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作為中央團校第二期畢業的學員，我回到北京團市委，分配到了第三區團工委,擔任中學部後又擔任組織部的負責人。當時北京沒有開過團代會，故先稱“籌備委員會”，後改稱“工作委員會”。後來第三區改為東四區，略有擴大，後來東四區又與東單區合併乃有東城區。
雖然只是巧合，但是我這次比較穩定地開始了新的工作之時，恰逢蘇聯外國文出版局出版的中文版加里寧著《論共產主義教育》在中國發行，而且這本書被大大地宣傳了一番。
加里寧曾任蘇最高蘇維埃主席。留著一個山羊鬍子，給人以“加老”的感覺。加老的書深深打動了我，培養全面發展的新人（這個提法最早出自馬克思，含義是要克服資本主義使人服從流水生產線對於工作的極端局部的片面化的要求，克服生產線對於人的片面鑄造），個個政治覺悟高，道德高尚，身體健康，姿態優美。記得加老的原話是由於人人練習舞蹈，連走路的姿勢也是優美的，頭腦明晰，談吐優雅，組織紀律，熱情洋溢，純潔晶亮。同時我們也不知學習了多少次列寧在蘇聯共青團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共青團的任務》，主要之點是，共青團的任務第一是學習，第二是學習，第三還是學習；簡稱“學習學習再學習。”
當時暢銷的一本書，是蘇聯勞動英雄，第一個女拖拉機手寫的自傳。書名《最主要之點》。當時認為最精彩之點在於，當她訪問美國並接受美國記者的採訪的時候，美國記者問道：“你有多少錢？”她的回答是“兩億多”。美國人大驚，說“你有兩億盧布？”（注：當時蘇聯盧布的官方比價比美元高許多），她回答說是兩億多蘇聯人民。
這些提法令我如火如荼。我設想著經過我們這些青年工作幹部的努力，我好像看得見這些青年的笑容，看得到他們打著的裹腿，聽得到號令他們集合、起步走、臥倒……的哨音。
我的周圍有一大批這樣的充滿陽光的青年骨幹。團區委的同志，王晉（後任北京市府文教辦主任）、段天順（後任北京民政局長）等志同道合自不必說，各個中學的團總支書記、副書記……這些“學生幹部”既是工作同仁，也是青春革命夥伴。男男女女的團幹部，人小心大，重任在肩，讀書求知，才智出色，一心革命，豪情如火，功課好，能講演，善分析，同時具有組織能力指揮能力，優秀得很。要不怎麼說革命是億萬群眾的偉大節日，革命時期一天十年！河北高中的郝柏林（後來的著名物理學家）範與中，五中的劉毓峻，一中的趙樹楓，二十一中的何鋼、陳良錕，女二中的劉倛、魏之光，女十一中的周美華、楊雙揮，二十三中的白逎賢，以及二十二中、女十四中、道濟護校等的團幹部，都是我的好友我的激情與理想的見證。我們互相切磋，互相傳遞各種鼓舞人心的消息、思想、語句。曬得黑油油的郝柏林據說每天都要在地安門跑步，高聲朗誦“高高的烏拉山啊……”他因此甚至獲得了“烏拉山”的綽號。範與中綽號拼命三郎，如一團烈火。劉毓峻善於宣傳鼓動。趙、何、陳分析什麼都是鞭辟入裡……與這些青春革命好友一起開總支書記聯席會，匯報情況，傳達指示，總結工作，交流經驗，不但是公務是工作，也是友誼、學習、“充電”和享受。我們共同享受著革命，享受著勝利，享受著榮耀，享受著青春，享受著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另外，不必諱言，他們對我也很佩服、親近。
我把我們的這種對於人生、對於工作、對於青年的想法貫徹到實際工作中，我致力於讓我所聯繫的團組織的成員們懂得已經具備了怎樣的可能，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怎樣偉大的時代。我們必須努力，我們必須使社會使國家使人類使我們自身比已有的現有的好上千倍萬倍。現在所以還沒有做到那麼好，那是由於受到了剝削階級和私有財產的偏見的影響。從有了人類文明，私有製與剝削制就禁錮了我們，我們甚至於來不及想一想，擺脫了私有製與剝削制，擺脫了私心私慾，人類將會變成什麼樣的真人！
我們的理想不但是建設全新的社會，而且培養起全新的社會主義的人，我們常說，敵人所以說我們的願望是空想，那是因為出於剝削階級的偏見，他們的階級本能注定了他們不可能理解新人的出現的可能性。
一個是組織大報告，要讓團員們真正動員起來。各個區的團委書記都極善於講話，善於宣傳鼓動，善於引用文學書籍上的材料和語言把青年人說得熱血沸騰。同時，那個年代各個學校的團委也經常能請到一些英雄模範社會名流來給學生講話，例如中國的保爾——吳運鐸，還有一些戰鬥英雄，勞動模範。有一個女工叫李鳳蓮，她小時候是童養媳，婆婆打她的時候說，一天不打你就要上天呢！後來她當了勞模，作為中國工會的代表，她出席了在莫斯科舉行的世界工人聯合會成立大會，她坐上飛機的時候她想到她現在真的上天啦……天翻地覆，日月重光，祖祖輩輩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勞動人民如今揚眉吐氣，誰能不感動涕零？誰能不高呼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