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因贊同地一麵點頭，一面在心裡嘆道：人們常提到適之先生“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可是卻不常提他的下聯“認真地做事，嚴肅地做人”，這上下聯結合起來，才真正能體現適之先生的精神風貌!
徽因以為胡適挽留自己，是要給她談《水經註》。沒想到，胡適這時又從書櫥下面捧出一隻小箱子，他對徽因說：“這是志摩早年的日記和一些零碎物品，從凌叔華那裡要過來的。其中有些往來信件，我已撿出，按人分類存放好，以後還給寫信人。我想這些東西也許你最有資格讀它，你最好在看過後編個目錄出來，以便以後編《志摩文集》時好用。”
徽因頓時激動起來。半年前，志摩曾對徽因說起過，他完整地保存著留學英國時期的“康橋日記”。從英國回北京後，是“雪池時代”，“雪池時代”的日記被小曼看到後，不高興極了，結果給燒掉了。志摩說，如果徽因願意，他想把保存完好的“康橋日記”交給徽因。他玩笑似的說道：假如這些日記和當時寄給徽因的信保存在一處，倒是有些收藏價值。志摩說這些話時，徽因只是覺得往後有的是時間，什麼時候看看這些過去的記錄倒挺有意思。她沒有想到，說過這些話不久，就會和志摩永別。她更沒有想到，今天會在胡適這裡得到這些日記。
志摩離世之後，這些記載著志摩生命行踪的文字多麼珍貴!她十分感謝胡適對自己的信任，接過了箱子，再無心逗留。她謝絕了胡適和胡太太的執意挽留，乘一輛洋車回到家中。
晚秋的陽光斜斜地射在桌上，起居室安靜而潔淨。徽因小心翼翼地把小箱子中的東西一一取出，攤在寬大的書桌上。她大致歸了歸類，做了一個記錄：
箱子中主要是些日記本，一本中文日記，三本英文日記。其中兩個大點兒的本子，從時間上看大概就是“康橋日記”，另一個小本子是１９２５年的意大利日記。好幾個本子都是僅僅只寫了剛開頭的數行文字，其餘皆是空白。還有一大一小兩本陸小曼的日記。除此之外，箱子裡有幾包《晨報·副刊》的原稿，兩包《晨報·副刊》的零張雜紙，一些相片，兩把羽扇以及一些零零碎碎的剪報、稿紙和住址本。
做著記錄，徽因心中有些失望。這些都不是她想看到的。尤其是那兩本日記，一本的時間是從１９２１年７月３１日到１２月１日，另一本從１２月２日到１９２２年志摩回國。徽因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在英國與志摩相識，１９２１年７月同父親離開英國。這兩本恰好是徽因不在英國時期的日記。難道這就是志摩所說的“康橋日記”?怎麼恰巧沒有與自己有關的那段時間?徽因心裡感到很疑惑。
又到週末，朋友們來到了梁家。聽徽因說正在整理徐志摩的遺作，張奚若說：“公超前些天在叔華那裡看到了志摩的'康橋日記'，說叔華預備邀公超一起為志摩作傳。”
徽因心中的疑惑清晰了起來。如此看來，凌叔華存放著真正的“康橋日記”，胡適拿到的小箱子，已經被凌叔華做過了手腳。對於凌叔華這種小心眼兒行為，徽因十分不以為然。雖然她和凌叔華相識多年，但彼此之間並沒有什麼真正的交往，更談不上相知和了解。只是以前聽志摩說起過：“叔華這人小氣極了!”徽因當時說：“是麼?小心點兒，別得罪了她。”沒想到，這回輪到自己領教這種“小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