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離開上海不到兩個月，國內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1936年12月12日，國民黨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在臨潼的華清池扣留蔣介石，逼蔣抗日。
美國朝野上下一片騷動，西安，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城市，一天之內，成了美國民眾最為關注的話題。 《紐約時報》大樓的屋頂上用霓虹燈顯示屏滾動播報事態的最新進展。
廣大的在美華僑憂心如焚，這是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進則團結抗日有望，退則陷入更混亂的內戰。
林語堂嫌廣播報紙信息太慢，帶點簡單的吃食，一屁股坐在時代廣場的台階上等最新的電訊，從早到晚。那些日子，時代廣場到處都是臉色焦慮的黃皮膚的中國人，他們同呼吸，共命運，心緊緊地擰在了一起，等著大洋彼岸，祖國傳來好消息！
一個星期後，哥倫比亞大學舉行了關於西安事變的公開討論會。大會安排了三個美國人，三個中國人發言。林語堂首當其衝，餘下的兩位是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和撰文痛斥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賣國投降論調的胡秋原。
林語堂做了仔細的資料收集，發現美國公眾對西安事變的看法有違事實，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主流報紙聲稱這是一次政治綁架，而且，由於張（Chang）和蔣（Chiang）的拼寫和發音近似，很多美國人連到底誰抓了誰都搞不清楚。一上台，林語堂就憑藉專業的語言學知識，用國際音標區別了兩字的讀音，再詳細介紹張、蔣兩人的身份、背景。他說，抓人的是張，被抓的是蔣，抓人是為了抗日，是為了民族大義，憑咱們中國人的智慧，西安事變只會是喜劇而不是悲劇。他甚至大膽地推測，張學良會無條件地放了蔣介石，中國人民團結一致，共禦外侮！
聽眾的掌聲如雷鳴般響起！中國人名複雜，美國人要分清楚就得出一身汗，林語堂的發言可以說是對症下藥，解了美國公眾的疑惑。
不久，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事情果真像林語堂所說的那樣，張學良護送蔣介石回到了南京。只是他萬萬沒有料到，蔣介石一下飛機就軟禁了張學良，這位風流倜儻的少帥自此深陷囹圄，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裡空餘悵恨！
幾乎同一時間，上海新聞媒介大版面刊登了《文藝界同仁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主張“全國文學界同人應不分新舊派別，為抗日救國而聯合”，簽名的是21位代表不同政治傾向的知名作家，林語堂就是其中之一。
次年7月，日軍挑釁製造了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打響。身居美國的林語堂為遠隔千里的故鄉牽腸掛肚，他字字鏗鏘地撰寫了《日本征服不了中國》一文，發表在《時代周刊》上。為了更好地爭取美國人的支持，他多次寫文章批評美國所謂的“國際友誼”和“中立”態度，刊在《紐約時報》、《新共和周刊》等發行量大的媒介上。他是美國當紅的作家，說的話有力度，有人聽。中國駐美大使王正廷在華盛頓召開記者會，就是請林語堂去講述中國抗日的堅定立場。
第13版重印，林語堂不分晝夜，趕寫了《中日戰爭之我見》，足有80頁，補作書的第十章。他再一次表明了中國必勝的堅定信念：“中國最終將成為一個獨立和進步的民主國家！”
北京淪陷後，南京慘遭日軍蹂躪，林語堂憤然寫了，血淚控訴日本鬼子慘絕人寰的惡行！
他以明星般的號召力，呼籲美國民眾對華政策傾斜。中國在美的新聞宣傳者紛紛表示慶幸，他們東奔西走，才不過在報紙上爭取到三五行的篇幅，而林語堂輕輕鬆鬆就發表了一系列有社會影響力的文章，他的名字就是最好的廣告效應。
日本輿論界認為，美國在中日戰爭中一面倒，部分就是因為中國有像林語堂這樣極具海外知名度的作家大造輿論的結果。
不僅林語堂自己出馬，林家可謂全體披掛上陣。一向不理國家大事的廖翠鳳在林語堂的支持下，出任了紐約華僑婦女組織的中國婦女救濟會副會長。她每天到救濟會辦公室辦公，常常加班到深夜。三個女兒對翠鳳說：“媽啊，你安心地忙，我們會自己洗衣服、做飯，把爸爸照顧得好好的。”
救濟會的主要工作是向美國公眾宣傳中國人民抗日的正義鬥爭，並募集資金，資助國家。在美工作的華人女工、超市店員、開飯館的小老闆……只要是中國人，都站起來，走上街頭，有的發傳單，有的唱京劇，有的在美政府門前喊口號，數百萬的旅美華僑勁往一處使，為守護家園用盡每一分力量。救濟會募捐到的資金一毫不差地匯到中國。
1939年9月，歐洲戰爭爆發。林語堂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真正的威脅不是炸彈，是概念》一文，引起了公眾廣泛的注意，他堅定地指出，法西斯再凶狠，戰爭再暴虐，也不能毀滅人類的文明。
而在數月前的世界筆會上，林語堂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托馬斯·曼、法國著名作家莫洛亞作為特邀嘉賓發言。林語堂的演講題目是《希特勒和魏忠賢》，他說：“當今有德國人以希特勒喻耶穌，就像中國有一位儒者提議擅政獨裁的魏忠賢和孔子應當有同樣的地位。惟有這麼歌功頌德，才能保住差事，而反對他的官吏給殘殺了。但是魏忠賢雖是聲勢顯赫，卻免不了人民的暗誹，其情形與今日之德國如同一轍。魏忠賢後來迫得只好自殺。自殺乃是獨裁暴君的惟一出路。”
一語成偈，5年後，妄圖征服世界的戰爭狂人希特勒在不足10平米的地下室飲彈自殺了。
1940年5月，林語堂回國了。
在香港避難的廖家女人七嘴八舌地問：“你們住在美國好好的，何必回來呀？”
“四川有很多老鼠，日本飛機轟炸得很厲害。你們怕不怕？”
“不怕！”三個女兒毫不猶豫地回答。
裝備精良的日本軍本想一個月內解決看似一盤散沙的中國，卻被小米加步槍的中國軍民拖成了持久戰，戰爭消耗太大，於是歇斯底里地轟炸大後方的重慶，企圖逼民眾就範。
剛下飛機，林語堂就听見學生們在唱歌：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砲火，前進，前進，前進！
豪情干雲！
林語堂自覺胸中蕩起一股持久不斷的熱浪，激動不已。
觸目所及，都是轟炸後的斷壁殘垣，殘存的房屋上貼滿了標語：“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抗戰必勝，建國必成！”陪同的張先生指著一塊空地說：“去年這裡有500個人被炸彈炸死，現在是5月，'轟炸季'剛剛開始。林先生，您回來得可真不是時候啊！”
林語堂面有深意地微微一笑。
林語堂有意對此次回國低調處理，但是敏感的新聞界嗅出苗頭，想方設法地安排了採訪。
穿著最喜愛的淡灰色中式長衫，林語堂出席了記者會。
“林先生，聽說你這次回國是為了'做官'？”第一個問題刁鑽狠勁。
林語堂氣定神閒地吐出一口煙，緩緩道來：“我是書生，做人民的父母之官，非我書生本色。做人有做人的良心，做官有做官的良心，文人是不適合做官的，我沒有官癮！”
話題的關鍵在於美國對中日戰爭的看法。
重慶陪都需要這樣的新聞振奮人心，林語堂也樂於提供這樣的消息。他興奮地說：“廣州、武漢相繼失守之後，美國人以為中國不行了，可是中國人越戰越勇，美國人也改變了看法，美國的很多官方報導說，日本已經陷入山窮水盡！”
“那您覺得，美國人對汪偽政府怎麼看？”在座的記者相互點點頭，顯然這是大家都關心的問題。
“汪精衛是什麼東西？”林語堂憤怒地站起來，語調嚴厲，“有學問見識的美國人都曉得他不過是日本槍尖上的傀儡！最近本人曾和《紐約時報》的一位評論家聚餐，原來打算揭露一些汪精衛偽政府的情況，使國際輿論了解真相，誰知道，坐下來一聊，發現我的計劃完全多餘，因為這位評論家對汪精衛的了解，比我更加清楚。”
幽默大師果真名不虛傳，記者們會心地哈哈大笑。
林家住在離重慶40裡的北碚，第三天就趕上了日軍的大規模空襲。林語堂和普通老百姓一起，跑警報，躲防空洞，也看到了中國空軍的勇敢無畏。鳳如她們和衣而睡，以便隨時逃跑。不久，一家人遷到了縉雲山的一座寺廟裡。而北碚的房子中了“頭獎”，被炸成了兩半。
自從回國，不叫一日閒過的林語堂在日軍的狂轟濫炸下，竟然一直沒有動筆。他想，提著腦袋跑警報能有什麼用，還不如出國為抗日宣傳，起的作用更大。
他寫信給宋美齡，徵求她的意見。標榜不左不右的林語堂明確表明了“親蔣”的立場。
宋美齡完全同意。
林語堂接受了蔣介石侍從室“顧問”的頭銜。有傳聞說，林語堂是拿了當局的錢，拿人手短，才替蔣介石說好話的。他多次在公開場合嚴詞反駁說，接受“顧問”身份，只為了拿“官員簽證”，可以免去6個月回國重新申請簽證的苦，沒有拿政府一分錢。
歷史的真實消失在歷史的煙雲裡，今天無從而知。但是，林語堂返美後，對中國民眾團結一心抗日的宣傳還是正面而積極的。
離開重慶之前，林語堂把北碚的私宅捐給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當年的小青年，今日的“文協”總務部主任老舍就在這幢半塌多鼠的房子裡，創作了被他戲稱為“對抗戰文學的一個較大的紀念品”的。
驚鴻一瞥的回國經歷遭到了眾多的責罵。輿論界議論紛紛，回國時有人說：“林語堂鍍金回來了！”“林語堂賺夠洋財了！”赴美的時候他們又說：“林語堂拗不過跑警報，又回美國去啦！”
連大女兒林鳳如都不理解父親，在香港機場哭得死去活來，她說，身為林語堂的女兒，時時受到優待，她寧願像個普通青年，穿草鞋，吃糙米，在醫院裡幫忙，抗戰到底。
鬱達夫實在看不過眼，說了公道話：“林語堂氏究竟發了幾十萬洋財，我也不知道，至於鍍金云云，我真不曉得，這兩個字究竟是什麼意思。林氏是靠去上外國一趟，回中國來騙飯吃的麼？抑或是林氏在想謀得中國的什麼差使？文人相輕，或者就是文人自負的一個反面真理，但相輕也要輕得有理才對。至少，也要拿一點真憑實據出來。如林氏在國外宣傳的成功，我們則不能說已經收到了多少的實效；但至少他總也算是為我國盡了一份抗戰的力，這若說是鍍金的話，我也沒有話說。總而言之，著作家是要靠著作來證明身份的，同資本家要以財產來定地位一樣。蹠犬吠堯，窮人忌富，這些於堯的本身當然是不會有什麼損失，但可惜的卻是這些精力的白費。”
林語堂沒有辜負鬱達夫的信任。
《紐約時報》整版刊登了《林語堂認為日本處於絕境》一文。他還以讀者名義，投書《紐約時報》，直接指責英美帝國主義的兩面派手法。他說，美國口口聲聲說同情中國人，背地裡卻大賣石油、武器、軍用物資給日本，支持侵略者的屠殺，遲早會自食其果。這篇專訪發表的期間，日軍連續疲勞轟炸重慶達7天，導致大隧道防空洞窒息事件，有兩萬人喪生。
《新民國》、《大西洋》、《美國人》、《國家》等雜誌都刊發了林語堂的專稿，分別談論“中國對西方的挑戰”、“中國槍口直對日本”、“地方對亞洲需有政治策略”等問題。他在東西海岸之間飛來飛去，馬不停蹄地四處演講，爭取美人的實質性幫助。
1941年底，林語堂參加時代、生活雜誌創辦人亨利·魯斯的家庭聚會。用甜點時，魯斯夫人突然用湯匙敲敲玻璃杯，一字一頓地說：“各位擁護孤立主義者和擁護姑息主義者請注意：日本轟炸了珍珠港。”
美國客人慌亂無比，急忙打電話，開廣播。林語堂繼續吃甜點，不緊不慢地解釋到：“這無非在所逆料。”
羅斯福終於承認對華援助是“太少，太晚”。美國對日宣戰。中國作為同盟國四強之一，揚眉吐氣。在美的華僑奔走相告，拍手稱快！
林語堂創作發表了第二部長篇小說，以抗日戰爭為背景，描述了中華兒女在民族解放的洪流下獲得新生的故事。
1943年，出版。內容包括“白人的負擔”、“美國孤立主義”、“英國帝國主義”、“亞洲的前途”、“現今時代主要問題的關鍵”等。
同年秋天，林語堂攜著親自翻譯的，再度回國作了6個月的旅行。在重慶中央大學，他發表了《論東西文化與心理建設》的演講。在戰後重建和國共對峙的緊要關頭，林語堂大講東西文化的融合，顯然是不和時宜。郭沫若、田漢、秦牧等左派作家群起而攻之。
他6次被蔣介石夫婦接見，政治傾向越發的明朗化。
在西安，林語堂遇見了舊同僚沈兼士。沈兼士告訴他，周作人在北京做了日本御用的教育部長，每天晚上聽見中國青年被日軍毒打虐待的哭嚎，慘不忍聞，周作人竟裝痴作聾，熟視無睹。林語堂說：“周氏兄弟，趨兩極端，魯迅極熱，作人極冷。……作人太冷，所以乾作漢奸。……冷尤可怕，這又是放逸文士之所不為。可怕，可怕。”
回到美國後，林語堂成了重慶當局的忠實支持者。但是，昨是而今非，蔣介石政府已經不是抗日初期的正面力量，貪污腐敗的傳聞甚囂塵上，美國民眾對此無甚好感。他的新書《枕戈待旦》因為明顯的“親蔣”立場，而被“自由主義”的美國人冷落了。更有莫名其妙的流言傳出，說林語堂是收了何應欽的兩萬美元，見財起意，才為當局這麼賣力。在紐約市政廳的集會上，史沫特萊當眾提了這事，林語堂氣得拂袖而起，“什麼兩萬美元，我們當眾說清楚！”
林語堂也意識到自己的孤立無援，“那時……我是惟一為蔣中正先生效力的。當時，我把喉嚨都喊啞了。”
逆歷史潮流而動，終歸會失敗。王國維、辜鴻銘就是明證。林語堂為腐朽的蔣家王朝搖旗吶喊，終究無可奈何地湮滅了。
然而，他畢竟是中國人，有血氣，遇上事關民族的大是大非，他站得穩腳跟。 1959年，美國參議院荒唐地提出“兩個中國”的謬論。華人世界為之震動，林語堂牽頭，帶動有影響力的旅美華人當即簽署了《康隆報告的分析：亞洲人所見的謬妄和矛盾》，反對美人分裂中國的險惡禍心。
他義憤填膺地說，美國兩個中國觀念是錯誤的，他們不了解東方，更不了解中國人！美國人迫人太甚，必須有“他媽的”和“去他媽”的勁兒，才能打戰！
記者出身的學者作家陳紀瀅記下了林語堂說這話時的情形：
他說這段話時，是站著說的，渾身用力，雙拳並舉，兩眼要迸出火星似的。我真沒想到林氏是這樣快人快語。可惜那一剎那沒留下鏡頭，否則必是一副動人的身影。雖然如此，我至今還記得這一幕景象。
“夢想無論多麼模糊，總會潛藏起來，使我們的心境永遠得不到寧靜，直到這些夢想變成現實的事情，像種子在地下萌芽，一定會伸出地面來尋找陽光。夢想是很真實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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