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關於合作化的文字催人奮進。例如作家秦兆陽深受農業合作化形勢的鼓舞，寫了熱情洋溢的長篇小說《在田野上，前進！ 》一次印30萬冊，大量發行，到處可見，後來還降價出售。
除四害，打麻雀，我有幸親歷，人們站在房頂上，敲鑼打鼓，竹桿亂舞，喊聲震天，使眾麻雀驚飛，無地可落，眼見著隻隻麻雀過勞心臟破裂，墜地而亡，真是一大遊戲，當然，從飛鳥保護的觀點看，這樣做太殘酷了。那段時期，北京的許多副食店出售“炸鐵雀”。我聽過傳達，毛主席對此還是留了活話的。他說，如果最後認為麻雀不應消滅，也不要緊，從國外進口一批麻雀就是了，他講什麼都是舉重若輕。
敲鑼打鼓，慶祝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宣告農業、工商業和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全勝利，也令人額手相慶。只是過去我認為社會主義至少要夠得上蘇聯的架式，拖拉機呀，康拜因呀，重工業呀，托兒所呀什麼的，中國這麼快就社會主義了反而令我從對社會主義的嚮往中變得冷靜了些。
五十年代中期一件大事是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做了關於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此前，貝利亞的處決，蘇聯領導人馬林科夫被赫取而代之，蘇聯醫生集團的平反等等，已經令人覺得蘇聯有了事。我們聽了各種傳達報告，學習了中國黨政治局討論、人民日報編輯部撰寫的專文《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與《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一些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共產黨員退黨。文藝報發表文章批判退黨的美國共產黨員作家法斯特。巴金寫了一篇，對法還是比較客氣的。緊接著，文藝報便以“呸，叛徒法斯特！”為總題發表了聲討組文。波蘭、匈牙利的事件使我感到意外與沈重，我覺得沒有比發生這樣的事件令富有崇高理想的共產黨員更難過、更沉重的了。伊姆雷·納吉最後被處決，更使我認識到階級鬥爭、政治鬥爭的你死我活、“不作鐵鎚，便作鐵鉆”（季米特洛夫語）的性質。參預了事件的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文藝家盧卡契被寬大，保住了命。匈牙利領導人卡達爾說：“盧卡契本來是呆在書齋裡的，現在，回他的書齋去吧……”令人欷歔。返顧自身，我益發感到自己與自己一類人的軟弱渺小。
都說是希望在中國。我記得曾任團中央副書記、時任清華大學校長的蔣南翔同志的名言，蘇共二十大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風浪中，中國黨最穩定。因為中國不搞個人崇拜，中國不搞肅反擴大化，中國不搞給領導人祝壽，用領導人的名字命名等等。彭真同志還說，祝什麼壽？過一年離死亡近一點就是了，還祝壽，低級趣味！
而毛主席這時的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論述，雙百方針更是為社會主義學說開了新生面。這時提出進行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令我看到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曙光。
毛主席對《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說了話，我當然感恩戴德，心里三呼五呼萬歲。但是我從來不認為這僅僅是毛主席對我個人的恩典。毛主席嘲笑蘇聯《文學報》轉載了陳沂、陳其通、馬寒冰等人的實質為批判“雙百”方針的文章，而南斯拉夫的一家報紙轉載了鐘惦棐的《電影的鑼鼓》是人以類聚，方以群分。不是正說明，毛主席既反“左”也反右，厥執乎中，正確無比嗎？
緊跟著卻轉入了規模空前的反右運動。我的精神不再高調，我處於守勢。我對報紙上揭出來的那些“右派”，並沒有那麼大的政治肝火，我怕。我會出事嗎？我問自己，我不明白。我忽然想起一句不倫不類的話，“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當時還沒有此後的發展，叫做“沒有苦勞，還有疲勞”。
我不安地苦笑著，不妙，實在不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