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最最要命的失眠症又光顧了，我經歷的是光明的進擊，但也是一場真正的精神危機，我為寫作的可能的成功前景而躁狂，為寫作可能的以徹底失敗而告終而焦慮，為每陣風雨，每個聲響，每個色彩，每個細節的觸動而過敏，為每個失誤，每個彆扭，每個不勝其難其苦的畏難心理而悲傷。所有我曾經多次分析過批判過的“思想意識”毛病：患得患失，個人英雄主義，夢想一鳴驚人，不踏實，不甘心當螺絲釘，名利思想，自以為是，孤芳自賞，孤家寡人，脫離群眾……都向我撲上來了，我變得脆弱了，病態了。
我寫作的舉動至少有點別彆扭扭，有點影響我的和領導和群眾的關係，影響我的“進步”。 1954或1955年，一批我這個級別的干部都提了一級，然而，沒有我的事。當然。
畢竟我在寫，白紙上寫下了黑字，寫下了記憶和心緒，思想和夢幻，寫下了詩意和柔情，編織著過往的和可能的一個個最珍貴的日子，歲月留痕，友誼長在，時代交響，一份自己的與偉大祖國偉大時代的見證將有可能完成和保持下來，年齡並沒有徒增，乾飯並沒有白噇，頭腦並沒有白長，聰明並沒有浪費，勞動能夠開花也能夠結果。
我的寫作初稿越來越接近完成，我漸漸透露出了風聲，我給幾個要好的中學團委書記朗讀我的初稿，我受到了一些讚揚，但也有人向上反映我的某些神經質的表現，我受到了團市委辦公室一位負責同志的一點批評。
但我越來越破釜沉舟。我甚至想，如果我的小說成功，也許我能夠被選派參加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操辦的世界青年聯歡節，去一趟，經過一趟蘇聯，這輩子也不算白活。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了，我寫過一首詩叫做《斯大林還會回來》。我常常流著淚唱“陽光普照美麗的祖國原野，原野成為光明的地方，我們編了一首美麗的歌曲，來把摯友和領袖歌唱……”這詞也是蘇爾科夫寫的，他擔任蘇聯作協的第一書記，法捷耶夫是主席。
我開始讀一些談寫作的文章了，我記住了蕭殷講的“從生活出發”。我看到曾經擔任夏伯陽的政委的富爾曼諾夫在寫作日記裡說什麼成名的想法使他瘋狂，我也深有同感，同時感到寫作需要非常堅強的神經，它的風險和機會都是太超常了。
是福還是禍？我似乎已經走上了寫作的不歸之路。在契訶夫劇本《海鷗》裡老作家特里果林談到寫作，說是每個具體的東西都是寫作的源泉，比如一個玻璃瓶子……這個說法如同天啟，如同曙光一閃。而另一個背興的青年作家特里波列夫，追求女演員敗給了老特里果林（後來曹禺甚至對我說他的印象特里果林是一個老流氓），寫作也永遠趕不上那個老傢伙，他使我同情，乃至同病相憐，雖然我並未有情場文壇雙失意的痛苦。
我一遍又一遍地讀《青年近衛軍》，畫出它的結構圖。我想弄清那麼多人物，作者是怎麼樣結構他的宏篇鉅制的。在一個星期天有一次我去南池子中蘇友協去聽新唱片的音樂會，好像是肖斯塔科維奇的一部新的交響樂。我突然發現：這就是結構，這就是組織長篇小說的法門。第一主題，小提琴和雙簧管，第二主題，大提琴和大號，變奏，和聲，不諧和音，突如其來的天外絕響，打擊樂開始發瘋，歡快的小鼓，獨奏，游離和回歸，銜接和中斷，遙相呼應和漸行漸遠，淡出，重振雄風，威嚴與震顫……我知道怎麼寫長篇小說了，烏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