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１９２７年年底，從表現看，希特勒在處理人的問題上，不但能個別處理，也能集體處理；在重新建黨問題上，很明顯，他的興趣在於長遠目標。進而言之，有些東西他已看到，而他的顧問們卻沒有：在發動大規模運動以擴大黨的基礎前，他必須抓住某件公眾急於解決的事件，在這基礎上再動員工人和市民給予支持。同樣重要的是，他也需要某種明確的世界觀作指引。這，他在一年後便得到了；但，他所需要的事件都在２年後才產生，且產生在紐約市的華爾街。
新春到了，柏林的黨禁也已解除，接著，戈培爾的政治能量爆發，企圖在行將到來的國會大選中大顯身手，取得大勝。雖然他的主要興趣在於工人，但他也號召國家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埋葬他們的分岐。 “國家主義與社會主義是互為補充的，而不是互相矛盾的。互相反對則亡；團結一致則能革命，能進步。”
５月２０日的全國大選，對戈培爾個人說來，是個勝利，因他被派往國會：但對於元首，卻是個失敗，因為黨只選出另外１１名代表。在過去２年中，納粹喪失了１０萬張選票和兩個席位。這個損失既不是希特勒的責任，也不能怪罪組織不善，而是由於經濟狀況良好和缺乏一個關鍵事件使然。只提“凡爾賽條約”和“１１月罪人”再也贏得不了選民了。政客們常常是在最後才能看出某種新趨勢的；當晚集合在慕尼黑黨總部裡準備慶祝政治大突破的納粹精英，被慘敗的數字搞得垂頭喪氣——數字是由通訊員騎自行車送來的。
希特勒於深夜前後才到達。他置沮喪的氣氛於不顧，向他的追隨者發表了一起富於哲理的、幾乎是超然的演說，使大家好生驚奇。老政客們原以為，他們將聽到的不外乎是個失敗的領袖的評論。但希特勒卻大談其他兩個工人階級的政黨——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所取得的健康的成就。他既不貶低他們的勝利，也不把它看作是納粹黨的失敗，相反，他對這兩個“敵”黨擊敗了德國溫和的中間派和右派政黨一事，好像很高興，雖然高興得有點奇特。與他的同志們不同，元首覺得，政治前途甚為光明。
大選結束後，希特勒回到了他的靈感源泉地貝希特斯加登。他終於有了自己的地盤——“瓦申費爾德寓所”，在奧伯薩爾茨貝格。這是一所簡樸的鄉舍，具有上巴伐利亞山區的風格：屋子四周為一木走廊；屋頂上用大石壓住木瓦，以免大風掀起。首次看到這個別墅時，他“被完全迷住了。”幸運的是，房主（某工業家的遺*？）是個黨員，月租才收他１００馬克。 “我立刻給在維也納的姐姐掛了個電話，把這件事告訴了她，並懇求她前來當屋子的女主人。”安吉拉帶著兩個女兒（費萊德爾和安吉拉·瑪麗亞）前來。安吉拉·瑪麗亞，又名吉莉，是個生性活潑、滿頭淺棕髮的姑娘，年方２０歲。 “她並不是真的那樣漂亮”，不久前已與赫斯結婚的伊爾塞·普洛爾回憶道：“她倒是有維也納姑娘那種著名的魅力。”幾個評頭論足者（包括漢夫施坦格爾在內）說，她“是個頭腦空虛的小蕩婦，既沒有頭腦也沒有性格，有的是一位女僕般的粗俗的青春”，但是，大多數人，包括赫崙納·漢夫施坦格爾，都喜歡吉莉。赫崙納認為，她“是個相當嚴肅認真的好姑娘”，絕不是個喜歡打情罵俏的女人。照相師霍夫曼說她“是個逗人喜愛的姑娘，她那副天真爛漫，無憂無愁的神態，令所有人傾倒。”另一方面，他女兒亨利埃特又覺得她“粗俗，好搬弄是非，還有點愛吵嘴”，但，與此同時，他又深信，“嬌媚得極誘人”的吉莉，是元首的唯一解語花。 “若吉莉要去游泳……對希特勒，這比重要的會議還重要。帶著盛得滿滿的野餐籃，我們便開車到湖邊去。”連吉莉也無法讓元首下水。他說，沒有一個政治家願意在游泳池裡被人照相。
他們的年齡相差１９歲，與元首先前的情婦米茨·萊特的年齡差距不多。據米茨自己說，出於一時嫉妒，前一年夏天她曾試圖自殺。她自殺的方法是頗奇特的：她將曬衣繩一頭系在門上，另一頭繞著脖子，企圖將自己勒死。在她失去知覺後，她姐夫救了她。
在與吉莉謹慎小心地發生的桃色事件中（很可能從未有過性行為），吃醋的倒是希特勒。一天，赫斯太太回憶說，吉莉將下一次“法興”狂歡會上她想穿的衣裳畫了出來讓他看。 “穿這種衣裳，你還不如光著身子去好了”，他一邊怒氣沖沖地說，一邊把合適的衣裳畫出來。那時，她更生氣，比他還生氣。她拾起那幅畫，跑出門外，呯的一聲關上門。希特勒很是懊喪，不到半小時便又找她去了。
新書的出版，倒也彌補了愛情生活的失意。這本書體現了他的人生哲學，他的政治信念與個人信念的統一。表面上看，這本書沒有什麼系統，但他的直覺力卻是極勻稱的；從過去４年來他的講演和談話看，為了尋找這種思想，他在自己心靈的莽林中有條不紊地砍殺出一條通路。
從寫給梅克斯·阿曼的頭幾行文字看，（“政治是形成中的歷史”），很明顯，他已開始冒大險。在這本書中，希特勒的一條主要結論是，從達爾文那裡得來的信念也許是對的。這使他將自我保存與生存空間論緊緊地聯繫起來。 “生存空間的局限迫使人們進行生存鬥爭；然而，為生存空間而進行的畢生鬥爭卻又包含進化的基礎。”結果是，各民族之間永不停息地鬥爭，而鬥爭的勝利，只能歸於一個嚴格地、專心不二地獻身於種族、人民和血的價值的民族。標準一旦降低，純血若與劣血相混合，滅亡也就近在眼前了。 “到那時，猶太人便可用任何形式登記，這個國際放毒者和腐蝕者就會不遺餘力地將這種民族連根拔掉，腐蝕掉。”這是希特勒首次闡明其術語，也是首次將種族、人民和血緣的價值與對猶太人的仇恨交織在一起。
在中，他不過是攻擊猶太人是全世界的敵人，並有力地闡明東進以求得生存空間的原委而已。現在，他終於作好了把他的政治與個人信念的頭緒合併在一起，使之變成一個連貫的（雖是歪曲的和平執狂的）新思想的準備，但這是在新書的最後幾頁才完成的。 “本人的任務不是在此處討論猶太人的問題”，他試探著說。猶太人“本身有其特點，使其與地球上生存的其它民族分開”；它不是“一個疆界國家”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它是寄生性的，而不是生產性的。這些，他曾用激烈得多的語言重複過多少次，但是，此時，他突然想出了一個新的主意。 “每個民族都具有自保的狂熱，並以此為動力。這種狂熱是該民族在地球上的一切行動的基本趨勢。猶太人也正是如此。”
奇怪的是，希特勒竟繼續使用這種非論戰式的語言。他寫道，猶太人也正是在求生存的你死我活的鬥爭中，與所有人一樣，受這種動機驅使的；唯一不同之處是目的不同。此時，希特勒筆鋒一轉。 “猶太人的最終目標是非民族化，使其他民族變劣，降低高等民族的種族水平，以及通過剷除某一民族的知識階層並用品成員予以代替的辦法，統治混種的民族。”這種不同的目標（用較冷靜的語言表達）使猶太人成了人類的威脅。由於他們的最終目的是要征服全世界，那麼，希特勒的反猶鬥爭就不單是為了德國而且也是為了全世界的利益了。
到１９２８年夏，希特勒終於明白了，他的兩個最迫切的信念——來自猶太人的危險和德國對較大的生存空間的需要——原來是交織在一起的。若得不到至關重要的生存空間，帝國就會滅亡；若不剷除猶太威脅，就不可能有生存空間鬥爭，不會有文化，因而，民族就會腐爛。
很可能，希特勒的極限點就是以此為標誌的；這也是希特勒的世界觀之精髓。現在，他正面臨一項雙重任務：在東方征服新的生存空間和消滅猶太人。先前看來是分開的但不是平行的兩條路，現在是一條路了。這好像是幾個月來他在奧伯薩爾茨貝格的別墅裡看那雙峰一樣：兩個山峰都想攀登——直到現在他才明白，通向雙峰的路原來是一條！他已看到了光明。希特勒的前人馬丁·路德等反猶前輩，僅在口頭上談論消滅猶太人；現在手中拿著未來藍圖的希特勒，希望能夠實現他們的夢想——變成比哈曼更偉大的屠猶者！
這本希特勒自己也禁止出版的書，後來被稱為“希特勒的秘密著作”，在他死後３２年才首次面世。或許，他覺得這本書太深奧，不適於其追隨者，對頭腦復雜些的人來說，它又太露骨了；也許，他並不想洩露藏在字裡行間的大規模屠猶計劃。在字裡行間還可找到品種族滅絕的動機的線索。滿篇都充滿了可洩漏其動機的說法：猶太人是“國際放毒和種族腐蝕的大師”，也是：“用罪惡的和平主義液體肥料去毒害敢於自保的人們的思想”的鼓吹者。他也說，俄國在培植“病毒”；他將德國擁擠的工人區（是生存空間不足的結果）稱為“國家軀體上的膿瘡”，“混血和使種族變劣、降低種族水平的滋生地。結果，在這些流膿的中心裡，國際猶太人的種族蛆在繁衍滋長，最終造成進一步的破壞。”
書中對猶太人放毒和腐蝕的恐懼。曾兩次以人身攻擊的形式出現。他錯誤地將簽署１９１８年停戰協定的可恨的埃爾茲伯格稱為“猶太老闆與一女僕的私生子”。他可能是在說他的父親。 “如果某人長了癌並註定要死亡，即使開刀也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成功的可能性極小。”他這樣寫時，心里肯定想著他母親。
對父親或許有部分猶太血統的恐懼（這可能是他不要孩子的重要原因），母親痛苦地死於癌症給他帶來的身心痛苦、憤恨和罪惡感。以及對那位猶太醫生的複雜的感情——在他的同意下，醫生曾用碘酒激烈地為她施行治療——所有這些，都滲透於“希特勒的秘密著作”。在寫完此書後不久，希特勒曾主動找過一位精神病醫生；這也許不是偶合。他找了慕尼黑的一位黨員，阿爾弗萊德·施文寧格醫生，求他驅除“癌恐懼”。現在尚未找到治療的記錄；不過，這位精神病醫生失去了阻止希特勒實現其罪惡目標的黃金機會；施文寧格也未能驅除希特勒之癌恐懼。癌恐懼，以及消滅猶太人的思想，一直伴隨他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