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我被調入團市委時候，被認定的優點有思想清楚、看問題尖銳、動腦筋等等。此外，我從劉楓同志身上已經學到了一個本領，不論群眾如何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都要從大處高處總結幾條：革命在前進，群眾的覺悟在提高，我們的工作成績顯著，新的積極分子正在湧現之類。聽了這樣的分析，人們會立刻得到一種登高望遠、心曠神怡、團結一心、大有希望的感受。站得要高，看得要遠，永遠充滿信心，永遠從容有定，這是我的童子功，這影響了我一生。
但很快我就暴露了自己的少年的天真幼稚與心態上生理上的不符合工作需要的一面。例如，晚間開會時我會坐在椅子上呼呼入睡。從高中失眠起，我一輩子嗜睡，認定睡眠是健康與事業的首要保證。而那時的團市委幹部的一班人（百分之九十七來自大中學生地下黨員）的積極性的首要表現是熬夜加班，越到子夜越到假日，尤其是大年初一啦，新年節日啦更是絕對地不休息不睡覺，加班奪取革命的徹底勝利。而我對此深為反感，我不明白一個革命者怎麼可能只知道忙碌卻忘記了從事業的輝煌與生活的壯闊中汲取真、善、美的靈感。我當時已經知道了一個詞兒——事務主義，怎麼這麼多的事務主義者啊。我也相信列寧的名言：不會休息就不會工作。我堅信累過了頭一定要自我休整。我“精神”不夠用，時有丟三拉四，把領導佈置的事情忘掉。我要玩，要有時間旁觀欣賞。當會議沒完沒了，車軲轆活越說越多的時候，我會突然魂不守捨去欣賞窗外的麻雀與雲霞，燈光與有軌電車。
當人們冷靜下來以後，便承認了一個常識：讓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當乾部，是太早了一些。 1949年夏機構合併調整的時候，我被勸告繼續回到學校上學。我卻不想接受這個安排，我已經心浮氣躁，心比天高，難以回到課桌後了。我實際已經“下崗”，便臨時到暑期學習團去管伙食，這個時期我第一次學會了喝酒。我每天與糧油蔬菜供應私商打交道，今天你發現A店粉絲比B店便宜百分之二十，你換成A店，第二天你又發現C店的大米比A店又好又廉價。最後，你差不多放棄了利用私商間的競爭買到最划算的食物的希望，卻學會了與私商碰杯。然而，學習團組織的大報告還是精彩得很，我聽了艾青批判徐志摩的詩《別擰我，疼》，我聽了周揚講革命的文藝運動，好像還有哲學歷史學方面的名家艾思奇等為參加學習團的學生們講課，展示了解放區、共產黨嶄新的意識形態的豐富、輝煌、戰無不勝與蓬勃煥發。
接著，八月底我被分配去中央團校二期學習。我在十五班。十五班多來自北京，曾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領導人的徐萌山是我們班的學員，是當時班上的黨支部委員。另有一些上海南京的學生黨員。多是已經有一點“革命“的經驗的團幹部。十七班是來自上海的新生。而十八班是來自北京的新參加工作者為主。
開始中央團校還沒有進城，我們的校址在京南的良鄉縣。到良鄉縣上學，這有像徵意義。中國革命走的是城市包圍農村的道路，一解放，從鄉下進城的人佔領了頭鰲。我的到良鄉學習顯示了老革命的色彩。我們就住在“號”來的老鄉的房子裡，我們爭著給老鄉挑水，我們繼承了前輩革命者親農的好傳統。
這是我長大後首次生活在鄉下，有新鮮感。
我們聽了許多高質量高規格的大課，用現在的話，我們的教師可真是超豪華的陣容：李立三講工人運動，陳紹禹（王明，時任政務院法制委員會主任）講婚姻法，鄧穎超講婦女工作，馮文彬（時任團中央書記）講青年運動，艾思奇講哲學，孫定國講黨史。鄧穎超的北京口音清脆生動。艾思奇發像是四川口音。王明的講話無任何特色。最難忘的則是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田家英講毛澤東思想，他從下午講到晚上，晚飯後續講，講到深夜。大課是露天進行的，我們每人自備一個小馬扎，拿著本子猛記。天黑後點起煤汽燈，招引了太多的趨光飛蟲，幾次不得不停下講課用紙包捉蟲殺蟲。我至今記得，田家英說，毛澤東思想像大海，每個人都可以去舀裡邊的水，但是水永不枯竭。毛澤東思想像鋼琴，每個人都可以用它演奏出無窮的精彩樂章。講到毛澤東思想關於知識分子的論述的時候，田說，知識分子需要政治化與組織化。他說主席說過知識分子是“雞毛蒜皮亂轟轟，爭來爭去一場空”，這些是我從其他材料中學不到的。田家英講毛澤東思想完全是用他自己的語言，講的是他自己的心得，而且我能感覺得到他也陶醉在自己這種法律恣肆的講演之中。
但是我也略有保留：他講得如此滔滔不絕，大雨傾盆，全面貫輸，耳不暇聞，一口氣居然講了六七個小時，除了中間吃晚飯外，連課間休息也沒有，更沒有什麼互動、問答、討論、質疑。他完全是一個解放者、拯救者、宣示者、指揮者，先知先覺者，他在手把手教這些年輕幹部的導師，而聽者只是單方面的接受者、吸收者，從零或者負數開始者。這種講授至少使我感到了疲勞，替自己也替老師。我在晚九時後遞了一個條子：“請掌握時間”。那個時候聽講是可以遞條子的，不必署名。田老師拿起了並宣讀了這個條子，他很民主，但是他不以為然也不以為意，他身旁的教務處領導表示“放開講放開講”，他也絲毫不加收斂地繼續洋洋灑灑地講了下下去。也有些同學聽了老師念的條子顯出了驚異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