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是一個大避難所。受軍閥威脅的文人教授，被南京政府通緝的左傾作家，包括一些後來成為新中國開國元勳的革命小將，都逃到了上海。這些人都靠筆桿子吃飯，上海的文壇顯得異常的熱鬧和活躍。
略作安頓後，林語堂就興沖沖地來到愛多亞路的共和旅館裡。他急忙推開房門，在裡面等待已久的魯迅迅速地站起來，兩位“語絲”戰友的手緊緊握在了一起。
自廈門一別，兩人已經9個月沒有見面了。
孫伏園兄弟也來了。
當晚，幾人暢談到深夜。
林語堂講起在武漢官場的所見所聞，苦笑著說，足以寫一本現代版的官場現形記。
大家還談起了今後的打算。林語堂早就謀劃過了，他說：“現在形勢太差，做什麼都不長久，我就寫點稿子，當個所謂的作家吧！”魯迅很贊同，他也打算販文為生。
雖說外來的和尚會念經，然而林語堂的文名畢竟不如魯迅，在名流雲集的上海，他的稿子並不那麼受追捧。稿費不足，林語堂的生計成了問題。
蔡元培真是古道熱腸，又出手幫忙了。他當時是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的院長，聽說語堂有困難，就聘請林語堂做研究院的英文編輯。這是個閑職，沒有具體的工作，俸祿卻每月有300個光洋。
有了這筆人情月俸，林語堂把翠鳳和女兒們接了過來，真正在上海安家了。
他住在愚園路，和蔡元培家很近，每天兩人乘一輛小汽車上班。語堂敬佩蔡元培，有什麼就說什麼，蔡元培總是頷首笑道：“嗯，你說得不錯。”他慨嘆道：“果然是一位溫文爾雅的長輩，說話總是低微的聲音，待人總是謙和溫恭，但是同時使你覺得他有臨大節凜然不可犯之處。”
1928年6月，魯迅和郁達夫合辦了月刊。語堂在上面發表了生平惟一的獨幕悲喜劇《子見南子》。這個劇本講的是衛靈公夫人南子召見孔子的故事。語堂從自己的理解出發，把孔子寫成了一個樂天派的幽默家，有很多趣事，常和學生開玩笑。
結尾有一段有趣的對話：
孔丘：我不知道，我還得想一想……（沉思著）……如果我聽了南子的話，受南子的感化，她的禮，她的樂……男女無別，一切解放自然……（瞬間現狂喜之色）……啊！不，（面色黯淡而莊嚴）不！我走了！
子路：哪裡去？
孔丘：不知道。離開衛，非離開不可！
子路：夫子不行道救天下百姓了嗎？
孔丘：我不知道。我先要救我自己。
一本正經、無欲無求的聖人在縱情和守禮中進行激烈的思想掙扎，這一幕笑煞了讀者。
劇本一出，各地的劇團、學校爭相排演。
山東省立第二師範學校也排演了這幕劇。 《子見南子》已在上海公演過，雖然復古派罵聲一片，但也沒有出大亂子。可第二師範的校址在孔子的老家曲阜。校長宋還吾受業於北大，積極反對舊文化，常發動學生在孔廟牆上貼大字報，“打倒孔家店”、“打倒舊道德”等，和孔子的後代族人關係鬧得很僵。
《子見南子》上演後，孔姓六十戶族人大怒，聯名上告宋還吾。他們直接呈文蔣介石，要政府還孔姓一個公道。孔姓人不乏文章出眾之輩，呈文寫得聲淚俱下：
學生扮作孔子，丑末角色，女教員裝作南子，冶艷出神，其扮子路者，具有綠林氣概。而南子所唱歌詞，則詩經風桑中篇也，醜態百出，褻瀆備至，雖舊劇中之大鋸缸小寡婦上墳，亦不是過。凡有血氣，孰無祖宗？敝族南北宗六十戶，居曲阜者人尚繁夥，目見耳聞，難再忍受。 ……似此荒謬絕倫，任意漫罵，士可殺不可辱，孔子在今日，應如何處治？
這件事轟動了朝野內外。很多南京政府的要人都參與進來，辦不辦宋還吾成了爭論的焦點。教育部長蔣夢麟認為孔氏族人是藉題發揮，但是工商部長孔祥熙力主嚴辦。宋還吾準備了長篇的自辯狀，據理力爭，結果還是砸了飯碗。
在新文化運動10年後，《子見南子》事件居然還以“宗姓大勝”而告終，林語堂實覺荒謬，他說：
這齣戲劇，居然能在曲阜扮演，扮演孔二者又是他老先生的聖裔。這種時勢，似乎可給兩年前在對洋大人聲明，孔教不合於今日，惟有耶教最“亨”，而今年卻在大聲疾呼提倡禮教的貴人，及一班扶翼世教之徒，一個深思猛省的機會吧！
福禍相依。
《子見南子》輸了，林語堂卻贏了。他的名字一下子紅遍了十里洋場，聲名大振。 《中國評論周報》英文版請他做專欄作家，專寫一些評論短文。林語堂的小品文取材包羅萬象，寫得妙趣橫生，茶餘飯後讀來，滿口餘香。這些文章又掀起了一個小小的林語堂熱，人們都想先睹為快。
一年半後，語堂成了《中國評論周報》的主要撰稿人，寫了上百篇“小評論”。這段寫作經歷，直接催生了一個橫跨東西半球的幽默大師。
1932年的盛夏，同往常一樣，在時代書店老闆劭洵美的客廳裡，一群標榜不左不右的自由主義文人湊在一起，閒聊解悶。
這本是很普通的一次聚會。參加的人也都是常來的那幾位，如章克標、林徽音、李青崖等。抽著煙斗，發言最多的那個就是林語堂。
大夥兒扯著那說不完的話題，從國家談到民族，從天氣談到吃飯。要是有人偶出妙語，大夥就鼓掌叫好。
忽然有人提出：“咱們反正這麼閒，不如出本刊物，發發牢騷，解解悶氣。”
在座的人一聽，都熱情地贊同。劭洵美說：“發行、推銷都是現成的，就由時代書局來辦。”
章克標是時代書局的總經理，憑著多年的從商經驗，他立刻意識到，這是個不錯的點子，很有做頭。他簡單地分析了一下時下的流行刊物，然後說：“我們的刊物要一炮打響，出奇制勝，一定要有一個好名字！”
說起來很容易，可定起名字來，著實費了一番功夫。
問題的關鍵出在林語堂身上。他說，既然是咱們自己人辦的雜誌，這個名字一定要雅俗共賞，有吸引力、號召力，要喊得響、站得起，而且驚人又迷人，又是大家熟悉的。
不管什麼名字，語堂總覺得差點什麼，一口反對。他自己提的名字，又不能讓大家都滿意。
到最後，刊物的其他程序都定好了，就是刊名，大家還是爭來爭去。劭洵美又請來潘光旦、葉超公等十來人，說：“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咱們這麼多臭皮匠，就不信想不出個好名字來！”
林語堂還是左挑右揀。
章克標急了，名字定不下來，這刊物也遲遲出不了，拖一天，就賠進一天的成本啊。他說：“玉堂，你也太猖狂了，別人的名字你不滿意，你又提不出好刊名，我看，乾脆叫《林語堂》，你才滿意吧！”
林語堂敲著煙斗，正想辯解。章克標突然一拍腦袋，“慢著，'林語'，'林語'——論語，對，就叫，怎麼樣？”
“好名字！”林語堂激動地站了起來。
章克標的建議博得了滿堂彩，久不能定的刊名終於定下來了。
在眾人的推薦下，林語堂擔任了的主編。他制訂了《論語社同人戒條》：
一、不反革命。
二、不評論我們看不起的人……但我們所愛護的，要盡量批評（如我們的祖國，現代武人，有希望的作家，及非絕對無望的革命家）。
三、不破口大罵（要謔而不虐，尊國賊為父固不可，名之為王八蛋也不必）。
四、不拿別人的錢，不說他人的話（不為任何方作有津貼的宣傳，但可做義務的宣傳，甚至反宣傳）。
五、不附庸風雅，更不附庸權貴（決不捧舊戲明星，電影明星，交際明星，文藝明星，政治明星，及其他任何明星）。
六、不互相標榜，反對肉麻主義（避免一切如“學者”、“詩人”、“我的朋友胡適之”等口調）。
七、不做痰迷調；不登香艷詞。
八、不主張公道，只談老實的私見。
九、不戒癖好（如吸煙、啜茗、賞梅、讀書等），並不勸人戒菸。
十、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
9月16號，創刊號即將付梓，忙得焦頭爛額的林語堂才突然發現忘了請人題刊頭。
對一本雜誌而言，刊頭是門面，是第一眼印象，萬萬馬虎不得。上海略有影響力的雜誌都是備重金，請有名的書畫家題字，以便擴大影響力。
章克標急得團團轉，就要拿去工廠印刷了，一時半會找誰來題字？
“要不，暫時用老宋體充充數？”章克標說的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林語堂吸了一口煙，“不行！”這本雜誌他傾注了太多的心血，決不能臨門一腳踢叉了。
他拿出宣紙，閉眼凝神一刻，提筆寫了“論語”二字。
“鄭孝胥的字？”章克標又驚又喜，“玉堂，真沒想到，你還有這麼一手！”
原來，林語堂平時好練毛筆，常在家裡模仿名滿上海的鄭體字，已經有七八分神似，現在是好刀用在了刃上，解了燃眉之急。
刊行後，還真有不少人張冠李戴，以為刊頭是鄭孝胥的題字。內部人也來打聽，問語堂是怎麼請動鄭孝胥的。林語堂擺擺手，笑而不答，一襲長衫絕塵而去。
一經發行，立刻暢銷，賣到了三四萬份。上海自開埠以來，還沒有哪本雜誌取得過這樣的成績。在大學生中尤為流行，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對語堂說：“我要是有事在公告欄內公告，只需要登在你的上就可以了。”
林語堂成天笑呵呵的，翠鳳擔心他招人忌，每每提醒他別太得意。
賣得好，全是沾了“幽默”的光。
早在《語絲》時期，林語堂就將Humor翻譯為“幽默”，也寫了幾篇坐而論道的幽默論，但是反響不大。事隔幾年，語堂將舊瓶裝上新酒，卻香飄四溢，博得了“幽默大師”的名號。他的幽默小品極盡戲謔之能事，插科打諢，卻格調非凡，針砭時弊而不流於貧嘴，譏諷權貴而不失於刻薄，“笑中有淚，淚中有笑”。讀者們乍一看，無甚有趣，可一回想，妙趣橫生。在黑白難辨的動盪生活中，就是需要這樣的文章讓人解氣，或破涕為笑。
有不少文章現在讀起來，仍頗有意思。
中國究有臭蟲否？
作為一個君子，對於這一類的題目我是不發表意見的。可是對於種種不同的——從辜鴻銘、胡適、張宗昌以至白蓮教徒、佛道教徒、死硬派和黨部，關於這問題所代表的意見態度，我卻是熟悉的。他們的不同意見是非常有趣而值得研究，培根有一次曾寫了關於“部落偶像”、“洞穴”、“市場”和“戲劇”等的文章，可是我們會發現這些人類心理的偶像在這惱人的題目上的不同意見，卻有著更新奇、更豐富的說明。
我們且把事情弄得簡單一些，試想如果在一個中國女主人家裡所舉行的著名中外人士之集會中，有一隻臭蟲在潔白的沙發套上緩慢而明顯地爬出來見客。這事情可能在任何家庭中發生，不論是英、法、俄或者中國，這裡且假定是中國。如果有一個英語說得很好的愛國高等華人首先發現了這個，於是他的愛國心驅使他走過去，坐在那臭蟲上，不論以自己的體重壓死了它也好，或者為了國家榮譽而讓它秘密地咬幾口也好。然而另一個又出現了，接著又有第三、第四個出現了，這卻是使大家驚愕而主人窘極的，結果是大家承認在中國的某些城市的家庭中是有臭蟲的。於是我便會聽到關於臭蟲的討論，現在且摘錄如下：
第一種態度：“中國是有臭蟲的，不錯；而這便是我們的精神的最好證明。只有精神的人民才能忘卻他們的物質環境！”這位厚顏的吹牛者便是辜鴻銘。我們只能斥責他是在厚顏的吹牛皮（雖然是很體面的），因為由於思想的牽涉，一個人也會跟辜鴻銘一樣，認為一個應用衛生設備的新時代的人，是不及一個用茅廁的人來得近於“精神”。
第二種態度：“中國是有臭蟲的，不錯；但這又有什麼呢？維也納、布拉格、紐約、倫敦，都有臭蟲。事實上，有些城市便因此而聞名了。這是一點也沒有什麼可恥的。”這是中國的“愛國者”、“東方人”、“汎亞洲主義者”和那些要替我們保存“國粹”的人們的態度。有一次張宗昌將軍在日本溫泉發現了一個臭蟲，快樂得連連向人們稱道中國文化的優越。
第三種態度：“哥倫比亞大學裡也有臭蟲的。所以中國人的床上如果沒有臭蟲，那就太不文明了。而且美國臭蟲要比中國臭蟲要好看得多。所以讓我們捉一隻，特別是加利福尼亞種的，把它輸入中國放在中國人床上去。”這是不能說半句中國話的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的態度。
第四種態度：“什麼？中國有臭蟲嗎？可是英國是沒有臭蟲的。所以我要求治外法權。”這代表死硬派。他的第一句話是對的，第二句卻是謊話，第三句卻是英國日報主筆的聰明評論，他總會獲得上海居民的喝采的。如果一個在中國牢獄中的西犯在收還治外法權以後詳述他在中國牢獄中的經歷和這裡面有臭蟲的驚人發現，英國日報會登載這樣的報導：“為臭蟲所苦，在華西犯生活困難。”是毫不足為奇的。
第五種態度：“什麼？這簡直是無稽之談！中國是從沒有過臭蟲的。那隻是你的幻想、錯覺，我告訴你，中國是沒有臭蟲的。”這是民族宣傳家和中國外交家的態度。有些中國偉人在國聯負責陳述在一九二○年中國已停止種植鴉片。他只是為了執行他的職業，大家不能責他不是，那麼英法代表在國聯又做些什麼呢。
第六種態度：“我們不要談這問題吧。讓我們來把那些膽敢談論這問題的痛責一頓吧，他是不愛國的，”黨部這樣說。 “給他一個警告，”另一個同僚這麼說。
第七種態度：“不要擾亂我的清思吧。只要我在被臭蟲咬時保持快樂就是了。這又有何傷害呢？”這是中國佛道教徒所說的話。這羅素也會首肯的。前清最偉大的文學家鄭板橋不就是吟詠過蚊子和臭蟲嗎？
第八種態度：“讓我們來捉住它們，捉得一個不剩時再說，”胡適博士說。對於這個，一切外國的自由的，無國家偏見的人都會同聲附和到：“是的，讓我們捉住它們，不管它們在什麼地方或是什麼國屬。”
最後，第九種態度，是本小評論家的態度。看到一個臭蟲在著名的集會裡走出來見客時，他的習性會叫他喊出：“看啊，這裡有一個大臭蟲！多大，多美又多肥，它在這時機跑了出來，在我們乏味的談話中供給一些談論的題材，它是多麼巧妙又多麼聰明啊！我親愛的美麗的女主人啊！不就是它昨晚吸去你的血嗎？捉住它吧。捉住了一隻大臭蟲把它捏死該是多麼有趣的事啊！”
對於這些話，我那美麗女主人也定會回答說：“親愛的林博士，你對你自己應引以為恥！”
林語堂還是那副見了英國王太子都不屑一顧的山地孩子樣，他的幽默之刺從不看對象，只管刺出去。有一次一位政府要員向他打招呼，他居然當面說：“你雖是官，但還像個人。”
奉行“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稿件不分派別，不分政治傾向，只要言之有趣，都可以用。而幽默成了一時的潮流，所有的報刊雜誌爭相效仿，似乎“轟的一聲，天下無不幽默。”甚至，1933年，被稱為“幽默年”。
冰心、鬱達夫、劉半農、蘇青等都是的常客。魯迅雖然頗有微辭，但也寫過幾回，其一便是有名的《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孔夫子有胃病》。
初入文壇的老舍也是的信徒。
他給林語堂寫了一封信。
編輯先生：小的膽大包天，要在聖人門前賣幾句，作了篇《祭子路之岳母文》。如認為不合尊刊性質，祈將原稿退回，奉上郵票五分，專作此用。如蒙抬愛，刊登出來，亦祈將五分郵票不折不扣寄回，以免到法廳起訴。敬祝
論祺
小的老舍敬啟。
這封信正中林語堂的下懷，他回了信，又幽上一默。
老舍先生：尊函及稿一併刊登，業已囑發行部依賣一送一辦法寄呈二份。除尊名來款項下五分以外，尚不敷五分。請即寄下，以免追究，毋謂言之不預也。 (或就近交韓復渠捐義勇軍，轉賬亦可)
——記者
廖翠鳳萬萬沒有想到，林語堂的“邋遢講”竟然可以賺錢。她嫁到林家已經10年了，過得都是緊巴巴的日子，現在他們居然可以搬到法租界的花園洋房裡，還請得起傭人。
不過，她的丈夫還是個沒長大的孩子。語堂名聲日隆，社交圈子也大起來，常常有人請吃飯。語堂凡事不深究，吃完了，道兩聲“謝謝”就走人。翠鳳就得跟在後面收拾爛攤子：哪些需要回請？在家裡請，還是上館子？翠鳳本來就喜歡熱鬧，大宴賓客一點都不覺得厭煩。據大女兒林如斯回憶：“客人一到我們家，母親總要看著他們吃飯，母親常預備著精美的菜餚，有時候把所有的東西，都吃得空空如也；但她一點兒也不吝嗇，她的臉上流露著誠懇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