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清晨，９月２９日，元首在慕尼黑與邊界之間迎接墨索里尼。此舉不獨是給予一個盟友的禮遇，而且還使希特勒有機會將事態的最新情況告訴墨索里尼。當兩個獨裁者乘坐元首的專列開往巴伐利亞的首府時，希特勒透露說，“'西壁'一旦竣工，他就用不著害怕來自那裡的攻擊了。假若英法兩國真的笨到發動突然襲擊的地步，那麼，敵人還來不及動員戰爭便會結束。”“我沒有必要去動員。德國陸軍嚴陣以待，只消請求行動，我的目標便能實現。”
參加慕尼黑會議的另外兩名成員是乘飛機前往的。張伯倫離開赫斯頓時，天下起了小雨。他對記者們說：“小時候，我常常說，'第一次若不成功，那就努力，再努力！'這就是我現在的所為。待我回來時，我希望我能夠說，正如霍斯帕在'亨利四世'中說過的那樣，'衝破艱難險阻'我們摘下了這朵鮮花——安全！”
法國總理在“達拉第萬歲！”、“和平萬歲！”的喊聲中，在勒布蓋機場登上了飛機。飛機是在濃霧中起飛的。上午１１時１５分，這架雙引擎飛機在慕尼黑機場降落了。弗朗斯瓦·本塞是看著達拉第走下飛機的。他發現，達拉第雙眉緊鎖，眼角的皺紋既多又深。他離開時，城裡既緊張又可怕。但是，令他驚奇的是，他發現德國人竟興高采烈。他們用熱情的歡呼聲迎接他，好像他是個英雄似的。
張伯倫是在午前數分鐘著陸的。在前往里奇納宮旅館途中，他也受到了盛大的歡迎。在旅館裡僅留數分鐘後，他坐上敞篷汽車前往新近落成的元首大樓——會議將在那裡舉行。這座元首大樓系國家社會主義黨圍繞科尼希廣場而建的大樓群之一，用巨石砌成，建築緊湊，中央廳寬廣異常，高６５英尺，寬１００英尺。大廳裡有兩座壯觀的石階，通向會議室。
張伯倫及其兩名同事，身穿黑色制服，首先來到會議室。
接著前來的是墨索里尼——他抬頭挺胸，步履輕快，無拘無束，好像他是主人似的。最後抵達的是元首。他的目光嚴厲而奇特，使達拉第感受不淺。會議參與者及其助手們座位設在小餐廳內的長台上，他們彼此互相打量，客氣但冷冷地握著手。希特勒極力裝出和藹可親的樣子，他在眉宇之間卻現出關切，因為客人們大都不講德語，他不能與他們自由交談。
拘謹地進完自助餐後，希特勒領著眾人進了一間四方形的房子——鳥瞰著科尼希廣場。房子很是壯觀，四周的牆壁用皮革覆蓋，還有不少花草和各種畫。牆上還有個大理石砌成的壁爐，壁爐上方懸掛著崙巴赫畫的巨幅俾斯麥畫像。
由於準備工作極差，且又沒組織好，會議一開始便混亂不堪，且越開越糊塗。會議既無主席又無日程，也沒有大家同意的程序，完全成了各有關人士間的自由交談。一次，在關於就蘇台德地區的財產向捷克人提供賠償的問題上，張伯倫表示關切而且喋喋不休。這令希特勒坐立不安。他喊道：“我們的時間非常寶貴，不能消費在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
墨索里尼就如何解決蘇台德問題提出了一份書面提案，使會議稍稍有了點兒程序（這份提案實際上是德國人起草的，但墨索里尼將它作為自己的提案提出來）。那時已是下午３時了，會議體會進午餐。午餐後，會議開得更加混亂，簡直是亂七八糟。經常三四個人同時發言，使施密特無法進行工作。
他堅持，發言者應在會議發言譯文宣讀後才進行。在外邊透過玻璃門看熱鬧的人們看來，他活像是個正在糾正混亂的課堂秩序的小學校長。使情況更為複雜的是，外人也紛紛闖進會議室。戈林、弗朗斯瓦·本塞、漢德遜、阿托利科、威茲薩克等人，帶著書記、秘書和隨從，大搖大擺走了進來。他們一進來便圍繞主要與會者而坐，而主要與會者則在大壁爐前形成一半圓圈而坐，這樣一來，整個會場看上去就像高籌碼賭注就要揭曉時的賭場一樣。
會議已由墨索里尼主持了。墨索里尼能操四種語言，其餘三位會議參與者只能講各自的語言。他的英語講得十分吃力，法語講得像意大利語，德語是否能讓人聽懂還是個問題，他仍像個首席翻譯，像個無秩序的合唱隊的指揮——唯我獨尊但和氣可愛，他用德語向希特勒提問，將回答的要點而不是原話分別用英語和法語轉告給英法兩國代表團。 “那天我很開心”，他後來對黨衛隊上尉多爾曼（他帶他前來當譯員）說，“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我身上，不是集中在達拉第先生或張伯倫先生身上。這真是個值得凱撒出席的場合。你記得不記得？”
快到傍晚時，室內的空氣更加緊張了。後來，英國終於端出了一份提案。除蘇台德公民投票以及要為捷克的新邊境提供國際保證等條件外，其餘全被接受。在討論——冗長但並不特別刻薄——抵達高潮時，多爾曼被召了出去，有位罩著面紗的神秘女人求見。在哨兵室，他發現此人原來是阿托利科大使的夫人。她要求讓希特勒先生“立刻毫無延誤”地將會議進行情況告訴她。因為她曾在羅列託的香客教堂向聖母瑪麗亞許過願：若會議開得成功、世界和平得以維護，她會攜一支金色的大蠟燭回來。她的火車還有半小時就要開了。
多爾曼說，此事他不能去問希特勒，問問墨索里尼或齊亞諾還馬馬虎虎。問他們可不行；她叫他去問無事不曉的希姆萊。
多爾曼無計可施，只好去找帝國元首。 “起初，他覺得驚奇，一想又覺得好笑。他授權我宣布，和平已有保證。”
協議看來可以簽訂了。但仍有若干點需要澄清。那時已是晚上８點了，希特勒已不耐煩了。他原已準備好了酒席以慶祝會議結束；此時飯菜已涼了。他建議休會，先去赴宴，因為討論還可能再拖上幾個小時。英法兩國代表以要向政府打電話為由婉言拒絕了他的邀請。但施密特卻覺得，他們無心思出席宴會。 “和平是取得了，但名聲卻遭到重大損失。”英方代表匆匆返回“里吉納”飯店，法國代表則趕回“四季”旅館——回去後，他們讓人將飯菜送至房間。與此同時，德國人與意大利人則在元首大樓用香檳酒和各種佳餚歡慶胜利。
當代表回去和他們的顧問們在壁爐前坐下來時，已是晚上１０點多了。他們重又將協議作了廣泛的修改。由於拖拖拉拉，一直到深夜後才達成協議。 “實際上，這早已成定局”，戈林後來對一位美國心理學家說，“無論是張伯倫還是達拉第，他們誰都無意為拯救捷克斯洛伐克而作出任何犧牲或去冒險。這對我是清楚不過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命運在３小時內便決定了。他們後來喋喋不休地爭吵的是'保證'這個字眼。
張伯倫關注兩方；達拉第則對事事都不加註意，他就這樣坐著。 ”（戈林滑了下去，半躺半臥地坐著，臉上還作出厭煩的表情。）“他只不時點頭稱是，事事都沒有一星半點兒反對意見。希特勒竟如此輕易地左右了這件事，這今我驚奇不已。畢竟，他們也很清楚，斯科達公司等，在蘇台德開有兵工廠，捷克斯洛伐克完全受我們擺佈……當他建議將蘇台德界外的某些軍備在佔領蘇台德後立即搬遷進去時，我原以為會大吵特吵的——但是沒有，連斜著看一眼也沒有。我們得到了所要的一切，可說是如願以償了，而且是這樣得到的。 ”（他爽快地彈了一下指頭。）
凌晨１時３０分，一份眾人皆可接受的文件被正式放置在一張紅木台上——靠近做工考究的大墨水池。條約規定，從１０月１日起，蘇台德的撤退工作將分四階段完成。協議還規定建立國際委員會，以決定在何區舉行公民投票，以及最終劃定疆界。
希特勒顯得心滿意足。由於第一個簽字的是他，他發現那個大墨水池是乾的，便忙令取個新的來代替。最遲來的是他，但第一個走的也是他。 “希特勒眼中放射著勝利的光芒，大步走下元首大樓的寬闊的石階”。此情此景，令記者威廉·希拉印象尤深。
張伯倫和達拉第又呆了相當長的時間後才離開。他們的責任是相當痛苦的：要把捷克的命運通知捷克人——捷克的兩名代表整天在焦急地等待著。凌晨２時１５分，他們被帶至張伯倫的旅館房內。這兩名代表在聽候宣判時，室內的氣氛窒息得讓人喘不過氣來。張伯倫長篇大論，如此這般講了一通，達拉第便把一份協議書遞給捷克人——此時，張伯倫開始打哈欠了。一個捷克人哭了。 “相信我好了”，弗朗斯瓦·本塞告慰他說，“這些都不是最終的。它不過是一個剛開場的故事的一剎那，而這個故事也必將將此舊事重提。”
達拉第一覺醒來，聽見旅館外歡聲四起，簡直令人神魂顛倒。他們又唱又跳，高呼“親愛的小達拉第”快出來——達拉第無奈，只好步出房門，到陽台上與眾人相見。
當日上午晚些時候，達拉第乘敞篷車前往希特勒寓所舉行最後一次會談。在街上，他又受到了慕尼黑市民的歡呼。英國首相此次德國之行還擔負著一項重大使命。他已草擬了一份簡短的聲明，希望希特勒能在此聲明上簽字。這份聲明，遠遠超過了在元首大樓簽署的文件的意義——它表明，兩國決心永不再交戰。 “如果他簽字”，吃早餐時，他對議會秘書說，“並遵守之，這很好；如他出爾反爾，那就能說服美國人，使美國人相信他是什麼人。”
希特勒一聽完這份備忘錄的譯文，便連聲稱“行！行！行！”兩人未費多少口舌便在上邊簽了字。張伯倫將一正文交給希特勒，另一份則由自己保存——他堅信，希特勒也與自己一樣熱心。然而，施密特覺得，對於措辭他雖同意了，但有點勉強；他之所以簽字，僅是要使張伯倫高興。希特勒似乎要散佈互相矛盾的印象。他私下高興地對男僕說，首相如此老邁年高，還專程前來看他。 “我給他的東西夠多的了。他不會很快又再來”。然而，一會兒後，他又對陸軍副官格爾哈德·恩格爾少將說，“他喜歡這位老人，希望能繼續與他談判。”希特勒向恩格爾保證，他自己“並不想採取有潛在危險的任何步驟。首先得消化已得成果。解決波蘭問題的辦法是不會跑掉的”。
張伯倫的座機於清晨５時３８分在赫斯頓著陸。他站在機艙門口，帶著微笑，揮動著他與希特勒簽署的文件。 “我將它搞到了！”他對哈利法克斯喊道，“我將它搞到了！”群眾的歡呼聲仍在耳旁吼叫，他便當眾宣讀了英王寫給他的信，要他“立刻趕至白金漢宮，以便令我本人有機會對您的慕尼黑之行所取得的成功表示最衷心的祝賀”。
從機場至宮中的途中，他受到盛大歡迎——給予英雄的歡迎，這在英國歷史上是罕見的。在一封私函中，他曾描述道，街道上“從頭至尾都站滿了各個階級的人士。他們高聲歡呼，把嗓子都喊啞了。他們跳上汽車的踏板，捶打著玻璃，把手伸進車內與我握手”。整個英國似乎都要向他祝賀並感謝他。 “沒有一個從沙場得勝回朝的征服者”，倫敦的《泰晤士報》評論說，“曾獲得更榮耀的桂冠。”
在唐寧街１０號前，他被人群包圍了。人們尖聲歡呼，不願散開。張伯倫無奈，只好走至一敞開的窗戶前。歡呼之聲越來越大，最終成了“他是個大好人”的喊聲。他站在窗前，滿面紅光。這扇窗戶恰好是１８７８年迪斯勒里從柏林會議回國後宣布“光榮的和平”時所站立過的窗戶。他說：“在我國的歷史上，這是光榮的和平。兩次從德國回到唐寧街，我認為，這是我們時代的和平。”
數週來的危機終告結束。英國除少數人外，均興高采烈。
然而，在新總理詹·西洛維將軍上任並通過電台宣布由於他們已遭拋棄、孤立無援，本屆政府被迫接受慕尼黑的命令時，布拉格並未舉行慶祝。他說，這是“領土之減少與國家之死亡”之間所作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