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當然不是一般人物，我與他沒有直接接觸，這裡不多談他，但我至少可以認定，他有學問，有才華，愛思索，有創意，處於極度的興奮狀態，話語爆炸與思維加速的狀態。
1980年我首度訪美，在一個教授家的鋼琴上看到一段話，說是人生就像鋼琴，它的表現決定於你的演奏。它使我想起了已經闊別人世十餘年的命運帶有悲劇色彩的田家英同志。
在中央團校還進行了速成的思想改造，學員們如飢似渴地接受革命理論新思想新觀念的同時，聯繫實際，檢查自己原有的思想認識當中有哪些不符合新觀念，受了哪些反動理論的影響，具有哪些胡塗認識，哪些剝削階級的偏見，做過哪些錯事壞事，是怎樣地對不起人民，對不起革命。不知道怎麼形成的一種風氣，越是罵自己，越是懺悔自己的醜惡反動，就越證明學習有了收穫。
我們班兩次舉行全班的批評大會，幫助兩個學員，他們都是來自大學的新參加革命工作的知識分子，他們都是反蔣反美的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其中一個人違反學校紀律與一位女學員搞戀愛，而且其表達愛情的方式被認為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他送給這位女生一塊石頭，用了一個什麼諧音。另一個人是什麼“學生領袖”，能說會道，喜出風頭，性格豪爽，說過什麼民主自由之類的話，典型的“個人英雄主義”者。我們大家對他們二位進行了疾風暴雨式的批判，眾人情緒高漲，感到新鮮而又熱烈，面對面深揭猛批。實昔日聞所未聞。此二人尤其是後面那個人，也被槍林彈雨、鐃鈸齊鳴式的大會批評搞得亢奮悲壯，渴望著煥然一新的奇蹟，渴望著本人歷史的嶄新篇章，聲稱是巨大幫助，巨大溫暖，巨大推動……
我們班上的團支部黨支部進行了十分民主的改選，完全由黨、團員提名，候選人還發表講話，講自己如果當選將怎樣做。其他成員也自由發言，氣氛極其活躍。那位被認為有個人英雄主義的人是團支委的候選人，有人提出他性格急躁，是缺點時。另一位年輕人說，急躁固然不好，但也有好處，他的特點是“五年計劃，三年完成”大家鼓掌。但立即有人指出，把“五年計劃，三年完成”說成是性格急躁的後果，這種說法政治上是完全錯誤的，於是學員們又受到了一次教育。我感到後悔，即我本來也對“三年完成”急躁論取質疑態度，卻沒有立即嚴正指出，喪失了一個表達自己的高覺悟高水平的機會。
個人英雄主義者雖然被大會批判，卻仍然當選為團支部委員，這很感人。
另一次我的水平是表現出來的了。關於休假，學校有一次安排，學員有些意見，經反映後校方採納了學員的意見，一個學員說是“鬥爭取得了勝利”，我立即指出：這樣的說法不妥。
我當然是被肯定的。
我相信我在團校的表現還是不錯的。各種小組大組聯組討論是競相表現覺悟表現政治上的正確性的平台，上團校的任務就是要以掌握分析問題的方式而達到革命者的標準。我這方面決不落後，常常受到組內同志的誇獎乃至羨慕。但是班主任指出我的思想方法有片面性，我想是指我太容易小有心得便大大發揮，我相信我當時“左”得驚人。
我們組有一個出身於地主階級的同學，大家紛紛幫助他清算地主階級的罪惡，他全部接受。他在學習中收到家信，得知祖父去世，一位比我大一歲但是顯得比我孩子氣同學說：“少了一個老渾蛋。”死者的孫子表現出不快的情緒，我們幫助他提高覺悟，自認為做了入情入理的分析。我表示不贊成謾罵死者，同時，罵了一個老地主也決無對之反感之理，我們煽情地設想了老地主的祖祖輩輩的剝削和壓迫，養尊處優和掠奪民脂民膏，我們說得那位當事人五體投地。
另外，我在團校仍然身體不好，又犯了失眠症，難以治愈。此後很長時間我以充足睡眠為首要的養生之道，我開玩笑說，我是睡眠愛好者，睡眠可以沖擊其他，其他卻不可以沖擊睡眠。這與我少年時代的痛苦的失眠經驗有關。
在團校學習期間我們到北京參加了開國大典。我是作為腰鼓隊的成員來到天安門廣場的。咚叭咚叭咚咚叭咚叭，一想起這一切這樣的節奏就會在耳邊響起。我至今記得人民群眾是怎樣熱烈地歡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是怎麼樣用湖南方言高呼“人民萬歲”的。
我們還取材本組的故事編了話劇，內容是一個思想有問題的學員經過痛苦的思想鬥爭，在組織與群眾的幫助下怎樣放下了思想包袱，一通百通，跟上了革命前進的步伐。我是演員之一，演一個熱心幫助別人解決思想問題的小同志。
中央團校的八個月的學習為我的理論知識打下了基礎。此後我一直喜歡探討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探討列寧的建黨學說與孟什維克的建黨學說的分歧，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三次左傾機會主義導致了反圍剿鬥爭的失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