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補敘一下我的父母的事情。在成為地下黨聯繫的一個“進步關係”之後，更不要說在入黨之後，有一個萬能的解釋使我無往而不通透。那就是，人們的一切苦惱，一切不幸來自萬惡的舊社會的製度。不論是貧窮、壓迫、仇恨、欺騙、叛賣、悲苦、惡習、傳染病、迷信、愚昧……都來自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國民黨反動派、蔣宋孔陳四大家族。而在革命勝利之後，在建立了嶄新的平等、公有、翻身、解放的新社會以後，各種死結都能解開，各種忿憤都能釋放……
在1950年斯大林七十壽辰的時候，我讀到過一篇寫斯大林的文章，說是斯大林擦乾了人們眼角的淚水。這太讓人感動了，一個政黨，一個政治領導人，把千千萬萬個愁苦人的眼淚擦乾了，世世代代苦難嚐遍的勞苦人民，終於破涕為笑，舒展了皺紋，舒放開嘴角，這樣的情景令人何等地感慨！
我一度認為父與母的生活也將揭開嶄新的一頁。一解放，身為華北大學四部研究員的父親穿著灰色幹部服回到了家中，而母親不久也成了區各界代表會議的代表，我還以為從此天下大吉了呢。但是，當我知道父親去了這麼多年解放區卻並不是共產黨員的時候，當我知道父親在華北大學沒有多少事可做，後來應聘到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書，而且他的課反映並不怎麼樣的時候，我失望了。母親在全國婦聯幼兒園的工作也沒有能堅持下去，很簡單，那裡太辛苦了。而等到我從中央團校畢業以後，父親又把他的離婚的問題提到我的眼前。
是的，不是提到母親面前，而是提到我面前。從一解放起，差不多，總是父親來找我，來訴苦，來出題目，來講他的苦衷，講他這一生有多少潛力被壓制著，因為他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太不幸了，他的才能他的資質（這是他愛講的一個詞）是怎樣地被忽視乃至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這種狀況有時候讓我痛苦、無奈直到憤慨。為什麼我從十來歲就要背起自己這一代人、下一代人而且還有上一代人的種種重擔！
從理論上我認定，父親與母親離婚有可能為他們創造新的可能，離婚有可能成為一種文明，我來操辦。我曾與全國婦聯幼兒園的楊園長講座過母親的離婚問題，楊園長提出兩點，第一，根據她與母親的談話，她認為母親對父親不無感情。第二，母親的年齡正在臨界點上，她再老一點就會全心全力地只顧孩子，再年輕一點，她會優先考慮丈夫。現在，她處於兩難時間段。我從她的分析中得洋到什麼幫助。
母親提出每月50元的贍養費用，我說服父親一口答應，當時父親的月薪只有70多元，但是我採取了手段，第一，我答應每月給母親送去50元後，再想辦法要出錢來轉手給父親，至少退“稅”20元，就是說父親應該負擔30元左右的費用給我的弟弟和妹妹，直到他們生活自立為止。第二，我明白，他們二人訂的協議並無法律效力，先辦了離婚，給父親以自由，給母親以尊嚴，其他的，再說。
父親就是這樣的人，確定離婚了，他似乎依依不捨，和全家，和母親合影留念，眼淚汪汪，以至於我與姐姐等人以為他不離了，倒是母親反過來說了點冠冕堂皇的話：這並不是你我個人的問題，誰讓我們趕上了舊社會，祝你前途光明遠大。
當然，這些事後來辦得很麻煩，為此我甚至於向旁人借過債，作為周轉金。
然後父親匆匆結了婚，不久又鬧了起來，其火爆程度不亞於過去。然後父親的潛力永遠被壓抑著。他常常來到我的工作的地方，大吐苦水：新婚失敗，工作成績不被肯定，群眾關係（與周圍同事關係）不佳，領導不待見，錢不夠花，營養沒有保證，缺東少西，鄰居不講禮貌，我的弟弟妹妹拒絕見他，寫了文章沒有地方發表，沒有社交活動……他又善於抒情，講得陰毒痙攣，顛狂冷笑，活不下去。什麼（受到了）凌辱，什麼他現在的地位是“次小尼姑”（意指《阿Q正傳》中地位最低的人物是小尼姑，連阿Q都敢消遣之），什麼他準備退職當“家庭主男”……都很刺激人。我不准備再回憶下去了。我得到一個教訓，一個男人，盡量不要訴苦，不要把自己的罪過壓力一代一代傳遞下去，不要搞痛苦與負擔的接力傳送，轉嫁旁人尤其不要把自己的日子過不好告訴自己的孩子。一個男人一定要咬得緊牙關，不論什麼處境，自己起碼要扛得住自己。
但是父親有一個特點，至今我也分析不清楚，他當時已因院系調整到了北大哲學系，他幾乎對誰都不滿意。但是他從來沒有忘記歌頌共產主義與馬列主義。他讀列寧的《黑格爾小邏輯一書筆記》，那種興奮，那種服膺，那種稱頌，堪稱感天動地。他讀毛主席的“兩論”也是稱頌備至，他對所有的大事大是大非都堅決聽黨的聽中央的，而且，他對我這樣帶著激情，帶著真情實感來講，講一次再講一次再講幾次幾十次，不像是作秀也絕無作秀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