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
在入侵蘇聯後兩天，負責放逐猶太人的萊茵哈德·海德里希書面抱怨說，這不是解決猶太人問題的辦法。例如，必須改變把這些“不合天命”的人放逐到法國的馬達加斯加島去的做法，而採取一個更加可行的解決辦法。 ７月３１日，海德里希收到一封簡短的命令（按元首指示由戈林簽字），指示他“在組織上和財力上作好一切必要的準備，在歐洲的德國勢力範圍內，徹底解決猶太人問題”（*三個星期前，希特勒曾向赫維爾暗示過他將怎麼辦。”我好像是羅伯特·考科醫生搞政治一樣。”這話是在悶熱的暗堡裡的一次晚間冗長的討論會上說的。“他發現了病菌，隨即醫學也就發現了一個新方法。
我發現了猶太人這個病菌和讓社會解體的發酵劑……我已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一個國家沒有猶太人也能生存；沒有猶太人，經濟、藝術、文化等等，會發展得更好。這就是我所能給予猶太人的最大的打擊”）。
隱藏在乏味的官僚語言後邊的，是給予黨衛軍去滅絕歐洲猶太人的壓倒一切的權力。作為第一步，希姆萊——在明斯克的經歷仍令他心驚肉跳——問黨衛軍的主治醫生，集體滅絕的最好辦法是什麼。回答是：毒氣室。第二步，他把波蘭最大的集中營指揮官魯道夫·霍斯召來，秘密地授以口頭指示。 “他告訴我”，霍斯作證說，“大意是這樣——我記不清原話了——元首已下令最好解決猶太人問題。我們黨衛隊必須執行這道命令。現在若不執行，將來猶太人就會消滅德國人民。”希姆萊說，他特意挑選了霍斯的集中營，因為在戰略上奧希維茨地處德國邊境附近，有足夠空間，可達到隔離的要求。霍斯警告說，這種行動應按帝國國家級機密對待。他不准與自己的頂頭上司討論這個問題。於是霍斯回到波蘭後，便背著集中營的檢察官，偷偷地擴充地盤，以便將它變成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殺人中心。他的所為甚至連妻子也沒有告訴。
希特勒之所以會產生集中營這個概念，以及認為集體屠殺可行。據他宣稱，是他研究英美兩國歷史的結果使然。他非常欣賞南非為波爾戰俘設的集中營和美國在荒涼的西部為印第安人設的集中營；他常在內層親信中稱讚美洲滅絕——用飢餓甚至打仗的方法——那些靠囚禁不能馴服的紅種“野蠻人”。
時至今日，他仍在小心翼翼地將自己的總的政府與德國的結合起來，因為兩者的總目標是一致的。日耳曼人的榮譽與軍力的複興，日耳曼國土的收復，甚至向東擴展的生存空間，這些都得到了他的大多數同胞的支持。但是，一條十字路終於擺在他面前。希特勒必須繞道行之，一舉而永遠解決猶太人問題。在許多德國人願意參加這種民族主義的遠征的同時，大多數德國人只希望繼續對猶太人進行有限制的迫害，因為它已獲得數以百萬計的西方人的默許。
希特勒的意圖是，開始消滅猶太人時一定要保密，然後再一點一點地將消息洩露給他自己的人們，最終待時機成熟時再向他們披露詳情。這便能將德國人民的命運與自己的命運捆在一起，而他的命運也就成了德國的命運。這樣聯繫起來進行他的清洗歐洲猶太人的遠征，將成為全國的任務，並將動員全國人民作出更大的努力和犧牲。它也能割斷遲疑不決、心腸慈善的人的後路。
至此時，這一切都仍向希特勒的貼身人員保密——包括秘書、副官、僕人和貼身參謀。屆時，到１９４１年秋，元首便在餐桌旁公開發表評論。這或許是披露真情的試探。 １０月中旬，在講完民眾在生活中必須講禮貌和規矩後，他說：“但是，首要的是剷除猶太人。沒有這點，污垢清除得再乾淨也是徒勞。”兩天后，他把話說得更加明白：“在議會的講台上，我向猶太民族預言，如果戰爭不可避免，猶太人將從歐洲消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有２００萬人死亡，對此，這個罪惡民族心中已有愧；現在又有成千上萬人死亡。你別對我說，你也不能把他們關進俄國的沼澤地呀！誰為我們的部隊操過心？順便說一下，公眾中謠傳，說我們有個滅絕猶太人的計劃。這個想法不錯嘛。恐怖是個有益的東西。”他預言，建立猶太國家的企圖是注定要失敗的。 “我有許多帳要算，但今天我不能想。這並不是說我忘了它們。到時我會拿出厚厚的一本來！即使是關於猶太人的問題，我發現自己仍很不積極。目前夠困難的了，再去增加困難，這是毫無意義的。善於坐待良機的人，其行動才機靈。”
希特勒推遲實行“最後解決”的一個原因是，他希望通過暗示要滅絕猶太人這個威脅，能使羅斯福不參加戰爭。但是，珍珠港事件使這個微弱的希望成了泡影。於是乎，希特勒的希望變成了怨恨，“滅絕”也成了國際報復的一種形式。
決定作出後，元首便告訴參與“最終解決”的有關人員，屠殺時應盡量做到人道這一點。這是符合他的信念的。就是說，他是遵奉上帝旨意，掃除世界上的害人蟲的。儘管他憎恨羅馬教堂的教階組織（“我現在是將來也永遠是天主教徒”），他仍是個頗有資格的天主教徒，還牢記著天主教教義。即是說，耶穌系猶太人所殺。因此，滅絕猶太人便是替耶穌報仇，無須引起良心上的痛苦——只要做得客觀，做得不殘忍，仁茲地進行屠殺——這使希姆萊很高興。他令專家們建造既有高效能地又能“人道地”大規模滅絕猶太人的毒氣室。然後，他便把受害者裝進貨車廂，送往東部，讓他們先在山洞裡生活，待波蘭的屠殺中心完工後，再送到那裡去。
現在，建立清洗機構的時刻到了。負責籌建這一機構的海德里希，向許多國務秘書和黨衛軍主要辦公室的頭頭們都發出邀請，讓他們參加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０日舉行的“最終解決”的會議。應邀的人們只知道要將猶太人押解至東部，並不太明白“最終解決”的含義。於是，他們便懷著濃厚的興趣期待著會議的召開。
由於會議推遲６個星期舉行，他們的好奇心也就慢慢消失了。德占區的波蘭政府首腦弗蘭克，由於等得不耐煩，便派他的副手菲利普·波勒前往海德里希處打聽詳情，於１２月中旬在克拉科夫自行召開會議。 “我要公開告訴你們”，希特勒的前律師說，“無論用這種或那種方法，我們總是要把猶太人幹掉的。”“即將在柏林召開的會議是個重要的會議，將由波勒代表首腦出席。肯定地，大規模移民即將開始。但猶太人身上會發生什麼情況呢？你們以為他們真的會在東部的村子裡定居下來嗎？在柏林，人們對我們說，為什麼要無謂紛擾？'在東部，我們也用不了他們呀。讓死人去埋葬他們的死人呢！'”他敦促聽眾，切勿同情他們。 “不管在哪裡發現，只要有可能，便要把猶太人消滅。”這是一件艱鉅的任務，無法通過法律途徑去完成。法庭和法官均負不起執行如此極端之政策的重任。他估計——粗略地估計——在德占區就有３５０萬猶太人。 “我們不能槍斃這３５０萬人，不能將他們毒死。但我們可採取措施，成功地滅絕他們。我指的是柏林正在討論的措施。與帝國一樣，德占區也將會沒有猶太人。在什麼地方搞，何時搞？我們將在這裡設立機關，這是他們的任務。到時，我會告訴你們他們將怎樣搞。”
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０日，波勒來到柏林參加海德里希召開的會議時，比大部分與會者都了解會上之所云。上午１１時許，坐落在格羅森·萬塞街５６—５８號的“帝國安全主要辦公室”的一間房子裡，集合了１５條大漢，有羅森堡的東方部的代表，有戈林的空軍計劃處的代表，有內務部、司法部、外交部的代表，還有黨務部的代表等。眾人隨便在桌旁坐定後，主席海德里希便開始講話。他說，他“身負重任，把最後不分疆界解決猶太人問題的辦法搞出來”。說完這番委婉話後，他接著又遮遮掩掩說了一句令人摸不著頭腦的話（此話涉及希特勒）：“現在不搞移民了”，他說，“有一種更好的解決辦法，元首已表示同意——那就是，將他們驅逐至東方。”
說到這裡，海德里希拿出一張圖表，該圖表顯示出何處的猶太人聚居點要撤走。他還暗示了他們的命運。適合勞動的將組成勞工隊，但是，苦難中僥倖活下來的人們也不准自由行動。因為這樣一來他們便會“組成新的細菌細胞，讓猶太民族重新崛起。歷史已給了我們這個教訓。”羅森堡辦公室的代表格奧爾格·勒伯蘭德摸不著頭腦。外交部的馬丁·路德也被搞得糊里糊塗。他抗議道，大規模撤走猶太人將給丹麥和挪威等國帶來嚴重的困難。為何不把驅逐地限於巴爾幹半島和東歐？與會者離開柏林時，腦中的印象五花八門。波勒完全明白海德里希所說的。但路德卻對弗里茨·赫塞說，沒有屠殺猶太人的計劃。勒伯蘭德和他的上司阿爾弗雷德·梅耳，也向羅森堡作了類似的匯報。他們說，會上隻字未提滅絕一事。
３０份會議記錄被分發給各部和黨衛軍的各主要辦公室。這樣，“最終解決”一詞便在帝國機關內為人所共知了。然而，海德里希之所云的真正意思卻只有接近滅絕行動的人才能心領神會。不過，說來也怪，在這些精選人員中，許多人竟相信，阿道夫·希特勒本人並不知道他們陰謀進行集體屠殺。例如，主管蓋世太保的“猶太人撤退辦公室”的黨衛軍中校阿道夫·埃希曼就認為這是個神話。萬湖會議後，他與蓋世太保頭子繆勒和海德里希一起，”舒舒服服地圍壁爐而坐”，一邊喝酒，一邊唱歌。 “過了一會兒，我們登上椅子，互相祝酒；然後又爬上桌子、登上椅子來回閒走。”埃希曼加入了此次歡慶，一點兒也不反感。 “那時”，他後來作證說，“我真有點兒彼拉多（判耶穌釘十字架者——譯註）的感覺，因為我內心完全無愧……我要審判誰？在這件事情上，我有心事又向誰說？”他，繆勒和海德里希，不過是在執行元首本人制定的法律罷了。
數天后，希特勒本人不自覺地證實，“最終解決”的確是他提出來的。 “我們必須採取激烈的行動，”１月２３日午餐時他當著希姆萊的面說，“拔牙時，只要使勁一拔，痛苦便很快消失。歐洲必須清除猶太人。猶太人阻礙了一切。一想到這點，我只覺得自己真是人道到了異乎尋常的地步。在執行教堂的規定時，猶太人在羅馬還受到虐待。直至１８３０年，每年還有８名猶太人騎驢在羅馬游街。至於我，我只限於告訴他們，他們應該走路。中途要是出了什麼事，我就無能為力了。但是，如他們不自動自覺走，沒辦法，我只好搞滅絕了。”在此之前，他從未向共餐者如此開誠佈公地講過。對此問題，幾乎全神貫注。到１月２７日，他再次要使所有猶太人從歐洲消失。
數天后，為慶祝國社黨執政９週年，他在體育館發表演講，公開暴露了他對猶太人的憂慮。 “對猶太人，我真不願開口議論”，他說。接著，他便長篇大論起來：“他們是我們的宿敵。因為我們，他們的計劃破了產，所以，他們恨我們，我們也恨他們。我們明白，這場戰爭結束時，不是日耳曼民族從歐洲消失，便是猶太人消失。”他提醒聽眾——內中有４０名左右高級軍官——注意，早在１９３９年，他就曾預言，猶太人將被消滅。 “流血至死的不是別人，正是猶太人，這還是第一次；猶太人的古老的法律'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被應用，這也是第一次。這場鬥爭越展開，反猶鬥爭也越將繼續——這一點，請全球的猶太人相信好了。他們會在每個戰俘營中找到歸宿，在每個被喚醒為何要它作出犧牲的家庭中找到歸宿。除掉世界上最兇惡的敵人至少一千年內才能作到的時刻，將會到來的。”
對那些正在設計毒氣室的人們說來，對那些在波蘭建造屠殺中心的人們來說，特別是對那些正在使用“最終解決”的機關的人們來說，這是集體屠殺的號角。但是，對外國觀察家，例如阿維德·弗雷堡來說，希特勒那天下午的露面和講話，似乎是德國將遭受災難的先兆。 “他的臉孔”，這位瑞典記者寫道，“似乎飽經風霜，他好像拿不定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