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因和思成來到賓夕法尼亞大學不久，思成母親查出患有乳腺癌且已到了晚期。梁啟超原打算讓思成回國“盡他應盡的孝道”，沒想到夫人李蕙仙很快病逝，思成即使立即往回趕，也需要一個多月的時間。梁啟超又給思成拍電報，讓他安心在美國學習，不必趕回，一切後事由國內的親人料理。
每個家庭都有不足為外人道的家務事，梁家這個人口眾多的大家庭也不例外。在李夫人逝世的悲痛裡，梁家上下無可迴避的是：思成的母親生前一直對徽因這個“現代女性”心存芥蒂，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仍對思成和徽因的婚事耿耿於懷。
思成的大姐思順，在母親病逝前的半年裡，從菲律賓回到國內，衣不解帶地侍奉母親，對母親病逝前的所有痛苦感同身受。
思順在梁家的地位十分特殊。她比思成年長８歲，作為長女，她格外得到父母的信任，也格外受到弟妹的尊重。由於李夫人身體不好，長時期以來，家中的大小事宜，梁啟超都習慣於徵求思順的意見。在失去母親的悲慟中，思順不能忘記母親對思成的放心不下和對徽因的不滿。
種種消息和傳言通過各種渠道傳到了美國。徽因感到彆扭甚至難堪。她不能接受自己將要進入的家庭對自己的指責，即使對自己所愛的人也不願意妥協。
徽因從來就不是壓抑自己、委曲求全的人，她所有的委屈只能向著思成宣洩。她賭氣地疏遠思成，和同學外出去聽音樂、看歌劇。平時一點點矛盾就可以引起一場激烈的爭執。他們爭執、慪氣，說對方最不願意聽的話，然後和好如初，然後又是新的爭執。他們消瘦、蒼白，寢食難安，其實彼此心裡都清楚，他們都深愛著對方。因為惟有愛，才會讓人這樣痛苦和無奈。
飽受感情折磨的思成在給親人的信中傾吐了自己的痛苦，他給大姐思順寫道：“———感覺著做錯多少事，便受多少懲罰，非受完了不會轉過來。”他希望得到親人的理解和幫助。
思成的大姐思順這時已經回到了加拿大自己的家中，在正常的家庭生活中，她痛苦的心情得到修復，逐漸恢復了平靜。她愛自己的弟弟，她對弟弟的愛有種近似母愛的感情，她也不忍心看著弟弟受苦。
梁啟超視孩子為生命，他得知孩子們感情修復後，欣慰極了。在給女兒的信中，他寫道：“……思順對徽因感情完全恢復，我聽見真高興極了。這是思成一生幸福關鍵之所在。我在幾個月前很怕思成生出精神異動，毀掉了這孩子，現在我完全放心了。……”
痛苦和不幸常常是接踵而至。
１９２５年１２月，徽因的父親林長民猝然遇難，巨大的災難劈頭蓋臉地挾裹了徽因。
當時，林長民任東北軍第三軍團副軍團長郭松齡的幕僚長。郭松齡是東北軍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參加過同盟會，投身過辛亥革命。他在東北軍鼎新革故，倡辦講武堂、提高東北軍的素質，重振了東北軍的軍威。
１９２５年，郭松齡集合東北軍１０万精銳，倒戈反奉。他通電全國，反對張作霖軍閥專權，要求張作霖下野，力主消除軍閥混戰，實現民主政治。林長民投身其中，為其出謀劃策，奔走呼號。郭松齡的隊伍在巨流河一帶遭到了張學良率領的奉軍伏擊，林長民中流彈身亡，時年５０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