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尼斯會見墨索里尼受辱回國後數小時，一位完全不同的人士的不滿便降臨在希特勒身上。 ６月１７日，一個愉快的星期天，巴本準備在馬堡大學發表講演。人們對副總理的演講多少有點興趣，因為半年前他曾在不來梅俱樂部發表過有爭議的演講。平時，他曾警告，由於新政權踐踏了法律原則，並對教會諸多限制，德國的局面越來越動盪不安。當他步入大禮堂時，——裡面坐滿了學生和教授，還有稀稀拉拉地坐著的身穿制服的納粹黨員——禮堂裡充滿了期望的氣氛。一開始，他便單刀直入，向受控的報界發動進攻，特別是對戈培爾。
這些話出自政府之第二號人物之口，使學生們目瞪口呆。但這還僅僅是開端。在將納粹盲從者和空談家連同一黨制一起攻擊了一番後，他敦促希特勒與支持羅姆的二次革命的人們決裂。 “我們搞反馬克思主義革命的目的，難道是為了實行馬克思主義綱領嗎？……一個國家的人民，若要名垂史冊，它就承受不啟發生在下邊的永無休止的叛亂。在某個時候運動就得停止，堅實的社會結構才能出現。”
有幾個黨員在高聲抗議，但他們的喊聲卻被暴風雨般的掌聲淹沒。只有《法蘭克福報》在下午版中發表了這篇講話的片斷。戈培爾下令將報紙全部扣審，並禁止電台重播（原定要重播）這篇講話。但是，講話的全文卻走漏了出去，並在國外發表，在國內外掀起一陣軒然大波。當副總理在漢堡跑馬場上出現時，人們向他高喊：“歡呼馬堡！”
頭幾天，希特勒沒有吭聲。攤牌的還是巴本本人。他威脅說，除非解除戈培爾不准重播其講話的禁令，否則便辭職。希特勒勸副總理冷靜。他承認，戈培爾犯了大錯誤。接著，他便厲聲譴責衝鋒隊不服從命令，好像他批准了講話的那部分內容似的。他保證將禁令解除，請求巴本暫勿遞交辭呈，待兩人同去諾伊德克面見興登堡時再說。
巴本答應等待，但希特勒卻自食其言。次日，６月２１日，他隻身匆匆前往諾伊德克，禁令也未解除。他公佈的此行的目的是向興登堡匯報新近與墨索里尼會見的情況。但更可能的是，他會見老頭子時不想讓巴本參加，免得礙手礙腳。他也許想看看興登堡的健康狀況，看看他還有多長時間可為當他的繼任人作出安排。為此，他必須得到軍方的支持。有意思的是，在興登堡莊園的台階上碰到的第一個人卻是國防部長勃洛姆堡——天氣雖然炎熱，勃洛姆堡卻身穿全套制服。
總統之會見元首是有其自己的理由的。他想听聽巴本之演講招來的混亂情形到底如何，但說話的卻是勃洛姆堡（他板著臉孔，筆挺地端坐著）。他明確指出，應該首先考慮內部以和為貴。希特勒若不能解除眼前無法容忍的緊張局勢，總統就要發布戒嚴令，並把這一任務交給軍隊。他未得到羅姆和二次革命，實際上也沒有必要提及。會見只進行了４分鐘便宣告結束。很快希特勒便飛回柏林。在安靜的旅途中，他的思潮大概轉向了羅姆。 “數月來，我之所以反復不能作決”，數週後，他向國會解釋說，“那是因為有兩種考慮。首先，我總不相信，建立在忠誠基礎上的關係竟是謊言。其次，我私下里還懷著希望，盡量不讓運動和我的衝鋒隊蒙受不和帶來的恥辱，盡量剷除這種惡作劇而又不發生衝突。”
當晚，希特勒便下決心採取行動。翌晨，他給數月前就曾警告他要提防羅姆的維克多·盧澤去電，令他立刻前來總理府報到。 “他領我進了書房”，盧澤在日記中寫道，“拉著我的手，要我宣誓保密，直到把事幹完為止。”元首感情有點兒衝動地透露說，由於羅姆決心武裝衝鋒隊以反對軍方，所以必須將他搞掉。 “元首說，他歷來知道，我是不參與這些事情的，因此，我不能接受慕尼黑的任何命令，只能接受他的指示。”
與此同時，海德里希和希姆萊正在千方百計讓羅姆自投羅網。同日，希姆萊將黨衛軍的一位頭目弗萊赫爾·馮·埃波斯坦召來，告訴他，羅姆正在密謀叛亂。埃波斯坦應將此事轉告各軍區司令，自己則讓部隊處於“謹慎的緊急狀態”，讓他們在兵營候命，以備急時之需。通過部隊的渠道，警告便在幾小時內傳達下去了：軍隊總辦公室主任通知各級軍官，由於衝鋒隊的政變已迫在眉睫，可向支持部隊的黨衛軍發放他們所需的武器。
此時，希特勒已完全相信羅姆是在密謀叛亂。他對國防部長馮·勃洛姆堡說，他將把所有衝鋒隊司令召至巴特維塞——這是個溫泉，位於特干塞河上，羅姆在該地休養。希特勒繼續說，待他們全體集中後，他將親手逮捕他們，“與他們算帳”。部隊已作好行動準備。首先，國防軍總司令瓦爾納·馮·弗立普將軍發布命令，使全軍處於戰備狀態。休假被取消，全軍將士回營。
幾乎同時，赫斯在電台全國聯播節目中發表了一起出色的講話。它既是對羅姆的警告，也是對他的請求。 “背信起義者可悲！認為通過叛亂可為革命服務者可悲！”接著，他便說，這些密謀者是“荒誕的理想主義者。”通篇講話均可說是希特勒的，因為它敦促羅姆放棄他的二次革命，重新歸隊。次日，赫爾曼·戈林發出了一個更直言不諱的警告：誰要是腐蝕了對希特勒的信任，誰就得“用頭顱償還。”身在巴特維塞的羅姆，雖然與世隔絕，對這些預兆，也本應有所風聞。 ４月２８日，德國軍官聯合會將他開除出會。這又是個前兆。
在柏林，關於即將攤牌一舉，流言四起。同日，塞夫頓·德爾默便從巴本的新聞顧問的助手那裡得悉了關於希特勒進退維谷的第一手消息。 “為爭奪興登堡的繼承權，我們正在作戰”，他解釋說，以希特勒為一方，以副總理及其保守派為另一方。他預言，下次內閣會議上肯定會攤牌，巴本將迫使希特勒“鎮壓”羅姆及其二次革命的同夥搞的“恐怖的無政府主義”。倘使元首予以拒絕，巴本集團便會辭職，興登堡便會解除希特勒的職務，將政權交給軍隊。 “不管事態如何發展，我的老闆認為，他已抓住了希特勒的小辮子。如果他接受，他的權力便被剪除；如拒絕，軍隊便會接管。我希望希特勒拒絕，即使可能意味著火併！”
此時，元首在埃森，還參加當地一地方長官的婚禮，表面上好像在歡度假期。另一個客人盧澤卻在犯愁。 “我覺得”，他在日記中寫道，“趁元首不在柏林，有眼看不見，有耳不能聞，只能靠電話通訊的機會，把'那件事搞嚴重，並加快步伐，這是適合某些人的需要的。”
確實，在這一陰謀的發展過程中，電話起了主要的作用。希特勒與戈林一抵達新郎新娘家中進婚禮早餐，希姆萊便從柏林打來電話，念了一系列令人吃驚的報告。當戈林得知想像中的衝鋒隊的陰謀後，不住地點頭稱是。希特勒大怒，連忙趕回他設在當地的總部。 “在旅館的房間內”，盧澤說——盧澤也是被匆忙召來者——“電話幾乎不斷。元首在沉思，但是很明顯，他現在不得不採取行動了。”
戈林的秘書帶著希姆萊關於褐衫黨徒即將起義的進一步消息匆匆趕到。這使會議頓時活躍起來。這份報告，連同海德里希的一個特工人員帶來的報告——該報告說，羅姆的衝鋒隊剛剛辱罵了一個外交官——使希特勒按捺不住。 “我受夠了”，他說，“我做個榜樣給他們瞧瞧。”他令戈林趕回柏林，在收到暗語（“蜂雀”）後便著手行動。接著，他自己打了個電話給身在巴特維塞的羅姆，對據說騷擾了外國人一事進行批評。他帶點兒火氣說，這是不能容忍的，並告訴羅姆，將衝鋒隊領導人全部集中在巴特維塞，他要向他們發表講話。時間是兩天后上午１１時。
這次通話並未使羅姆擔憂，或者說，他假裝不擔憂的樣子，因為回餐桌旁時他似乎“很是得意。”他對客人們（內中有馮·埃普將軍）說，希特勒將於６月３０日參加衝鋒隊領導人大會，還得意地說，這將給他提供一個“撕下戈培爾的假面具”的機會。他知道，衝鋒隊和軍隊是可以指望的。這種不現實的言論表明，羅姆要不是在異想天開，就是對渦旋在他周圍的陰謀一無所知。
戈林一返回柏林，陰謀便升了級。次日上午，６月２９日，星期五，他令普魯士警察部隊和忠於元首的黨衛軍衛隊處於戒備狀態。更重要的是，他以希特勒宣布緊急狀態為依據，將普魯士之權力攬於一身，將西里西亞之權力授於衝鋒隊東南區司令，並令他逮捕一批褐衫黨徒領袖，解除衝鋒隊司令部所有衛兵的武裝並佔領布雷斯洛警署。
到此時，軍隊總戒備令業已生效，但許多高級將領仍不相信羅姆有叛亂的企圖。當日上午，有個軍官飛往柏林，當面向參謀總長馮·弗立普陳述了這一看法。這個持有懷疑者是西里西亞軍區司令埃瓦爾德·馮·克萊施特將軍。他當著在場的路德維希·貝克將軍的面對弗立普說，西里西亞衝鋒隊的領導人（羅姆的密友）曾向他保證，褐衫黨的行動準備不外乎是針對軍隊反對他們的戒備狀態所作出的反應。克萊施特堅信，有第三者——他提到了希姆萊——在挑動衝鋒隊和軍隊，令他們互相廝殺。弗立普深表關切，立刻把軍隊辦公室主任馮·萊希瑙將軍召來——早在１９３３年前萊希瑙就是個忠誠的納粹。他文質彬彬，是個典型的普魯士將軍，他戴著永不離身的單眼鏡，舉止永遠不慌不忙。他聽完克萊施特的陳述後說：“這可能是真的，但為時已晚。”
此時，通過軍隊的渠道，新的證據——無非是謠傳，假報告和篡改過的文件——像潮水般湧來，以使這些起了疑心的湯瑪斯（耶穌第十二個門徒——譯註）相信，起義得手後，羅姆將處決從弗立普算起的所有高級將領或解除他們的職務。捏造的處決名單，被傳來傳去，假的也好像成了真的。當天的《人民觀察家報》刊登了國防部長勃洛姆堡的一起文單，加重了這個幻影。他宣布，軍隊忠誠地支持總理。
假使羅姆讀了這篇文章，很明顯，他也未認識到這是對他本人進行警告。他仍沉浸在巴特維塞的良辰美景中，對沖鋒隊要員之光臨他的公寓，他還若無其事地——施禮問候，對當天上午之與元首會晤還深表滿意。當戰時的一位老同志現在的一位將軍警告他，軍隊若不向叛亂的衝鋒隊開槍，他就“犯了個致命的錯誤”時，他仍泰然自若。羅姆當晚的舉止絕不是一個叛亂者的舉止。在懶洋洋地玩完“塔洛克”（這是巴伐利亞的一種紙牌，由３人共玩）後，醫生給他打了一支神經鎮痛針，他便準備安睡。
希特勒卻不然。在巴特戈德斯貝格的德烈森旅館，希特勒的房間簡直成了戰鬥前夕的軍事指揮部，而他卻像一個具有首席指揮權卻又不果斷的將軍。午夜前，他令黨衛軍衛隊指揮官約瑟夫（塞普）·狄特里希率領兩連人馬朝巴特維塞進發。片刻後，由於來了兩個電話，一個是柏林來的，另一個是慕尼黑來的，計劃便急劇地改變了。第一個電話是希姆萊打來的（希姆萊剛對里賓特洛甫說，“羅姆完蛋了。”）說，柏林的衝鋒隊準備於下午５時起事，計劃佔領政府大樓。在通話過程中，希特勒只作哼哈回答，但一撂下話筒，他便喊道：“這是叛亂！”看來，柏林之衝鋒隊頭子卡爾·埃恩斯特不但不按計劃前往巴特維塞，反而留在柏林指揮叛亂！ （他在不來梅，準備作蜜月旅行）。
又來了個電話，打斷了元首的連聲譴責。電話是巴伐利亞的地方長官阿道夫·瓦格納打來的。他說，吵吵鬧鬧的衝鋒隊已上了街頭，還在高呼“軍隊反對我們！”（有些部隊確實出動了，原因是有個神秘的小冊子說：“衝鋒隊，衝上街頭！元首已不再支持我們！”）
希特勒的憤怒變成了驚慌。這就是羅姆叛亂的活生生的證據。 “我終於清楚了”，他後來說，“只有一人能反對也必須反對總長（羅姆）。他曾向我表忠，卻又自食品言。為此，我就必須找他算賬。”
他突然決定：他要前往巴特維塞，親身去會會“這窩叛徒”。這使他的同志們暗吃一驚。他命他的專機準備起飛，然後便在土台和大廳間來回踱步。他百感交集：羅姆怎麼能幹出這等事來？他怎麼能背叛他的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