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定是兩個月休息四天，第一次休假後芳乘火車送我到了雁翅。買不到硬座票了，我們倆乾脆買了軟席，偷偷摸摸，怕被人看見。卻像一次小小的新婚郊遊。這樣的事也只有我們做得出來。
我想到在批判我的關頭，我曾經中午一人悄悄地到附近的歐美同學會吃西餐。我沒有別的意思，我也遠遠不是浮華者奢侈者，我接受批判，同時深信早晚能化兇為吉，化坎坷為坦途，我必須照顧好自己的飲食起居，必須興致勃勃地生活下去。
1958年10月15日我的大兒子王山出生。直到他三個月了，我才第一次見到他，因為秋收和深翻地大躍進，延遲了休假。我給三個月的兒子唱那個年代的影片《徐秋影案件》的插曲、東北民歌《丟戒指》，王山隨著我啊啊地叫。不久，這個影片與歌曲也都在報紙上受到了批評。已經愈來愈是這樣一種無奈的情況了，你喜歡什麼，它多半就快要挨批了。
長到二十多歲，第一個給我以深刻印象的農村是桑峪。當地人自稱來自山西洪洞大槐樹下，口音特別，稱叔為“紹”，稱累了為“使”得慌或“使”著了，稱有病是沒精神。出門即山，梯田步步高，核桃樹棗樹，桃花梨花，荊蒿蔓草，花朵蜂蝶，山路崎嶇，沿溝而上，山形險峻，移步換景。奇峰、奇石、奇路、奇田、奇溪、奇澗、奇谷，個神仙世界。登高望遠，山村如畫，山外公路，車輛如梭。春夏秋冬，陰晴寒暑，日月星辰，風雨雪霜，端的是無限風光，無限變化。這是哪兒來的機遇，脆弱的幼稚的神經纖細的王蒙能到這裡一遊一走一干活一鍛煉一成長！
我就是這樣想，真實又樂觀。
根本不存在別的選擇。
這裡是老區，農民中就有老黨員老游擊隊員。又趕上了千年不遇的大躍進，花樣翻新，包括不吃油而把食用油點到玉米地裡。食堂化，吃飯不要錢，吃一次饅頭，消息傳到幾十公里外，到了這一天，各地親友來桑峪白吃。最高還吃過油炸黃米（黍子）面粘糕蘸蜂蜜。農民相信這是最耐飢的食物，諺云：紅薯一溜屁，切糕二里地。秋季早戰，每天夜三時前起床，先是背蘿蔔白薯，放入匆匆挖出的窖中，後來全部凍壞。接著深翻地，翻出陰土，造成減產。全民做詩，大躍進民歌響徹雲霄。掃盲落實到人，三個月要消滅文盲。立秋節氣家家門框上插著核桃葉。石塊壘牆，石板代瓦蓋頂子的民居簡陋，但是好看，絕對比日後小康了掙了不少錢了的農民，蓋的瓷磚貼面、塑鋼門窗的新房好看。團市委的下放乾部們，一面勞動一面高唱“共產黨領導，把山治呀，人民的力量大無邊！盤龍山上鎖盤龍呀……”“阿哥阿妹情意長，好像那流水日夜響……”
前一個歌約出自影片《降龍伏虎》，後者出於《蘆笙戀歌》。屬於下放革命幹部者，按期休假，他們看過這些電影，我們是看不上的。 《徐秋影案件》則是在農村露天放映的。 《蘆笙戀歌》的原著是彭荊風，也已在運動中落馬。
1958年4月，毛主席的《介紹一個合作社》文章中，提到形勢發展覺悟提高，腐朽的意識形態土崩瓦解，過去的剝削階級不想變也得變，有少數帶著花崗岩腦袋見上帝的人無關大局……
文章氣勢與內容都使我們深為觸動。我們這人互相提醒不要變成花崗岩腦袋。一位愛講笑話的“分子”說過，我們是反動派，但不是紙老虎，最多是紙老鼠，這次他又說，我們做不成花崗岩，最多做個花崗搓（讀chai,第三聲，即包穀糝子，為當地常吃的食品）兒粥。此話傳了出去，本以為會批一通，結果尚稱溫馨，沒怎麼樣。大概左派們聽了這種玩笑也忍俊不禁。另外糟蹋自己硬要說也可以算是認罪伏法，是放下架子的表現，不無可愛吧。這段期間，我們的口才就都放在自我糟蹋上了。如領導讓我們評改造的“上游、中游、下游”。我們乾脆自稱“下流”。談到何時被揪，便說那時臉色與“屁薰”的一樣。說到誰誰死了，便說無非“臭了一塊地”。說到自己怎麼“定了性”，劃成了什麼什麼，便說“這回踏實啦。”
我們也參加了工具改革，什麼什麼都要車子化，還到北京參觀了北京下放乾部們搞的工具改革展覽。我實在想不出什麼招改革工具，但也要作冥思苦想狀，在紙上畫了一些改進後的背簍子的圖，無疾而終。
夏季，報上出現了快樂的言論，說是現在的問題是糧食太多吃不完，要考慮今後三分之一田地種糧，三分之一種花，三分之一休閒。到了冬天，卻只剩下了一天喝兩頓玉米搓子粥的份兒。拼命灌稀粥，灌得肚皮快要脹炸，五臟疼痛挪位，仍然不飽。然後只剩下了尿尿。大便少而且只有包穀皮皮，第二天風一起，大便居然毫無痕跡，真是乾淨得很。於是你病我病大家輪著生病，我也是一會兒長針眼，一會兒拉稀，一會兒發燒，一會兒咳嗽不止。鄉里有一個中醫，是跛子，他的老婆是啞人，但很健康。他幫助了我們艱難地挺了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