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忍也有一顆人心”
在國社黨的高層人物中，恐怕找不出一位比海因里希·希姆萊更矛盾的人物了。他的魅力，他之彬彬有禮以及他在會議上表現出來的謙虛和對道理的深明，在許多人腦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交界人士將他描述成一位具有冷靜判斷力的人物；抵抗運動的同仁則認為，在納粹的領導層中，他是唯一可用來結束希特勒統治的領導人。在霍斯巴赫將軍看來，他是元首的罪惡精靈，既冷靜又善籌謀，“是第三帝國里最厚顏無恥的人物”。梅克斯·阿曼則認為，他是“羅伯斯庇爾或熱衷巫術的耶穌會之流”。國聯駐但澤前高級總督卡爾·布克哈特覺得，希姆萊之所以成為一個罪惡人物，是因為“他有集中精力於小事的能力，善於欺上瞞下，且有一套非人道的方法論；他有點像機器人”。在他的小女兒古德倫眼中，他是個慈父。 “不管人們說我爸爸什麼”，不久前她說過，“不管人們怎樣罵他，或將來罵些什麼——他都是我的父親，是最好的父親。我過去愛他，現在仍愛他。”
希姆萊的部下大都覺得他是個待人熱情，事事深思熟慮的領導，具有深刻的民族感。他與秘書們玩紙牌，與副官們一起玩足球。一次，他竟請了十多個女雜工去參加他的生日晚宴，還令軍官們任意挑選她們共席。軍官們有點兒不願意；希姆萊自己把她們的領班帶走了。
他的性格像謎一般，何以如此，在他的青年時期裡找不到答案。他出身於巴伐利亞的一個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是以他父親最著名的門生海因里希·馮·維特爾斯巴赫親王的名字命名的。青年時的希姆萊並不比巴伐利亞他那個階級的一般青年更加反猶。從他在日記中對猶太人的評論可以看出，他是個盲從者，不是個種族主義者，他想公正地對待猶太人。
對於性，他有頑固的信念。這在他所處的時代並不是異乎尋常的。總而言之，他似乎是可預言的、巴伐利亞教育和訓練的產物——前途光明的青年官僚，既嚴肅認真又循規蹈矩。
１９２２年，２２歲的希姆萊成了滿腦子反猶思想的典型的民族主義者。他還帶著浪漫的眼光嚮往軍事生涯。那年，他在日記本的扉頁上寫了一首詩，流露出他願為某件事業而獻身的夢想：
雖然他們可將你刺死，
卻要戰鬥、抵抗、挺立！
你自己可以灰飛煙滅，
卻要令旗幟高高舉起！
所以，一個有這種意志和決心的青年會受到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及其迷人的領導者吸引，這就不足為怪了。他所受的訓練是為了做官，其天性又是忠誠；這樣，他當個職業納粹，可說是十全十美了。當他在黨內平步青雲時，他成了自身思想鬥爭的受害者。他是個巴伐利亞人，但他崇拜像腓特烈大帝那樣的普魯士國王，不斷頌揚普魯士人的樸實無華和吃苦耐勞的精神。他自己長得黑，中等身材，外表有點像東方人。他瘋狂地相信，理想的日耳曼人是北歐人。同時，與他的主子一樣，喜歡身邊有金發碧眼、身材細高的部下。希姆萊下定決心，要在１００年內，用標準黑種日耳曼人（如同他自己與希特勒）與金發碧眼的女人交配的辦法，培育出黑種日耳曼人來。為推行其種族政策，他建立了一個名為“生命之泉”的黨衛軍婦幼保健組織，其主要作用在於為黨衛軍內無子女的家庭收養種族上合適的孩子服務，並幫助種族上合適的未婚母親和她們的孩子。在佔領區，數以千計的小孩被綁架，並在黨衛軍的特別設施內得到撫養。 “世界上的所有好血統”，希姆萊對黨衛軍將領們說，“所有不在帝國這一邊的日耳曼血統，在未來的某一天，都可能將我們毀滅。所以……每個能被帶回德國的最好血統的日耳曼人將他培養成自覺的德國人後代，對我們說來，都是一個戰士，對方也就少了一個人。把全世界有日耳曼血統的人都接回來，我確實有這種想法；能偷則偷，能搶則搶。”戰後，有些傳說很可怕，說“生命之泉”是“種馬場”，在那裡，黨衛軍分子與合適的年輕女人交配，繁殖最優秀的民族。希姆萊的計劃，雖未阻止不合法的生育，但也沒有證據可證明他提倡不潔性交，也無證據證明綁架孩子是大規模進行的。在所有“生命之泉”設施中，僱員只有７００人。這一事實使人對這些說法產生懷疑。
可以肯定地說，希姆萊確曾計劃要大規模地開展這一運動，但是，由於急需安置和滅殺猶太人，“生命之泉”從未發揮其潛力。他羨慕體格上的完善和運動技巧，自己卻不斷遭受胃痙攣的折磨；他的滑雪和游泳的姿勢好得出奇。一次，他身體垮了還力圖爭奪１英里賽跑的低級銅牌。
在德國，除希特勒外，誰的個人權力也沒有他的大，但他依舊那麼謙恭，那樣勤奮。他生來就是個天主教徒，現在卻無情地攻擊天主教會，而他，據他的一個親密的合作者說，又按耶穌會的原則奮力重建其黨衛軍——他勤奮地抄襲“伊格納狄烏斯·羅若拉（*西班牙僧人，耶穌會教祖——譯註）規定的祈禱教令和精神鍛煉的方法”。
數以百萬計的人懼怕他，但在元首面前，他卻嚇得全身發抖。他曾向一個下級承認，一見元首，他就覺得自己像沒做功課的小學生一樣。與元首一樣，希姆萊對物質享受漠不關心；他又與戈林等人不同，從不利用地位去謀取私利。他的生活非常簡樸、節約；吃得很簡單，喝得也很少，一天只限抽兩支雪茄。他在特格恩西為妻子和女兒安了一個家，在科尼西附近為他的私人秘書赫特維希·波達施特（她為他生了一子一女）安了另一個家。他是個富有責任感的男子漢，每個家都安置得很舒適——這樣，自己能花的錢也就所剩無幾了。
在他的教義中，有些是非常古怪的，連他的忠實的追隨者都覺得無法接受：冰河宇宙進化論、磁學、以毒攻毒療法、催眠術、自然優生學、千里眼、信仰治療術，以及巫術等。他創立了在煤上澆水提取煤油，以及從含金礦石中提煉黃金的試驗。
他的所有權力都來自希特勒，但元首私人卻不想與他有什麼來往。 “我需要這樣的警察”，他對夏勃說（希姆萊曾求他為他搞個前往貝格霍夫的請柬），“但我不喜歡他們。”希特勒甚至令他的私人副官黨衛軍上尉舒爾茲，別把每天的軍事討論情形告訴他的名義上的首領。
與此同時，他又把完成隱藏在他心底的任務——“最終解決”——的全權交給了希姆萊。在某些方面，這項任務是適合於他的。從一開始，希姆萊對希特勒就俯首貼耳，完全成了希特勒的人，成了他的信徒，他的臣民。再者，希姆萊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縮影，因為，正是由於他是個勤奮的黨的職業工作者他才能克服自身的問題。他是元首的左右手；儘管見了血或毆打便會嘔吐，他卻成了一個遙控集體屠殺的劊子手，一個高效率的職業謀殺者。
他一方面這樣做，另方面又依然多愁善感。 “我常常殺鹿”，他私下對他的醫生說，”但每次看到它的死眼，我良心上就過不去。”不久前，他冒著危及自身的風險，與陸軍元帥米爾契一起策劃，拯救了在荷蘭的１．４萬名熟練的猶太勞工的生命。他也釋放了被關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的一個空軍上校的母親——她拒絕放棄作為一個“耶和華的證人”的信仰。 （*在受希特勒之害的人中，這些人屬最堅強的。獄中有個長期有效的規定：誰要是放棄他的信仰，誰就可獲得自由。但大多數被關押者都拒絕這樣做。）他這樣做的原因是，米爾契曾以不再與他說話相威脅；他也很想讓別人將他看成“好人”。
假若人們用外交手腕找他請求寬恕，只要求得有理，他便覺得很難拒絕。他曾釋放過一名逃兵；還原諒過一名曾寫文章尖銳地批評黨衛軍虐待波蘭人的官員。但是，他的榮譽感卻不允許他寬恕自己的親屬。他有個外甥，是黨衛軍一名軍官，被告搞雞姦。狀子告到他那里後，他立刻簽署命令，將他送進了懲罰營。在囚禁期間，這個青年又一犯再犯，多次雞姦；希姆萊下令將他處決。黨衛軍法官羅爾夫·維塞替他求情，請求寬大，遭希姆萊拒絕。 “我不想讓別人指責我說他是我的外甥我便寬恕他。”後來，希特勒親自出面，才取消了死刑的判決。
在希姆萊的監督下，到１９４３年秋，屠殺中心的工作效率達到了最高峰。在奧斯維辛，那些被挑選出來處死的人們，竟列隊從吹吹打打的管弦樂隊前走過，而這個樂隊是由犯人們組成的，由猶太小提琴手阿爾瑪·羅塞指揮。然而，特萊勃林卡的情況卻全然不同。處死前，被囚的猶太人通常都知道自己即將去死，因受刺激，常常大喊大叫或大笑，惱怒的看守便用鞭子抽打他們；在獄卒替母親們剃光頭時，嬰兒常礙手礙腳，便被抓來拋到牆上摔死。犯人若有絲毫反抗，看守們和模範囚犯便用鞭子將全身一絲不掛的受害者驅上開往毒氣室的卡車。
行刑隊員的腦中從未閃現過拒絕執行屠殺令的念頭。 “我只能說'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指揮官霍斯後來供認說，“我從未想到過自己要負什麼責任。你知道，在德國，人人都明白，如果某件事出了差錯，只有發號施令的人才能負責。”
行刑隊員們也從不問一聲這些猶太人是否該死。 “你們難道不明白嗎，我們這些黨衛軍士兵是不能思考這些事情的；我們連想都沒想過……我們受的是服從命令的訓練，根本不動腦筋；我們誰都不會想到不執行命令。反正，我要不干別人也會幹。”另外，參加滅絕行動的所有人都受過嚴酷的訓練。 “如果有令，他會開槍射殺自己的兄弟。命令是高於一切的。”（*斯坦利·米爾格萊姆在美國做過多次試驗，證明盲從並非只限德國人才有。在試驗中，米爾格萊姆發現，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被試驗者拒絕做給別人帶來痛苦的事。大部分人只盲從權威的聲音。１９６０年做的這些試驗的結果在越南戰場上，在某種程度上也在水門事件中，得到了證實。上述情形，在米爾格萊姆的《對權力之服從》一書中已有所闡述。）有些行刑隊員還很欣賞自己的工作，但這些人都是虐待狂，是冒著遭上司懲罰的危險這樣幹的。多年前，希姆萊就禁止黨衛軍的任何人單獨對猶太人採取行動。 “黨衛軍的指揮官必須堅強，但不是冷酷無情”，他指示特種行動隊隊長說：“在你工作中，如果你發現某個指揮官越權，或其自我約束力已有含糊的跡象，你要立刻干預。”不久前，他曾就未經批准便槍殺猶太人事件向黨衛軍法律部發出了類似的指示。 “如動機係出於自私、虐待或性愛，應根據情況，分別按謀殺罪或殺人罪量刑。”這毫無疑問，便是他授權摩根將布痕瓦爾德的指揮官拿來受審的原因。
將手下的人訓練得堅強卻又不冷酷，這確是希姆萊的一件難辦之事。為達此目的，希姆萊打出“忠貞即榮譽”的口號，試圖把黨衛軍變成武士。因此，他不但向黨衛軍灌輸種族優越感，還灌輸忠君愛國，同志情誼，忠於職守，忠誠忠實，勤奮努力，以及武士情操等各種道德觀念。他的黨衛軍是黨的“精華”，德國人民的“精華”，因而也是全世界的“精華”。在建立起了向黨衛軍灌輸他的理想的組織體係後，他希望能培養一代新人，“比迄今世界上見到過的要優良得多、寶貴得多”的新人。他親自向黨衛軍演講，告誡他們要有禮貌、要有教養。 “無論請客夜宴，或是組織遊行，只要有客人在場，我就要求你們注意，那怕是最小的小節，因為我要使黨衛軍成為講禮貌的典範，讓他們對全體德國同胞都彬彬有禮。”黨衛軍也應成為整齊清潔的模範。 “我不想看見哪一件白襯衣上有一個那怕是最小的污點。”再者，喝酒時應像紳士，不准暴飲，“否則，我就讓人送一支手槍給你，叫你結果了事”。
事實上，不管他們的任務何等兇殘，他們都應該是紳士。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４日，希姆萊正是懷著這種想法將黨衛軍的將領召至波森的。這次召見的基本目的是要擴大對滅絕猶太人一事之知情人范圍。摩根不久前披露的情況，以及關於集中營乏恐怖的謠言源源不斷傳來，使元首的最忠誠的追隨者也產生恐懼和感情上的突變。現在，既然秘密已經洩露，希特勒便決定把黨和軍方人士也牽扯進“最終解決”。這樣，從效果上看，把他們變成同謀後，他便可迫使他們打下去，一直打到底。戰爭可能已經失敗了；這卻能給他時間去實現他的主要目標。從最壞打算，他也可帶著幾百萬猶太人與他一起死亡。
向黨衛軍發表的講話，是希姆萊爾後發表的一系列講話的首篇。通過這些講話，希姆萊將許多文職領導人和陸軍軍官捲了進來。在某種意義上，首篇演講是最重要的，因為他必須說服黨衛軍：完成這一令人討厭的任務與執行他們的組織的最高原則是不矛盾的。他說，有件極嚴肅的事情他想跟他們談談。 “在我們內部，我要開誠佈公地提一提，但我們永遠不會公開講它。”他顯得有點遲疑，但最終還是開了口：“我是說猶太人撤退的問題，也就是消滅猶太種族的問題。這件事說來很容易——'猶太種族正在被消滅'，有個黨員說，這很明顯，我們的綱領裡寫著——消滅猶太人，我們正在這樣做，將他們滅絕。”
儘管摩根和庫特·格斯坦提出了不受歡迎的懷疑，在喊了多年動聽的言詞和口號後，這些不加掩飾的語言，著實令人震驚。更令人震驚的還是希姆萊對那些利用“最終解決”一直在牟利的人們的譴責。 “有些黨衛軍成員——人數雖然不多——不負眾望，他們死有餘辜。我們有這個道義權利，有我們的人民的職責，去消滅這個種族——當他們要消滅我們的時候。但是，我們無權去發財，哪怕只是一件皮大衣、一隻手錶、一個馬克、或一支香煙或別的東西。因為我們消滅一個病菌後，並不想最終自己受到感染或死於這種病菌。我不允許在這裡出現腐敗現象並讓它站穩腳根，哪裡出現腐敗現象，就在哪裡追究。然而，我們最終卻可以說，我們完成了這項最困難的任務，得到了我們的人民的愛戴。而我們的精神，我們的靈魂，我們的性格等，都未因此遭到它的傷害。”
兩天后，希姆萊又向一群帝國長官和地方長官發表了同一精神的講話。 “'猶太人一定要被消滅'，這句話，只短短幾個字，是很容易出口的。但是，這句話要求執行它的人要做到的，卻是最困難、最難辦到的。”聽眾很清楚，他們即將聽到的正是多少個月來充耳不想聞的東西。 “我要說的只限這個範圍的人聽，且只准聽，永遠不准議論。當人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對婦女和兒童該怎麼辦'時，我在這裡也決定採取一個明確的解決辦法。我覺得，我沒有理由一方面消滅猶太人，就是說，殺猶太人或讓他們被殺，另方面又讓他們的孩子們長大後找我們的兒子、孫子報仇雪恨。必須作出一項強硬的決定——這個民族必須從地球上消失。”
他說，這是黨衛軍有史以來要承擔的最繁重的任務。 “執行此任務——我可以這樣說——我們的人，我們的領導者，無論在精神上或靈魂深處，都未受到哪怕是最小的損傷。即使進行了集體屠殺，他們仍是武士。”廳內鴉雀無聲。尼爾杜爾·馮·希拉赫回憶道：“談到如何屠殺男女老幼時，他非常冷漠無情，就像商人談他的貨藉以對比一樣。在演講過程中，他沒有一星半點兒感情，其內心也完全一樣。”
在講完執行這項令人毛骨悚然的任務碰到的各種困難後，希姆萊便結束了這個話題。 ”現在，你們都知道真情了，大家必須保密，不可對別人講。也許，在過了很長時間後，我們會考慮是否把這件事告訴德國人民。但是，為了替我們的人民承擔責任（為這個主意和行動負責），我們還是把這個秘密帶進墳墓為好。”他與布魯特斯一樣，強迫他的同事的手伸進愷撒的血泊。 （*布魯特斯，古羅馬共和派首領，暗殺愷撒團成員——譯註）“最終解決”已不再是希特勒和希姆萊兩人的負擔，而是他們的擔子了——這副擔子他們只好悶著頭挑。
鮑曼宣布散會後，請大家到隔離大廳用午餐。吃飯時，希拉赫和其他長官們都無言地避免視線相觸。大多數人都已猜到，希姆萊之所以向他們洩露真情，目的是要把他們變成同謀。當晚，他們大喝特喝，喝得許多人都要別人扶著才能上火車——開往“狼穴”的火車。在希姆萊講話前曾向同一聽眾演講的艾伯特·施佩爾，對這一醉酒的場面很是反感。次日，他竟敦促希特勒向這些黨的領導人就自我克制問題進行訓話。 （*時至今日，施佩爾仍聲稱他對“最終解決”一無所知。有些學者指責他，說他參加了希姆萊的講演會，因為在開會過程中，希姆萊的話有些是專為他講的。施佩爾堅持說，他一講完話便立即去了拉斯登堡。米爾契陸軍元帥證實了這點。就算施佩爾不在場，人們也很難相信他會對滅絕營一無所知。從希姆萊的講稿中，人們看得很清楚，他以為自己是直接向施佩爾講話——並認為，他是高級同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