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全部表現中，唯一帶點政治上的另類色彩的是他常常從收音機裡聽到一些重大的場面上的活動的參加者的名單，誰誰主持，誰誰講話，誰誰剪彩，參加者有張某某，李某某……他會說：“老是一樣的名單，多麼寂寞啊。”
我的反應差不多是輕蔑地一笑：怎麼著，您想上這個台盤嗎？
我記不清與父親談他的思想情緒工作直到生活經濟問題幾十次還是上百次，我每次都雄辯地，情理並茂地給以忠言，給以鼓舞，給以嚴肅的批評。一時會好一點，基本上沒有效果。當然，每次臨別的時候，特別是如果我們一道吃了點飯，他會再抒正面的情，什麼為時不晚，他的資質不差，他要振作起來，要從頭做起，從現在努力，正好做出成績。
我讀過巴甫連柯的一個短篇小說，是講斯大林青年時代信守承諾的故事。而與父親談話，我感到的是話的沒有力量。
批判胡適的時候他寫過一篇文章，寄給《人民日報》。我開始有點瞧他不起，無法設想人民日報會刊登他的文章。沒幾天，人民日報把大樣寄給了他，他興奮若狂，怎麼樣揚眉吐氣，怎麼樣拿稿費請我們吃西餐，都說到了。他根據人民日報理論版的編輯王若水同志的意見反復對文章做了修改，每天等待著大作的發表。一天晚上他突然前來，拿著王的信，就是說最後決定不用他的文章了。於是冷水澆頭，全部泡湯。他痛苦得要死要活，比范進、比孔乙己還要狼狽得多。當天晚上他睡在我的房間，半夜腹痛，洋相出盡。我們的團區委當時已遷移到東四北大街靠近北新橋處，我自己一間辦公室，並設了床鋪。
父親永遠想得很多，知道生活應該是怎麼樣，他自己本可以是怎麼樣。同時他永遠糾纏於現實種種無聊的麻煩之中。他永遠期盼著自己的潛力，他確實感覺到了自己的無窮潛力連十分之一都沒有發揮出來，這大致是真的。至於他的潛力到底如何，由於迄未發揮，難以鑑定，死無對證。
我通過區裡有關部門，給母親找了一個小學教員的工作，她大致勝任。有一段她被吸收去聽黨課，她很興奮，聲稱自己“入黨了”，不知為什麼，此事沒有下文——可能與1957年後的形勢與我的變故有關。
那時我們住在西四北小絨線胡同，兩個微型小院。父親到前院看我，母親甚至給他做過飯，符合我的文明離婚的設想。贍養費用的貓膩終於曝了光，改成了35元，母親也接受了。
直到1956年，母親得知父親的後妻懷了孩子，母親突然大怒，一直對父親抱咬牙切齒的態度。此後母親一直是憤憤不平，耿耿於懷，覺得自己是天下最倒霉的人，她張口閉口都是講一個恨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