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國文聯開了一次全國委員會擴大會議，在西山讀書會上放了周總理與周揚在此會上的講話錄音。總理講話中提到，是周揚翻譯介紹了到中國來（文本有一部分是謝素台譯的），周揚立即表示這是他的一個失誤。總理說，介紹這些名著，要有一個好的序言或後記，引導讀者正確理解閱讀名著。周揚也提出一個著名的論點：越是精華，越要批判，因為遺產中的精華，才被眾人接觸，而即使是精華中也難免有毒素，如不批判，危害更大。這樣的雄辯，確實高明，令人怵惕。
那時的意識形態工作的一大特點就是動不動搞當頭棒喝，擊一猛掌，令人時時如大夢初醒，一頭霧水，一身冷汗。
周揚的講話中提到了王蒙的名字，他說：“王蒙，搞了個右派嘍，現在，帽子去掉了，他還是有才華的，我們對他，要幫助。”
黃秋耘早就告訴了我周揚講到我的話，並說這樣講對我是有好處的。
週總理講話的中心意思是要迎接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他講到他愛唱“洪湖水，浪打浪”，說有一張照片是他與演員們一起唱這首歌的情景，照片上只有一個習慣於洋嗓子的歌唱家圓張著口，與大家不協調。他講用交響樂隊在台上伴奏，使人聽不清唱詞，他只好躲到離舞台遠遠的地方。我想他的意思還是提倡音樂演出的民族風格民族形式，也屬於端正文藝工作的方向范疇，但火藥味兒不算濃。
他講到，有了越劇啦，為什麼還要搞一個小提琴協奏曲呢？這時中央樂團的指揮李德倫遞了一個條子，講到協奏曲的成功與受群眾歡迎的狀況，週總理當場讀了李的條子，而且說感謝李使他增加了對情況的了解與有關知識。週總理的虛懷若谷感動了我。
週總理講話的核心不是這些具體問題，而是階級鬥爭。總理要文藝界做好準備，要在階級大風大浪中接受考驗，在這樣的大風大浪中受到教育，增長才幹，提高覺悟，克服弱點，等等。
總理講得語重心長，苦口婆心，乃至憂心忡忡。到底是什麼風什麼浪呢？他沒有具體講，我甚至於想也許這個問題當時他也弄不清。反正是風浪要來了，非同一般的大風浪要來了，他看出了趨勢，他預感到了前面的考驗非同小可。他要告訴朋友們，我是愛你們的，你們要準備啊！
文藝界人也愛他，據說他早在重慶就與一批左翼文藝家建立了良好的友誼。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話劇演員在演出完畢，卸裝以後的午夜時分，吃夜宵時會驚喜地發現，週總理與他們在一起，總理為他們的演出成功而乾杯，一次喝光一玻璃茶杯茅台酒。而當演員們勸總理早點去休息的時候，總理會略帶煩惱地說：“你們怎麼不懂，我現在就是休息嘛。”
我想起許多這樣的徵兆。韋君宜說過，她參加一次教育界的會，說到防修防變質的事，大家舉了許多例子，說明現在青年的思想問題有多麼嚴重。
從韋君宜的敘述中，你看不到她本人的看法。是真的要變修了嗎？是真的如臨大敵了嗎？是緊張過度了嗎？她似乎也弄不清，她似乎也滿為難，滿緊張。
不要說黃秋耘了，他說到陳翔鶴的《陶淵明輓歌》與找了大麻煩，由於後一篇作品的後記中寫到，如果嵇康在今天，也會是一個什麼文藝家協會的負責人，被康生指責為藉古喻今。說是康生還指出，田漢的戲《謝瑤環》中奸臣採用的酷刑中有一種叫做“猿猴戴冠”，那就是指“戴帽子”。聯繫到同一個時期郭沫若的歷史劇，內中有上官婉兒私通謀反者一節，武后因惜才饒恕了上官，但在上官婉兒額頭上刺了一朵梅花，以示片懲戒。黃說這樣的細節，他看了覺得極不舒服。黃秋耘說起來，十分保秘，而且嘆息不止，還能說什麼呢？不久，他的歷史小說《杜子美還家》與《魯亮儕摘印》也都被揪出來批上了。他一直是搖頭，嘆息，緊張，小心翼翼而又不以為然。
更高層也更典型的人物應該是邵荃麟，他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譯者，這很有像徵意義，因為，我相信一大批，一大大批共產黨人，是出於對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的同情，出自解民倒懸的正義感才走上了革命道路。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邵荃麟瘦得兩頰深陷，我見到他老，往往擔心他的細瘦的身軀支持不住他的相對巨大的頭顱。
形勢有變，《青春萬歲》審了又審，除馮牧外，團中央一位書記也參加了審稿行列，認為小說沒有寫知識分子與工農的結合是一大缺陷，但誰也不拍板，誰也不負放行或否定的責任。稿子又到了邵荃麟同志那裡。邵再次找我，他毫不掩飾他對稿子的欣賞，語言啦，詩情啦，細節啦，王某會寫散文啦，他說了一大堆。然而，出版不出版，他也是左右為難，沉吟不已。怕的是有人批評：書裡沒有寫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在我們國家，出一本長篇小說，也是大事。要不你再擺一擺？要不你找個地方出版社悄悄地出來？他這樣說。我知道，又沒戲了。我知道，他也頗感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