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冬，我寫了兩首新詩，一首是《鳥兒》：“不，不能夠沒有鳥兒的翅膀/不能夠沒有勇敢的飛翔/不能夠沒有天空的召喚/不然，生活是多麼荒涼”
另一首是《宮燈》，“點點暗紅的宮燈/像城市的美麗的眼睛/顧盼我吧，我也注視著你/心中溫煦如乾罷醇酒”
形勢已經有了一點鬆動，處境（表面上）已經有所好轉，至少算得上是人民了。我的心情已經有了一點溫暖，三面紅旗仍然高舉著，但鬥的勁稍稍平緩了一些，知識分子和一些相對比較實是求是一點的干部們，不敢相信但仍然充滿幻想，也許終於能夠做一點事情了？
1962年春天，我正在三樂莊大田乾活，收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約稿信，編輯張慕蘭，評論家許覺民的愛人，要求與我見面。當然這封信是楊述的愛人韋君宜（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關照發出的。確實，除了愛人的溫暖支撐住了我以外，我一直有“貴人”相助。我的經歷，我的為人，我的所謂“才”，使我很少處於絕望狀態。在整個反右過程中，中國青年報張總編輯、佘副總編輯，也一直關心著我，他們的多次談話幫助了我度過這樣一個艱難的時刻。我至今記得佘世光同志的名言：“不論什麼情況什麼事情，不能有對黨的絲毫不滿，不滿像種子，它會生根發芽長大，直到不可收拾。”但後來1959年，他被當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批了一通，不久平反。
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信可能促進了團市委對於我們這些人的出路的考慮。很快先是把我們調回城裡，組織了一個調查組到房山、延慶等地調查青年生活文娛學習婚姻等諸方面的狀況。陳家台，大次洛，這些長滿核桃、杏、梨、棗的山野與齋堂溝大同小異，但人們說話的口音又不同了。我們在王滸同志率領下來到這裡，不但開座談會，整理材料還貨真價實地參加勞動，插白薯秧，間穀子苗。這方面的經驗幫助我寫出了短篇小說與。前者在《人民文學》後者在《北京文學》上發表了。王滸同志是汪家鏐同志(後曾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的愛人，這時也小有麻煩。三樂莊階段，雖然已經進入了我們下放勞動改造的後期，規模日小，但不時有人補充進來，原因多樣化。其中有一個中層幹部，雖然來了，仍然擺著架子，並從我們原八班的人的鬥來鬥去的現象，說是看到了資產階級的本性，醜惡面目之類。
到了暑期以後，我分配到了北京師範學院教中文去了。
就這樣，連續四年的體力勞動生活草草結束。我想，雷聲大，雨點小，虎頭蛇尾，草草收兵，是宇宙間許多事物包括政治運動也包括文藝作品的發展規律。想想我們這些人，反右鬥爭，批判改造，脫胎換骨云云，講得何等驚天動地，烈火驚雷；結果，做點農活，搞點副食，自行胡亂開會批評檢討一通，說一大堆虛恭一般的廢話，一、二、三，哨也沒吹就散伙了。
我說過，四年的勞動生活我仍然陽光。雖然這一段時間我也常常吟詠薛寶釵的詠香詩：“焦首朝朝還暮暮，煎心日日復年年”，而且沒當右派前，硬是體會不了這首詩的沉痛。
回想在桑峪大山中的跋涉，一擔石溝山峰之重疊峻峭，三樂莊之一望無垠，我卻又心胸朗闊起來。何大自然之雍容而人事之局促焉！何人之不能回歸自然而斤斤於榮辱得失也！寵辱無驚，說著好聽，做起來是多麼困難啊，
有一次休假，“革命幹部”們都是搭自軍餉至雁翅的班車，再從雁翅上火車到門頭溝。但所有有帽子的人，都選擇了凌晨三時起床，夜行山路十八公里，到雁翅火車站的辦法。以至有人查問這樣做是什麼意思。到底是什麼意思我也說不太清，可能吧，一個是認為我們這些人應該多吃點苦，應該多鍛煉鍛煉。一個是都是一個等級的人一起走，反而會輕鬆些，更主要的是凌晨在大山中、在湍流旁、在喬木灌木花草中行進，這是何等地開闊快活。人生中再沒有幾次這樣星夜走山路的機會了。
我也為在一擔石溝挑水上山的火爆場面而大笑。雨季造林後幾天，需要及時補水。平常空手難以攀登的崎嶇山路，挑滿了兩桶水飛跑而上，成為一場沒有明說比賽的大比賽。為了抄近路，甚至不走已有的路而是另闢蹊徑，走在雜草棵子，亂石叢中，連躥帶蹦，連滑帶溜，勢如黃羊野鹿。平時空著手走到那里肯定要打滑的地方，壓上份量以後，反而腳下生根，穩如泰山，步履堅實，一步一個腳印。同時要檢查水的保持情況。有一個人由於丟水太多，最後只剩下了兩個半桶而被指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挑水的人的姿勢千姿百態，有的腰被壓成了八道彎，受到大家笑罵，有的一副驕蠻樣子，活像是金牌獲得者——並沒有人賞識誇獎。有的連說帶笑，有的氣喘如牛，有的咬牙切齒，被稱作是作“操狗”狀，有的悶頭苦幹，我則一邊使勁一邊說便宜話：“本人挑擔，重量在若有若無之間……”勞改不忘牛皮，勞動是樂生的第一要素，既然馬克思這樣說的，事實自然如此。而下山的時候，由於往下狂奔，嘰里咣當，眾桶齊鳴，出溜到井邊，誰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跑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