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的突然降臨使熱愛志摩的朋友們猝不及防。徽因怎麼也不能把志摩和死連在一起!他是那樣生氣勃勃、才華光芒四射的一個人。他正值３４歲的年華!像孩子般的認真和天真，誰能接受他已陷入沉寂的另一世界的現實?
可是，理智告訴徽因，志摩確實一去不回了!沒有音信，沒有消息，永遠地一去不回，永遠地沒有音信，沒有消息……面對這不可預測的人生，徽因悲哀地感到生命的脆弱，世事的難料，這種感覺曾在父親遇難時強烈地襲擊過她。
第二天一早，思成、老金、奚若前往濟南齊魯大學，會同沈從文、聞一多、梁實秋等人商議辦理徐志摩的後事。他們勸阻了執意要一同前往的徽因。她的體質一向很弱，又懷有身孕，他們擔心她無法面對慘痛的場面。
２２日上午九點多鐘，梁思成一行趕到了濟南。徐志摩的靈樞停放在一座叫福緣庵的小廟裡，他們在那裡向徐志摩的遺體告別。沈從文後來在一篇文章中記述了當時的情形：
兩個工人把棺蓋挪開，棺木里靜靜地躺著徐志摩，他身穿綢袍馬褂的壽衣，足蹬黑色雲頭如意壽字鞋，戴了一頂紅頂球綢紗小帽，露出一個掩蓋不盡的額角，額角上一個大洞，這顯然是他的致命傷。眼睛是微張的，他不願意死!鼻子略略發腫，想來是火灼炙的。門牙已脫盡，與額角上的那個大洞，看來都是向前一撞的結果。這就是永遠見得生氣潑剌，永遠不知道有“敵人”的徐志摩。
梁思成獻上了一個小花圈，那是他和徽因連夜做成的，碧綠的鐵樹葉和潔白的花朵上浸透了徽因的淚水。
返回北京時，思成帶回了一片失事飛機的殘骸。徽因把這片殘骸用一大塊白綾包紮起來放在家中，一直到她去世。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７日，徐志摩遇難半個月後，北京《晨報·副刊》上發表了林徽因的。
林徽因對徐志摩的回憶和悼念，寫出了徐志摩獨特的氣質和魅力，寫出了他對藝術、對美的痴迷，對朋友，對一切人的包容和善良，對理想、信念的堅守與愚誠。文章凸現了徐志摩“即使打破了頭，也還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的性情。在當時眾多的悼亡文字中，林徽因的具有格外的分量。
與此同時，“新月社”的同仁們，計劃設立“志摩獎金”，以鼓勵和扶植白話新詩的創作，因為這是徐志摩未了的心願。志摩的親屬和朋友則著手收集志摩已發表和未發表的作品，籌劃編輯《徐志摩全集》。在收集材料的過程中，不期然地，林徽因與凌叔華髮生了矛盾。
凌叔華是當時頗有影響的女作家。 ２０年代，她因寫作《花之寺》、等小說，引起了文壇的矚目。這些小說，反映了封建大家庭中，備受壓抑的女性生活，情致委婉，筆法細膩。後來，她與《現代評論》的主編陳源結婚，於４０年代移居國外。
矛盾源於徐志摩委託凌叔華保管的一隻小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