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雖然在國內獲得了批准，在國外卻不然。尖銳的文章或社論紛紛出現。國外的攻擊雖然使希特勒畏縮，但其關心的首要問題是，他自己的人中懷疑自己可能受其之風日甚一日。這些恐慌是人們的交頭接耳之音產生出來的：例如，受害者之一是希特勒的宿敵即巴伐利亞州總督馮·卡爾，是*？酒館起義時期“自食品言”的三巨頭（有人譯為“三駕馬車”——譯註）之一；音樂評論家威裡·施密特是在房內拉大提琴時被捕，後來又被當作當地的衝鋒隊首領威廉·施密特殺害的。
這些懷疑的種子雖然幼小，但它加劇了希特勒之不安心情。老友和老同志的被清洗確實使他恐懼，使他不敢拋頭露面。他私下里讓現已成為他之心腹的赫斯對被害者的孤兒寡母和親屬進行撫卹（是後悔使然）。赫斯使出了渾身解數，安慰音樂評論家的寡婦說，她應把丈夫之死看作是為一偉大事業而獻身。他也向她保證，帝國會給她一份養老金。斯特拉塞爾太太和羅姆的母親也得到了領養老金的許諾，但後者卻斷然予以拒絕——她不相信兒子是個同性戀者（時至今日，他哥哥和嫂子仍斷然予以否認）。她不願要殺害兒子的兇手的一文錢。
希特勒也試圖與巴本和好，邀請他參加７月３日舉行的內閣緊急會議，好像他從未被扣押似的。希特勒顯得和藹可親，請副總理在平日的席位上就座。巴本大怒，說這是完全不可能的，要求單獨與希特勒談話。兩人移至隔壁房間後，巴本把在他屋內抓人、自己的新聞官被殺一事原原本本地告訴了希特勒。他要求對此事立即進行法定調查，並堅持要立即宣布他辭職。希特勒予以婉拒。於是，他便立即前往本德勒大街去見他的老友馮·弗立普將軍。一見巴本，參謀總長竟睜大雙眼，好像見鬼似的。 “你看到了，我還活著”，巴本說，“不過，該阻止清洗了。”他問，不是你弗立普首先阻止清洗的嗎？參謀長靦腆地解釋說，“沒有勃洛姆堡或興登堡的明確命令”，他是無法行動的。前者“嚴厲地反對乾預”，後者又找不著。
在內閣會議上，馮·勃洛姆堡將軍代表軍隊，對希特勒如此神速地粉碎了叛國分子表示祝賀。這就給了希特勒一個把他的殘酷的行動變為有理的天賜良機。 “船上發生叛亂時”，施維林·馮·克洛西克記得他說過，船長不能等到上岸後才採取法律行動。他必須在起事的時間和地點採取行動。 ”
內閣成員（包括司法部長在內，他的一個右派朋友被殺害）沒有一個是反對的。接著，閣僚便著手去做他們被集合起來要做的事：頒布一項法律，宣布６月３０日、７月１日和２日所採取的措施”為合法，是“保衛國家的緊急措施。 ”
要求辭職的官員並不止巴本一人。巴伐利亞司法部長也主動提出下台。 “人們在大洋中間就棄船嗎？”希特勒刻薄地說，“我跟許多人都吵過架，但我得把一切都緊緊結合在一起。我們是戰爭中的一支軍隊。”他辯解說，正義與革命是水火不相容的，“別忘了，每個革命都有它自己的受害者！”希特勒明白，對於清洗，弗蘭克是反感的，但現在已無可挽回了。
“我的死敵太多了。現在，一切都得靠我的權威。”弗蘭克說，警方的權力太大，眾多黨員又將法律握入自己手心。希特勒回答說：“只有把政治需要交給其它機關，法律和監察才能為社會提供最佳服務！”
對集中營越來越多一事，希特勒居然也有個答案：“如我與莫斯科一樣，有廣闊無垠的西伯利亞，那我就不需要什麼集中營……世界上有誰在談論布爾什維主義的數以百萬計的受害者？世界上的猶太報刊之所以追逐我，是因為我反猶。斯大林先生是他們的心肝寶貝。”弗蘭克把辭呈撕成了碎片。
巴本卻沒有如此容易說服。他堅持要他的新聞官的殘骸——骨灰盒——並在施安貝格公墓舉行適當的葬禮。希姆萊警告說，這可能會招來公眾的遊行示威，但巴本置之不理。他不但在葬禮上發表了一起動人的講話，而且還不斷寫信猛轟元首，對繼續監禁其４名下級人員提出抗議，並要求對其新聞官之死進行公開調查。希特勒變換手法，裝出一副耐心的典型的樣子，勸巴本勿操之過急。他說，在４８小時內國會將舉行特別會議。聽取關於清洗的全面解釋。到那時，他將以元首的身份對發生的一切承擔責任，包括“過份熱情”時所發生的不幸事件。
７月１３日是星期五，克羅爾劇院周圍戒備森嚴。一位老外交家評論說：“在其它國家，政府處於水深火熱中的情形我見過不少，但是即使在沙皇政府處於最危險的時期，我也未見過這種情形。”從總理府到講台的路上，兩邊都有警察和黨衛軍重兵警戒，劇院的各個休息廳都被反复搜查。大小進口處都由頭戴鋼盔手執大刀的軍隊把守，禮堂內則安插了眾多的便衣暗探。 “美國、法國和俄國大使均拒絕出席——沒有人看不出，在締造政權的人們中，一個狂暴的、既敵對又恐懼的時期開始了。”
上午８時，臉孔嚴峻的希特勒走上講台。他扶住講台，好像要保持平衡似的。他伸出一臂，生硬地行了個抬臂禮，接著便以較往常更嚴厲的聲音開講，似乎在向聽眾保證，他希特勒已再次控制了事態。關於清洗，他作了一個冗長而動人的解釋。他解釋說，清洗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各個集團採取了叛國的行動。他將這些集團稱為“破壞分子”和“國家的病態敵人。”這可謂是在描述早期的他——以及他現在世界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以天生的講故事者的技巧，描述了事態發展的全過程，一直講到他如何戲劇性地作出決定，親手參與平叛。他的表演，把劇院內的每個人都弄得有如吃了符咒——外國觀察家除外。在全國，人們圍在收音機前傾聽他的講話——同樣被弄得神魂顛倒。在美國大使館，曾發誓不再聽德國總理講話，除公事外不再與他會晤的多德大使（“一看見此人，我就有恐怖的感覺。”）也在聽希特勒的講話，但不相信他所宣稱的只有７４名策劃者——包括數名文官和黨員——在這場醜聞中喪生。他也不相信處決了３名曾“不知羞恥地虐待過”在押犯人的黨衛軍之說。最後一說，顯然是要說服巴本，曾屠殺像他的新聞官那樣的無辜者的兇手已受到懲罰。這種言歸於好的精神也以菩提議特赦而延伸至那些曾參與反叛、尚未受到懲罰的人們身上。 “德國人民所能得到的珍寶是內部的秩序和國內外的和平。讓我們大家都為此承擔責任吧。在這一歷史關頭，本人準備對過去２４小時內發生的一切承擔責任。在這２４小時中，本人作出了生氣最痛苦的決定；在焦急地考慮如何牢牢地掌握這個世界所賦予我們的最寶貴的東西——日耳曼人民和日耳曼帝國——的關鍵時刻，命運再次教育了我！”
仔細挑選過的聽眾唰地站了起來，熱情地向他鼓掌。就在高潮迭起的時刻，這次大會的主要目的也立時完成了：國會一致通過提案，把屠殺以“保衛國家安全的緊急措施”的名義合法化了。這樣，希特勒便在事後獲得了屠殺許可證。連片言隻字的反對都沒有。立法者將希特勒奉若神明，使他成為法律的唯一來源。
批准希特勒對沖鋒隊進行殘酷的清洗和殺害馮·施萊徹爾及馮·勃萊多夫兩將軍的軍方人士並不只國防部長馮·勃洛姆堡一人。軍官團對兩同誌之死竟泰然處之，對希特勒之所為視而不見，理由是，鎮壓迫義是對國內和平的保證。 “我們對這一事件的結論”，卡爾·鄧尼茨回憶說，“完全受內閣決議的影響。這個決議援引了國家緊急狀態條文，從法律上批准了所採取的一切措施。”
軍官們的感情感染了普通的士兵。幾天后，部隊進行了遊行。當希特勒的敞篷車打一隊士兵跟前駛過時，士兵們高聲向他歡呼。 “這種自發的遊行”，法國武官報告說，“在德國軍隊中是罕見的。”
敢於開口抗議的軍官只有那麼一小撮，而他們的領頭人又幾乎與興登堡一樣年邁。傑出的軍官陸軍元帥奧古斯特·馮·瑪肯森曾數次打電話給總統，希望他能阻止這場血洗運動。但他所得到的回答總是說，老頭子有病，不能說話。由於屢次受挫，瑪肯森便親身前往希特勒處，請求他重新建立公眾生活的正常秩序。他的話打動了元首，使他好一陣才說出話來：“可能是像您說的，元帥先生，但我也沒法子。我不能走回頭路。”
瑪肯森決心將真情告訴興登堡。他協助草擬了一份備忘錄，將施萊徹爾和勃萊多夫兩將軍被害的經過作了詳細的闡述，並要求懲罰肇事兇手。它也敦促總統將勃洛姆堡、戈培爾、雷伊、牛賴特和另外兩名納粹分子逐出內閣，並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一看守小組。提名中沒有希特勒，大概是在軍事專政下仍繼任總理。
這份備忘錄的結尾是極富感情的：“您閣下曾三次挽救德國於水火；在達能堡，在戰後，以及在您當選為帝國總統的時刻。閣下，請第四次挽救德國吧！在本備忘錄上簽字的將軍和高級軍官立誓忠於您和祖國，直到最後一息。”瑪肯森在總參謀部斡旋，獲得了２４名將軍和高級軍官的簽字，其中不少人與興登堡和施萊徹爾同屬一兵團。備忘錄的押腳日期是７月１８日，但於２０日才抵達諾伊德克。然而，這個勇敢的行動卻無濟於事。這份備忘錄很可能被他周圍的人扣押；倘使他讀到了這份備忘錄，那他也未能採取任何行動。
看來，德國社會各有影響力的階層，若不是被嚇破了膽，就是被爭取了過去；原本是希特勒個人的災難，最終卻變成了他的某種勝利。清洗一舉結束了長起來在折磨他的黨的分裂主義。只此一舉，衝鋒隊便一厥不振。
衝鋒隊之失便是希姆萊之得。在瑪肯森的備忘錄抵達諾伊德克的同一天，希特勒將黨衛軍晉升為一獨立組織，允許它組織武裝隊伍。這對軍方是個沉重打擊。軍隊曾以其榮譽批准血洗衝鋒隊，結果卻又碰上一個更強大的對手。
黨所付出的代價是小的：他喪失了許多最熾烈的黨員即衝鋒隊裡的理想主義者。 “你必須明白，我們喪失了一切”，海因·盧克說（海因·盧克後來成了最受希特勒寵愛的奧托·斯柯茨尼突擊隊的中尉，頗受信任），“我們睡在廚房裡席子上，次日我們三人便以只值十文錢的方牛肉塊作早餐。”在爭奪權力過程中，盧克被捕２０次，而他的經歷並不是異乎尋常的。 “到頭來，說明白點兒，我們被出賣了。我們要的是個新社會，但是呢，我們卻突然發現，反動派原來在我們這邊。萬歲！愛國主義！不再搞什麼革命了。６月３０日是運動的合乎邏輯的結果，而運動現在正受到希特勒的破壞。”像盧克那樣的人們，他們堅信，羅姆不過是想把希特勒拉回到革命的老路即社會主義上去罷了。 “就是那個希特勒，在自己的營壘內造出了真正的敵人。就我和我的朋友們而言，作為人的希特勒已經完蛋了。”
另一個年輕的衝鋒隊領導人，維爾納·諾曼，也丟掉了幻想，且大為惱怒。他後來雖然當上了戈培爾的私人秘書，但這一切他是不會忘記的。 “羅姆事件”，不久前他說，“對第三帝國的發展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是首次目無法紀的非法行為，是獲國防軍批准，獲全國的國家機構和法人的批准的。這完全是目無法紀的非法行徑，但誰也未站起來說，'適可而止，勿再發展'。連教會也不吱聲。而這些人都不能說對此事一無所知。誰都知道發生的一切。我認為，這是結束的開端，此後便無可挽回了。”
於是，在希特勒看來是處於受歡迎的頂峰時，在他自己的營壘內卻存在著一條痛苦的深痕。數以萬計的最活躍的納粹分子將永遠忘不了那個恥辱的周末。那些覺得受到希特勒出賣的衝鋒隊領導人，宣布了一種地下戰爭狀態。幾星期後，他們對黨衛軍所懷的敵意公開化了。那是在施特汀的普魯士霍夫的餐廳裡。當時，維克多·盧澤和約２０個衝鋒隊員及３名黨衛軍司令在那裡喝啤酒。 “總有一天”，衝鋒隊的新司令酒後吐了真言，“６月２９日的非正義的武斷行動之仇是要報的。”盧澤公開威脅說，慫恿羅姆的是希姆萊和他的黨衛軍。
“究竟是誰在埋頭乾所謂羅姆幹過的事情？是衝鋒隊嗎？這些獸行不是衝鋒隊的傑作，至少，不是衝鋒隊單獨幹的。另一方要壞得多。要我給你姓名嗎？我可立刻把姓名拿出來！”有個黨衛軍的人想讓酒醉的盧澤安靜下來，但他卻還在說，“我要說，就是明天被開除或送進集中營，我也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