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之死地而後生，這句話我一听就覺得殘酷，但身臨其境了，就明白了，必然如此，只能如此，豈有他哉。
包括父親，也表示對發生在我身上的事的擁護。他早已嚇破了膽。他雖然早在1946年入去了解放區，但因一貫自由散漫而又學無專長，一直不得煙抽。 1955年結合反胡風各單位搞肅反，追起他的歷史，他因在擔任青島師範校長期間當過日偽的國大代表，他自感罪大惡極，他表示他已做好接受人民的處決的準備。
父親尤其鼓勵我去參加勞動（改造）。他反復引用俄蘇科學家巴甫洛夫的名言：“我愛腦力勞動也愛體力勞動，但是我更愛體力勞動。”
我在少年得志的時候還有點“不健康”情緒，包括青年作家同行也說我或有“淡淡的哀愁”。 1958年翻車以後，我卻只剩下“健康情緒”了。健康的年代你和我和他都可能有不健康的情緒與表現。而不健康的年代，你再不健康就只有死路一條，於是活下來的都愈來愈健康。
等候處理期間我派到少年宮工地參加建築勞動。我高高興地一次與同伴共抬八塊城磚。每塊磚十八市斤。最多時我與另一人抬過十二塊磚。我咬著牙大桶挑水，挑洋灰，挑沙子灰，用完右肩用左肩，我學會了換肩，就更能挑了。給抹灰工供泥供各種灰，用一長長木柄圓勺，上下揮舞，其樂如游戲。我曾經悲哀地想過，我太早地政治化了，我沒有童年。現在，終於補償上一些了。夏天大雨，工地宣布歇工，我與暑期回來的芳一起去新街口電影院看西班牙電影《騎車人之死》，冒著暴雨打著傘擠公共汽車，沒趕上片頭，電影散場了大雨未停，我感到很幸福。
我熱愛生活，我享受生活，這是無法改變的。 1957年8月1日，我奉命去京郊的門頭溝區齋堂公社（鄉）的軍餉大隊（村）的桑峪生產隊（自然村）。我背著行李什物，在京包線的雁翅火車站下車，走了三十六里地才到達桑峪。我第一次走在大山大河之旁，我看到了築路大隊與採石隊的勞動，滿耳都是大河嘩啦嘩啦與鋼釬撞擊在山石上的聲音，滿目都是山峰相連，一峰比一峰高，一山比一山遠，而河流急湍，水道曲彎，浪花飛濺，青白白青，再沒有什麼柔情，什麼溫馨，什麼膩膩乎乎，什麼心靈的火花，而只有鋼鐵的火花，巨石的威嚴，大水的決絕，山道的綿延。我感到的，我既恐懼又歡呼的是空前的粗獷與充實。
從桑峪繼續往深山里走，是這裡的鄉政府所在地齋堂，北大的“右派”包括才露頭角的評論家樂黛雲就在那裡。當厄運成了規模的時候，厄運就變得容易接受了。又不是我一個人的事，天靈靈，地靈靈，“點兒”走到這一步了。
但是勞動改造也並非易事。在山區我學會了背簍子，弓背彎腰前行，左右手的姆指與食指圍成一個環形，遇坎可以小歇，摘下一絆可以卸載，我最多短程背過一百五十斤新收玉米，那是用大花簍。我的鐵鍁也用得不錯，但是我沒有什麼眼力見兒，手也拙笨，鋤草、平地，有些需要用腦用眼睛的活兒我幹得不好，我的過於樂觀，過於不拿自己當外人，與農民說說笑笑也令一些人看不慣。我需要進一步學習灰頭灰腦、低聲下氣、摧眉折腰，謹小慎微。
東北有句俗話，小火燉吊子（吊著的小鍋），慢慢來。右派的含義是慢慢體會的。 《青春萬歲》已經打出清樣，卻不能出版了，參加首次青年作者會議的人們，基本上全軍覆沒。尤其是從報上看到邵燕祥也落馬的消息，只能使我苦笑。到了1959年，劉少奇同志在全國黨的代表會議上講話，說右派分子，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的代理人。我有一種終於弄假成真的感覺。木已成舟，需要以舟為戒，以懲效尤，豈有緩沖轉圜的餘地？
土改也罷，三反也罷，肅反也罷，延安時期的整風搶救也罷，都有一個運動後期，落實政策，糾偏平反，寬大處理，歡聲雷動，直到給受到錯誤審查的同志賠禮道歉。我還有許多同命運的人幻想反右後也有這麼一場好事，我一想到這種可能就恨不得搶天哭地，叩頭流血，不用來真的，只一想已經感激涕零。
然而，沒有。與過往記錄不同，與歷次搞運動的傳統不同，反右以來，從此只剩下了再反右再反右，再強硬再強硬。就因為這個運動最玄乎，最不具體，爭議最多，沒有或很少鐵案，只有似是而非的泡沫案飛花案分析案論說案，如果開開一個口子，如果平反三個五個，有可能稀里嘩啦，陣腳大亂。
使我不安的是芳，我們才結婚不到一年，我到遠郊勞動去了，不能見面，她的處境也不好，怎麼辦呢？我們每天都通信，有時一天兩封信，我的信全部是報喜不報憂，看我的信像是在欣賞山水，在學習提高，在搞農村調查，在補充學識。這樣多的信我們一直存著，直到文革初期，才乾脆一把火送它們到了子虛烏有的渺渺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