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31
希特勒貫徹其新思想初期的努力是由他的代理人作的。在柏林，約瑟夫·戈培爾在新近競選中失敗後，正全力以赴，力求使黨重獲青春。 １９２８年夏，他一連為《抨擊》寫了３*？文章，企圖討好投票贊成左派的工人。他用共產黨的語言攻擊說，資本主義的工人“已不再是活人，不再是創始者，不再是創造者。他已變成了機器，變成了號碼，變成了沒有知覺或目標的工廠裡的機僕人。”只有國家社會主義才能給他們帶來尊嚴，使他們的生活有意義。在短得出奇的期間內，戈培爾就取代了斯特拉塞爾在北方作為招募工人的主要人物的地位。這樣一來，很明顯，便給元首除掉了一名政治對手。希特勒對戈培爾此舉非常高興，批准了他的社會主義路線，將《抨擊》改為雙周刊。還讓編輯當了黨的宣傳部長。
在政治上，希特勒有時能諒解人。如果先前的對手有悔改之意，元首便有可能獎賞他。這是他將債務變為資產的方法。在粉碎了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改變國家社會主義的企圖後，希特勒讓他負責黨的重建工作；而斯特拉塞爾成功地集中了治理權，成了納粹黨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由於他和戈培爾的努力，到年底，黨員人數增至１０萬左右。
為了鞏固在北方取得的成果，希特勒於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１６日來到了柏林，並在體育館就民族和國家的複興問題發表演說。由於赤色分子可能搗亂會場，希特勒加強了對自己的防衛。他的衛隊是由經過挑選的青年組成。這些青年年齡在１８至２０歲左右，個個誓死保衛元首。他們稱自己為黨衛軍，簡稱為ＳＳ。聽眾約有１萬人，大部分人從未聽過希特勒講演。開始時，他的話並未產生多大反響。問題出在新擴音系統上。例如，站在後廳的英國記者塞夫頓·德爾默就听不清希特勒在說些什麼。德爾默只聽見，希特勒在勸德國人勿吃柑子。在寫下了“狂想分子”四字後，他便離開了大廳。由於擴音器的噪音太刺耳，希特勒只好將麥克風關掉，大聲演講。幾分鐘後，他平息了赤色搗亂分子的喊叫，完全掌握了會場，控制了廣大聽眾。 “誰要是在德國人民面前揮舞拳頭，我們就強迫他當我們的兄弟”，他說。接著，他又提起了民族墮落這個妖怪。 “偉大國家的民族劣化已經開始了。文化和風俗習慣——不僅是血統——的黑人化正在大步發展。世界已被平民化。個人的價值正在下降；群眾意識已明顯地戰勝偉大領袖的思想。只要人數多就是新上帝。”
希特勒覺得喉嚨發緊。一個多小時來，他的聲音都是逼出來的。他覺得自己已精氣力盡，“眼看就要倒下”，便連忙結束講演。 “我們反對數字的主意，也反對群眾的狂語。我們要讓優秀的人物去掌管政府。投票對有些人是毫無意義的。這樣的人在我們中就有１０萬。只有領袖一人的權威才有意義。這１０萬人也明白，民主本身就是欺騙。”這是磁對於物質的勝利。 “希特勒演講時”，戈培爾在評論這次演講中說，“他的話有如磁吸鐵一般的效果，一切反抗都垮了。人們只能成為他的朋友或敵人……他的力量之秘密在於：他對運動，因而也是對德國的狂熱的忠貞信賴。”
１個月後，在柏林大學與學生的一次座談會上，美國記者路易斯·羅茲納也目擊了同樣的現象。 “我對他的第一個印像是，他是個完美的演員。當攝影機鏡頭對准他時，他裝作沒有看見似的，認真地與和他形影不離的魯道夫·赫斯交談；隨著攝影機繼續轉動，他便煞有介事地動筆揮寫，好像在寫演講提綱似的。演技真是出色。”羅茲納注意到，希特勒的年輕的追隨者們，一個個聽得如痴似呆。 “我離開會場時，心裡在想，這個人的演講決不是完美無缺的，他既誇口說大話，又慷慨激昂，還搥胸頓足，可他如何能使這些青年知識分子們如此著迷？我想，這麼多人中，總有人能發現他的邏輯上的明顯缺憾的。”
這些著迷的青年知識分子中有一個叫埃爾伯特·斯卑爾。此人是工學院的助教。他原是不太想參加的，無奈學生們一再敦促，只好前來。他原以為希特勒會身穿軍裝，臂戴卍字章的。 “可是呢，他穿的是一套藍西服，顯出一副紳士派頭。他的一切都說明，他既通情達理又謙遜可親。”使斯卑爾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演講有點不很流暢，他也有點膽怯，好像在講歷史課一樣。 “在我看來，他有些引人的地方；尤其是他的反對派的宣傳曾使我相信，他是個歇斯底里的煽動家，是個演講起來又喊又叫，還指手劃腳的狂熱的軍人。聽眾的掌聲並未誘使他頭腦發熱。”希特勒的膽怯消失後，他的演講變得既引人又具有說服力。與眾人一樣，他覺得周身熱乎乎的，完全給迷住了。 “任何懷疑和保留都被一掃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