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月２１日午夜過後不久，奧托·斯科爾茲內便完全控制了本德勒大街，陸軍總司令部的日常事務又重新得以進行。他在施道芬堡的保險櫃裡發現了起義的詳情，下令逮捕了一大批軍官。
在宣傳部，戈培爾和希姆萊正在審問一批將軍，包括弗洛姆在內。將軍們得到的禮遇，喝到了酒，抽到了雪茄，有些將軍，例如科茨弗萊契，在被證明無辜後還獲准回家。凌晨４時，調查結束。戈培爾滿臉笑容從辦公室走出來。 “先生們”，他宣布，“叛亂已經結束了。”他送希姆萊上車，與他的老對手長時間握手告別。然後，他便回到樓上，用自己的豐功偉績去款待他的心腹。戈培爾得意忘形，蹲在桌子上，倚靠著一尊元首的半身銅像。 “這是一個純化心靈的風暴”，他說。 “今天下午可怕的消息傳來時，誰敢想像，這一切竟能如此神速地結束，而且結束得如此漂亮？”這真是不折不扣的奇蹟。希特勒倘若死了，人民便會說是上帝的審判。 “後果會無法估計。因為，在歷史上，只有事實才能作為證據。這次呢，它們在我們這一邊。”因此，應該指示報界將此次陰謀事件貶低。
在“狼穴”，鮑曼仍在向地方長官髮指示。凌晨３時４０分，他通知他們“叛亂可以認為已經結束”。上午１１時３５分，他轉達了希姆萊的緊急請求，“你們應立即停止向態度曖昧甚至應列為公開的敵對分子的軍官們獨立採取行動。”換言之，他自己握有恢復秩序和徹底進行調查的全權。實際上，他業已建立起了由１１個處４００名官員組成的機構，對此事進行仔細調查。
在巴黎，克魯格的參謀長——在法國的兩名強有力的黨衛軍官員奧伯格和克諾森的合作下——正竭力掩蓋克魯格和施圖爾納格爾的罪證。但是，在得到回柏林報到的命令後，不久前還是“光明之城”（巴黎）的鐵腕人物的施圖爾納格爾，以為一切均已無望，竟不坐飛機，而於那天上午乘小汽車冒雨回柏林。他要司機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戰場經過——狄埃里堡，阿爾貢森林，以及１９１６年許多達姆旋塔特特種兵團的老同志血染沙場的地方色當。整個下午，他都在感傷的途中，最後走下車來“散散步”。在默茲運河附近，他消失在一個小山丘後。不欠，司機便聽到一聲槍響——也許是兩聲。他在運河裡找到了這位將軍——浮在水上，臉朝天。施圖爾納格爾雖然沒有死，但自殺未遂一舉，卻證明他無疑有罪。他注定要被絞死。
在“狼穴”，希特勒頭部所受之傷顯然不輕。他的右耳失聰，雙眼不斷向右方跳動。當晚，他在外邊漫步時，兩次走離了路。卡爾·勃蘭特醫生要他臥床休息幾天，但元首不聽。 “不可能的。”他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另外，讓外國客人看見一個如此健康的人竟然臥床，這會是荒謬可笑的。
次日，儘管耳痛不止，他堅持到鄰近的一家陸軍醫院去探望受傷的軍官們。兩人瀕臨死亡。施蒙特將軍傷勢嚴重。希特勒非常關切，向兩位海軍人士（他們同住一室）普卡梅爾和阿斯曼傾訴衷腸。他坐在阿斯曼的床沿，對他們成了此次陰謀的受害者表示遺憾。 “這些先生們惦念的是我，只有我。”然而，他再次奇蹟般地死裡逃生。 “這是命運要我完成分配給我的任務的一個跡象。難道你們不這樣認為嗎？”他說，７月２０日，這天“只能證實這個信念，即，上帝喚我去領導德國人民——不是向最後失敗而是朝最後勝利前進。”
隨著時間一小時一小時過去，希特勒的耳痛也越來越厲害；莫雷爾醫生只好請範·埃肯教授前來。他是柏林有名的眼耳鼻喉專家，１９３５年曾給元首的喉嚨動過手術。由於這位教授不在家，只好從鄰近一家陸軍醫院請個眼耳鼻喉專家來。他是埃文·吉辛醫生，在自己開業前曾在埃肯教授的醫療室工作過兩年，醫術也頗高明。吉辛醫生髮現，元首的耳膜已經破裂，內耳也受到破壞。但，他說，如果中耳不發炎，情況就不會變得很嚴重。
正在此時，莫雷爾醫生氣呼呼地來了。在尖銳地斥責吉辛，說他未首先向他報到，生硬地對他說，“一個軍官只能向他的上級報到，而不是向一名文官報到。”希特勒雖然聽不太清楚他們在吵什麼，卻注意到了莫雷爾的怒氣。 “得啦，我親愛的教授，別再吵啦”，他撫慰著。 “吉辛當過範·埃肯的助手，他告訴我，如果流血不止，明天他便給我施個小手術，灸灸耳膜。”莫雷爾先生說要打一支止血針，卻又不太願意派人去柏林取藥，因為藥方是他的對手開的。
希特勒雖然堅信他的右耳再也聽不到東西了，但他的情緒還相當不錯。他還像雞吃食似的用打字機給“小丫頭”寫信——這是他對愛娃·勃勞恩的愛稱。這封信還有被炸後的兵營的一幅草圖。他告訴她，他很好，只是有點累。 “我希望能早日回來，把我交給你，好讓我休息休息。我非常需要安靜。”
她立刻回了信（用的是有她的姓名之第一個字母組成圖案的信紙），說她很是憂鬱。 ”得悉你險遭暗算，我痛不欲生。”
她聲言，如他身遭不測，她就活不下去。 “從我們初遇時起，我就立誓跟隨你走遍天涯海角，即使死後也是如此。你知道，我的整個生命的意義就在於愛你。”
７月２３日，蓋世太保的調查人員偶然在一間被炸毀的房屋廢墟中發現了不少日記，證明卡納里斯海軍上將及其他重要官員與此次政變有關。卡納里斯海軍上將以及前經濟部長沙希特被捕。開始時，希特勒怎麼也不相信，如此高級的人物——且又如此眾多！ ——竟會與政變有關。他原以為只有一小撮賣國者；上述發現無疑是對他這個信念的一個打擊，而他也因此受到傷害。 “我生活中充滿了憂愁，是如此沉重”，他對特勞德爾·容格說，“只有一死才能解脫。”另一個秘書聽見他在斥責自己的愛犬，原因是它不聽話：“看我，看我的眼睛。你是否像我的將軍們一樣，也是個叛徒？”
次日上午，他在形勢分析會上宣布，英國人支持過施道芬堡，他試圖讓聽眾相信，搞陰謀的人並不是很多。 “重要的是要向全世界宣布，軍官團的絕大部分人都與這些豬玀們無關。”應在報上強調，本德勒大街的指揮官們，拒絕與一小撮叛徒同流合污，當場處決了４名叛徒。 “我太像是個心理學家了”，他說，“居然看不到有一隻神手，在對我們最有利的時刻，把身上帶著炸彈的人引到這裡來。如果我和所有人員都被炸死，那才是真正的災難呢。”
根據希特勒的指示，戈培爾向全國發表了廣播演說。這篇講話很精彩，既激烈地指出此次事件的教訓，又激動人心。
他把施道芬堡描述成一個魔王，跟他走的不過是一小撮軍官而已，根本不能代表整個陸軍。他攻擊施道芬堡，說他與西方盟國勾結，共同密謀。他舉出４條證據：在他們的報紙中，不斷提到有一群德國將軍在反對希特勒；使用了一枚英制炸彈；施道芬堡與英國貴族的關係；在炸彈爆炸的消息傳到倫敦後，倫敦報界希望德國不日便將垮台。
向地方長官作的報告表明，戈培爾的宣傳有效地動員了人民。例如，在不倫瑞克的一家醫院裡，病人們自發地將元首的每幅畫像都飾以鮮花。在許多城市裡還組織了表忠遊行。
在中學裡，教師們對學生們說，此次謀反解釋了德國為何會在非洲和俄國在軍事上失利的原因；是叛逆們在搗亂，使元首的命令達不到各師。
７月２５日，範·埃肯醫生從柏林前來，受到了元首的熱烈歡迎。元首自己預言，由於有著諸多煩惱，他“只能再活２至３年”。只有一點值得欣慰：到那時，他的任務已經完成，餘下的工作可由別人繼續去做了。他痛苦地坐在椅子上，詳細地訴說了他的症狀。
具有良好記憶力並為此感到自豪的吉辛醫生，偷偷地將希特勒的話全記在一個黃色的袖珍日曆上。為了不使別人看懂他的筆記，他用暗語書寫，用了拉丁文，還用了只有自己能懂的符號。範·埃肯教授證實，吉辛醫生的診斷和治療方法是正確的。但元首拒絕最少臥床一周的建議。 “你們預謀好了，要把我變成病人！”
次日，希特勒向吉辛訴說，他的左耳依然內出血，要他再灸一下——不管有多痛苦。 ”我已不覺得痛了”，他想了想後說，“痛苦能使人變得堅強。”一分鐘後，他便證明了這點：有個副官送來了關於暗殺事件的報告。 “是呀”，他一邊翻閱一邊說。 “真沒想到赫爾道夫竟是這樣一個流氓。”他發誓“要將那些叛徒斬草除根”，還罵施道芬堡是個懦夫。 “至少他也要有提著他那個手提箱站在我身旁的勇氣。用子彈結果他，這實在是太便宜他了。”
兩天后，希特勒自訴失眠。吉辛建議，取消每晚的茶會；希特勒回答說，他已試過了，更難睡著。 “我得先放鬆一下，談談別的事情。不然，我面前還會出現總參謀部的那些地圖，我的腦子還在不斷活動。我得花上幾個小時才能消除這些幻影。如果把燈開著，我可把每個集團軍的準確位置標出來。我知道每個師的位置在哪裡——就這樣，一小時一小時地下去，直到我入睡，但這已是五六點鐘了。我知道這對我的健康不利，但這個習慣我又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