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像中國無數父母一樣“望子成龍”，但他對孩子的愛既具傳統特色，又有現代意識。
在生活上，他無微不至地關愛著孩子；在精神上，他循循善誘地引導著孩子；在學業上，他高標準地要求孩子。他平等、民主地對待孩子，尊重他們對生活、事業的選擇，為他們的成才提供可能的一切條件。他無所不在的思想情感力量，潛移默化地引領著梁家下一代的人生道路。他寫給孩子的信是我們洞悉那一代學人心靈世界的窗口。
梁任公給自己心愛的孩子寫這些信時，已經重病纏身。他因便血於１９２６年初在北京協和醫院開刀，切除了右腎，手術後未查出病源，便血仍然時輕時重，稍一勞累就會長時間的尿瀦留。但他從來都以非常達觀的態度對待疾病，對兒女更是“報喜不報憂”。他一如既往地讀書、寫文章、做學問，還制定了許多長遠的寫作規劃。
１９２８年２月１２日，快過春節了。從醫院回家過年的梁任公，在寫給思成的信中，仍是滿紙殷殷的牽掛和疼愛：
思成，得姊姊電，知你們定三月行婚禮，國幣五千或美金三千可以給你，詳信已告姊姊。在這種年頭，措此較大之款，頗覺拮据，但這是你學問所關，我總要玉成你，才盡我的責任。 ……
今寄去名片十數張，你到歐洲往訪各使館時，可帶著。投我一片，問候他們，託其招呼，當較方便些。你在歐洲不能不借使館作通信機關，否則你幾個月內不會得著家里人隻字了。你到歐洲後，須格外多寄些家信（明信片最好），令我知道你一路景況。
１９２８年３月，林徽因和梁思成相戀５年後，在加拿大渥太華舉行了婚禮。當時思成的姐夫周希賢在這裡任中國駐加拿大使館的總領事。因為在加拿大買不到中式的婚禮服，徽因又不願意穿著千篇一律的西式婚紗，她就自己設計了一套旗袍式的裙裝，特別是頭飾，更是別出心裁，冠冕似的帽子兩側，垂著長長的披紗，既古典又富於民族情調。帽子正中的纓絡，美麗而別緻。這也許是她一生所追求的“民族形式”的第一次創作嘗試。
婚後，他們踏上了歐洲的旅途。他們來到了巴黎。徽因上次和父親到歐洲，還是個小姑娘。不同國家的景物在記憶中交織成了一片斑斕的色彩。這次和思成一起同遊，那許多著名的建築從教科書上還原了，放大了，貼近了，有一種“溫故而知新”的親切感。
正是巴黎明媚的春季。經過一個陰冷潮濕的冬天，好像全巴黎的人都來到了春天的陽光下。寬闊的香榭麗舍大道兩旁，高大的喬木綻出了新綠，陽光在稀疏的枝葉間跳躍，灑下一地斑駁的光影。
盧森堡公園旁，是一家挨一家的露天酒吧，有人喝著咖啡看報紙，有人品著葡萄酒，幾個大學生模樣的年輕人正談論著什麼，書和講義隨便地堆放在餐桌上。那幾位一定是剛從畫室出來的藝術家，他們的衣著上還沾有顏料和油彩。一家酒吧播放著輕快的華爾茲舞曲，有人隨著音樂跳起舞來，一對戀人擁吻著，彷彿這世界上只有他們兩人……
徽因挽著思成的胳膊漫步，她禁不住嘆息道：“多好啊，他們好像只活在此刻的幸福中，為春天，為音樂，為愛……”
思成扭頭輕輕地在徽因耳畔說：“我也覺得非常幸福，那是因為有你，有這一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