己的愛好，騎馬、打網球，同時又盡情領略東方古國的浪漫與悠閒。在月光下沿著古老的城牆漫步，觀看西山美麗的日落景象。費正清在給父母的信中描述了“這個童話般的世界”：“我帶著維爾瑪沿著帝國宮殿的路回家，我們乘車穿過宮殿的大門，黃昏時分抵達我們居住的胡同……在燭光下，我們甜美而親密地就餐，屋外傳來中國人舉行婚禮的笛聲和銅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