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前線處處崩潰，希特勒仍竭力向人們灌輸最後一分鐘會出現奇蹟的希望。他指出，他的敵人在雅爾塔為“勇敢的新歐洲”奠下的基礎已經出現裂縫。這不是主觀臆測。在草擬這個計劃時“三巨頭”是比較和諧的，但在執行時，他們已捲入紛爭。為了建立波蘭新政府，他們的代表在莫斯科舉行會議，已陷入僵局。一方面，莫洛托夫宣布，盧布林政府真正代表了波蘭人民；另一方面，阿弗列爾·哈里曼和英國大使則爭辯說，必須建立一個更有代表性的政府，以便把逃亡的波蘭人也包括進去。
這個衝突不外乎是更深刻的分裂的前奏罷了。數月來，卡爾·沃爾夫將軍——原希姆萊的私人副官，現任黨衛軍駐意大利首腦——就一直通過美國戰略情報處瑞士代表艾倫·杜勒斯的一名代理人，與美國人進行談判。元首曾含混地答應讓他去探討此事，但是，沃爾夫卻自作主張，建議讓駐意大利的德軍投降。接著，他便在瑞士的阿斯科納秘密地會見了兩名盟國的將軍，討論如何瞞著希特勒去將此事辦完。
從一開始，盟國便把“日出戰役”通知了斯大林；從一開始，他便強烈要求派一名代表積極參加談判。盟國據理解釋說，在這種情況下，沃爾夫是永遠不會前來談判的，但這卻增加了斯大林的疑心。當他得悉在阿斯科納會晤的消息時，他作出了強烈的反應。他指責盟國“瞞著在對德戰爭中首當其衝的蘇聯”，與德國私通，並將此事稱為“不是一個誤解，而是更糟的什麼”。
３月底，斯大林指責說，由於阿斯科納會晤之故，德國人覺得將３個師從意大利調至東線也無妨。他進一步抱怨說，在雅爾塔達成的從東西南三方同時進攻希特勒的協議，盟國在意大利就未遵守。對此，羅斯福作了解釋，但結果卻惹出斯大林一封忿忿不平的電報，公開指責盟國玩弄欺騙的把戲。這便激怒了羅斯福總統。 ４月５日，他向斯大林發出了一封最咄咄逼人、最憤怒的電報：“坦率地說，對您之情報提供人，不管他們是誰，本人均不能不覺得憤恨，因為他們如此惡毒地曲解了我本人和我忠實的部下的行為。”斯大林匆匆復電說，他對羅斯福的正直和可靠從未懷疑過。但這是強硬的道歉；他補充說，阿斯科納會議本應有蘇聯人參加的。他將自己的看法說成是“唯一正確的觀點”。
盟國營壘中不和的詳情，希特勒是不清楚的，只知道有這回事，且是他預見到的。它又抱著會奇蹟出現的一線希望。當戈培爾將卡利勒對“七年戰爭”的年月的描寫讀給他聽時，他聽得津津有味：在普魯士，由於眼看著要失敗，腓特烈大帝悶悶不樂。他宣布，若在２月１５日前改變不了戰局，他就服毒自殺。 “勇敢的國王呀”，卡利勒寫道，“再待呆一會兒吧，你受苦受難的日子即將過去。你的好運的太陽已經站在雲彩的後頭，很快就會升起，照臨在你的身上。”２月１２日，沙皇之妻去世。形勢急轉直下，發生了令人不能置信的變化。
“聽了這動人的故事後”，戈培爾後來對施維林·馮·克羅西格說，“元首眼中出現了淚花。”它也勾起了他對自己的星宿的興趣，派人把希姆萊的研究部門裡那兩名占星學家找來。兩人都預言，１９４１年前是勝利，然後是一系列失敗，高峰是大災難——時間是１９４５年４月中上旬。但是到４月下半月，將會出現暫時的勝利，接著是個間歇，８月取得和平。德國在１９４８年前將忍受困苦，１９４８年後將東山再起。
生性多疑的戈培爾是不會反對抓稻草的。這個歷史先例給了他深刻的印象，所以，在４月１２日到奧得河附近的布賽將軍的司令部視察時，他又講了這個故事。有個軍官刻薄地問：“嗯，這次沙皇之妻什麼時候死？”“我不知道，但命運掌握著各種各樣的可能性”，戈培爾答道。說完，他便趁慢慢黑下來的天色返回柏林去了。
在大西洋彼岸，在佐治亞的溫泉，富蘭克林·羅斯福在喃喃地說：“我頭痛得。”說完他便失去了知覺。 ２小時２０分鐘後，他便與世長辭。戈培爾一回到辦公室便得悉了這個消息。 “這就是轉折點！”他喊了一聲。接著，他便不相信地問：“這確是真的嗎？”他給元首打電話時，１０多個人彎腰曲背地將他團團圍住。 “我的元首”，他說，“我祝賀你！羅斯福死了。星星上寫著４月下半月是我們的轉折點。”這是奇蹟！他聽了聽希特勒說話，然後說，杜魯門可能會比羅斯福溫和些。現在，什麼事都可能發生。戈培爾把電話掛了，眼中放射出光芒，即時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講話，好像戰爭就快完了似的。
里賓特洛甫可沒有他那份熱情！次日上午，４月１３日，他與希特勒一起外出短暫視察回來，情緒很壞。 “元首已上了七重天了！”他對他的工作人員說。戈培爾那個流氓已令元首相信，羅斯福之死是扭轉乾坤的轉折點。 “多麼胡說八道，多麼罪惡！羅斯福之死怎麼能產生有利於我們的變化？”
關於杜魯門，戈培爾要報界客觀地、含糊地發表評論；不說會惹怒新總統的話；要掩藏羅斯福之死帶來的喜悅。但是，到了下午，這位宣傳部長的興奮便開始減弱了。當布賽將軍來電詢問羅斯福之死是否就是他日前暗示的情形時，戈培爾半心半意地回答說：“啊，我們不知道。我們還要看看。”前線發回來的報告表明，美國總統之更迭絲毫未影響敵人的軍事行動。當日晚些時候，戈培爾向工作人員承認，“也許命運再次對我們太殘酷並愚弄我們。也許我們是未孵化好的雞。”
希特勒給人的印象卻恰恰相反。他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並透露了一個拯救柏林的古怪戰略：由向柏林退卻的德軍組成堅強的防衛核心，把俄國軍隊引來。這便能減輕其它部隊的壓力，使他們能從外圍攻打布爾什維克。決戰之役將在柏林贏得——他對一群半信半疑的聽眾說。為了鼓舞將士，他也將留在城內。有幾個人勸他去貝希特斯加登，但他對此不予考慮。作為德國武裝部隊的總司令和德國人民的領袖，他有義務留在首都。他草擬了一份長達８頁的通告——這是他最後給部隊起草的文件——交給了戈培爾。連宣傳部長都覺得它之激烈言辭太荒謬可笑。他用綠色鉛筆著手修改，但改不下去，只好將它扔進廢紙簍。過一會兒，他又將它拾起來，改了幾句。 １５日，戈培爾連最後的清稿都未過目便在前線散發。它說，東線的士兵若人人盡責，亞洲的最後攻擊便會失敗。因為命運已將羅斯福這個歷史上最大的戰犯剷除，戰爭肯定會有決定性的轉機。
令人不能置信的是，許多士兵都受到了希特勒的鼓舞，被他的話打動。連大多數公民都仍信任他，儘管西方仍在狂轟濫炸以及帝國的地盤在日見縮小。在普通德國人看來，元首不止是個人，他是個超自然現象。他們相信他是不可戰勝的；許多人都相信這個廣為流傳的神話：牆上掛有他的畫像的屋子是能經受任何炸彈的。 ７月２０日他之死裡逃生，恰恰證明他是堅不可摧的；它比“希特勒就是勝利”之類的口號更能打起他們的精神，更能提高他們的希望。
在私下里，這條口號的創作者已喪失了信心。戈培爾很淒涼，正在為結局作好準備：焚毀文件和私人的紀念品。在焚毀他的愛人麗達·巴阿洛娃的一幅大照片——有她的親筆簽名——時，他猶豫不決。 “呀，多漂亮的女人啊！”他說。在久久地看過這幅照片後，他將它撕成碎片，扔進了火堆。
次日，德國受到兩個重大打擊：一是來自西線——魯爾戰區的德軍全部投降；二是來自東線——朱可夫向柏林的全面進攻，在奧得河西岸突破了防線，打開了缺口，離元首的地堡只有４５英里。希特勒雖仍在大談勝利，實際上卻在為最壞情形作出打算。他將兩項任務交給了一個來訪的黨的官員：一是將德國的黃金儲備轉移至圖林根的一個鹽礦裡；二是將鮑曼交給他的加封包裹轉移至安全處。這個包裹包的是希特勒作的口述材料，是他向德國和全世界立下的遺囑。 （*這個黨的官員把這份文件藏在巴特加施泰因的一家銀行的地下室裡。後來，這個官員因犯有戰爭罪被捕入獄。因怕遺囑會加重他的罪，他便叫他的一個律師朋友將它毀滅。這個律師將它影印後才銷毀。１９５９年，這份文件才公諸於世，因鮑曼被指定為這份遺囑執行人，所以這份文件題目叫《阿道夫·希特勒之政治遺言，希特勒——鮑曼文件》。）
在這個時刻超人該顯身手了——當日晚些時候，希特勒便讓一名超人指揮所有的噴氣式戰鬥機。此人叫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早已是個傳奇人物。他用“斯圖卡”俯衝轟炸擊沉了一艘戰艦，炸毀５００輛紅軍的坦克。數月前，他在一次墜機事故中喪失了一條腿，但現在已能行走，可以繼續進行更多的戰鬥了。戈林的參謀長對這一選擇大為震驚，因為魯德爾對噴氣機一竅不通，但希特勒就是不聽。 “魯德爾這人不錯”，他說。空軍裡的所有人都不外乎是演員和小丑罷了。
魯德爾本人對此也大加反對，原因是他自己還想駕機飛行。他開誠佈公地拒絕這一工作，找了不少藉口。他對希特勒說，俄國與盟國的會師只不過是個時間問題。這將會把德國分成兩個區域，用噴氣機作戰便成為不可能。你希特勒為何不與西方停戰，以便在東方取得勝利？ “說來容易”，希特勒帶著困倦的微笑說。自１９４３年以來，他就曾試圖取得和平，但盟國一直堅持要無條件投降。所以，我們要想盡一切辦法克服這場危機，以使我們的決定性的武器為我們帶來勝利。 ”
魯德爾被打發走時，已過了午夜。當他一拐一跳地走進客廳時，廳裡已擠滿了祝賀元首５６歲壽辰的人們。
在格哈特的療養院裡，希姆萊也在準備祝壽。但，這遠不是個喜慶之日。他滿面愁容、精神緊張，不住地在擺弄戒指。與希特勒一樣，他的身體也似乎到了崩潰的邊緣。這是有相當理由的。他的辦公室是人們出謀劃策的老窩。他手下的人們，在他勉強支持下，有些正在瑞典秘密進行談判；而黨衛軍的沃爾夫將軍呢，儘管希姆萊已明確下令停止一切活動，卻仍在瑞士與盟國談判。
這種行動希特勒知道多少，希姆萊心中無數，所以他惶惶不可終日。過去數天來，人們不斷敦促他採取重大的決策。
人人似乎都要他干點兒什麼。凱斯坦和舒倫堡二人要他發動政變，推翻希特勒。當天早些時候，施維林·馮·克洛希特伯爵請他勸希特勒讓教皇出面調停與盟國談判，實現和平。希姆萊卻只能說元首有不同的想法。 “但他不願透露他的想法是什麼。”
伯爵大怒：“那末，不管用何種方法，你都得將元首搞掉。”
“一切都完了！只要元首活著，要恰當地結束戰爭是不可能的！”希姆萊一聽，嚇得左看右看，使伯爵懷疑他是否“即時發了瘋”。希姆萊歇斯底里大發作，反复說他連一件事也不答應做。為躲避，他逃往療養院，不料卻又碰到更多問題。凱斯坦剛在坦貝爾霍夫機場著陸，身邊還帶著一名“世界猶太人大會”的代表。他名叫諾爾伯特·馬蘇爾，是在最後一分鐘代替斯托茨的。這還不算。伯納多特還在柏林等他，要他速回去再次見面。希姆萊的所有問題似乎全擠在一起了。
希姆萊已完全喪失了勇氣，開始尋找藉口，但找的藉口又有氣無力。他怎麼能同時會見兩人？這兩個會見都不能延期嗎？末了，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他叫舒倫堡與馬蘇爾初步磋商。舒倫堡同意了。由於時間已過午夜，大家便用香檳酒向元首祝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