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時期，我發現了秋天也發現了自己，發現了生活，也發現了志氣，發現了毛澤東（讀《長沙》比我當初也發現了詩：我不能虛度年華，不能碌碌無為，我必須努力，我應該努力，我自然要努力變成巨人。
我至今仍然高度評價毛澤東的這首詞，認為它的完整與鮮明，勻稱與格局超過了此後的許多詩詞。只有《憶秦娥》“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能與之相比。 《詠雪》很偉大，但《惜秦皇漢武……》幾句未免平鋪。 《答李淑一》極感人，但“問訊吳剛所有……”兩句未免太通俗。而《長沙》既精美又壯美，既純淨又豪邁，既興之所至又無懈可擊，乃極品也。
至於春天，我對春的感覺最遲。那是一九五零年，我從中央團校畢業以後，分配到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北京市第三區工作委員會任作部幹事之後的事。
春的發現第一次是在北海公園，也受影響於的閱讀。北海前門，茶座那邊的垂柳之下，無限依依的春水使我感到了春天。 1950年的春天，我與姐姐王灑在石橋與牌坊近處賞湖，碰到了前來公園的女二中學生崔瑞芳。女二中在我所工作的第三區，而姐姐曾與崔共同參加過一個學習。我們說起話來。她的笑容使我難忘。而此後見到她，她不止一次問：“王蒙，你怎麼會有那麼小的姐姐？”我們似乎從此拉近了距離。
的春天的描寫則使我感到一種神經末梢的觸動，感到一種悲哀與惶惑，有點拖泥帶水。我畢竟是秋天生人，我更適合的是秋天。我的長子王山寫過一首新詩《我是秋天的兒子》，我喜歡他的這個詩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