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肯定明白，讓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在德國北部全權組織納粹黨是危險的；他越是成功，便越是一個危險的政治對手。斯特拉塞爾雖然反猶，卻不反動，他的政治哲學可追溯至史本格勒及戰時前線的社會主義，其基礎是無產階級的領袖必須是軍人這個中堅原則。他是國社黨左派的典型，這就使他在重新組織革命力量方面的作用特別突出。他身強體壯，為人友善，既能運動群眾，又能動員個人；所以，到那年夏末，他給運動帶來的繁榮已超出了希特勒之所料。在某些地區，支部的數目已增加了一倍甚至兩倍。這大都由於斯特拉塞爾對工人階級吸引力及其不受慕尼黑之獨裁領導者控制。
９月初，反南方的鬥爭在哈根舉行的黨的會議上公開化了。會議是由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召開的，其目的在於南北聯合以反對慕尼黑的官僚政府。會議參加者天真地希望，他們能把元首從反動的巴伐利亞顧問手中挖出來領導德國，使德國永遠成為革命的人民國家。斯特拉塞爾的綱領獲得通過。代表們投票贊成聯合，以求得組織上和在宣傳工作中的高效能。代表們也批准發表一系列的文章以闡述具有綱領性的政策——包括近乎於國家布爾什維主義的經濟改革在內。編輯則由一名才華橫溢的２９歲青年約瑟夫·戈培爾擔任。戈培爾替下了做事慢條斯理的希姆萊，當上了斯特拉塞爾的秘書。他身高只５英尺多一點兒，體重也只百磅餘。此外，他細小的身軀又遭小兒麻痺症的摧殘，有隻腳變了形。幸而戈培爾有各種天才：他的文章文筆流暢；體格雖然弱不禁風，但在講台上卻是一代梟雄：引人的男中音，富有表達力的手勢，一雙引人的黑黑的眼睛。
戈培爾出身於萊茵河上一個信奉天主教的小資產階級家庭，身上打的烙印是學術而不是家庭或教堂。形成他的性格最重要的地方是慕尼黑大學，就是戰後許多丟掉了幻想的軍人成群擁去的那所大學。由於有一隻腳畸形，他免服兵役，但他心目中的英雄卻是一位身材高大、人材出眾的理查德·弗里斯格斯——此人是個和平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他給戈培爾灌輸的理想卻在他爾後的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弗里斯格斯還將他介紹給了多斯托耶夫斯基，後者的神秘主義思想也鼓舞了年輕的戈培爾。
戈培爾被調往海德堡。 １９２１年，戈培爾獲哲學博士學位，並離開了該地。在此後幾年中，他寫了一本名為《麥凱爾》的自傳體小說、幾出話劇和許多抒情詩。為謀生故，他曾在銀行里幹過活，在科隆證券交易所當過巡視員，當過家庭教師，也當過業餘圖書管理員。在這段潦倒的歲月中，他與弗里斯格斯分道揚鑣了，原因是，他厭惡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他轉向人民社會主義後，在希特勒（“是我們的信仰和理想的化身”）身上他找到了受他崇拜的第二個弗里斯格斯。與此同時，他也與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打得火熱。這種分裂的忠貞及其不可避免的終結決定了納粹黨發展的方向。
思想上的進退維谷使這種鬥爭更加複雜化了。在許多方面，戈培爾仍是個革命者，他力圖把共產黨人轉到國家社會黨人一邊來。他決心創造一種理論，一種橋樑，“讓他們從左到右使那些願意犧牲自己的人們走在一起。”與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一樣，他也認為，黨應該維護工人階級的事業，特別是工會的事業。希特勒與戈培爾的主要分岐就在於此。他希望下次北上時能影響希特勒，並向他證明，共產黨與納粹的不同之處在於，共產黨奉行國際主義。
１１月４日，兩人終於在不倫瑞克會面了。希特勒握了戈培爾的手，這使戈培爾大喜。 “像一位老友”，他在日記中寫道：“那雙碧眼，就像是星星。看見我，他很高興。我如置身天堂。”這次親自相見，是戈培爾迷信於元首的開端。幾星期後，兩人又在普勞恩相見，戈培爾之迷信程度更加強烈了。
“太高興了！他像老友一樣問候了我。還照顧我。我多麼熱愛他呀！”
然而，不到２４小時，戈培爾又在北方參加地方長官會議，公開反叛黨的中央組織。他被派往北方的目的，是要協助斯特拉塞爾草擬黨的綱領，以便把元首從“反動的”慕尼黑集團的手中解放出來，使他向左派靠攏。綱領要求將土地收歸國有，把大農莊分配給無地的農民，對各公司實行國有化。這份綱領於１９２６年１月２４日至２５日呈交給了在漢諾威舉行的兩天長官會議。會議開得非常激烈，這主要是由於希特勒的代理人戈特弗里德·弗德爾的突然出現引起的。在戈培爾看來，他是“資本和利息的奴僕，是通貨升值的騙子，又是運動的主要綱領的起草人。”據斯特拉塞爾的哥哥說，這些地方長官，除羅伯特萊伊孤零零一人外，對新綱領一章一節地進行了投票。對一切均持反對態度的弗德爾最終說：“無論是希特勒還是我本人，都不會接受這個綱領。”與會者提醒他，他不過是個客人，但他仍堅持己見。當他宣布希特勒反對馬克思主義者關於將皇室財產予以沒收的要求，說它是“猶太人的欺騙”時，他被轟了下去。戈培爾猛地站了起來，忿怒地攻擊了慕尼黑領導集團。他要求將希特勒開除出黨，除非他擺脫他們的影響。這個最後通牒竟出自不久前還稱“我多麼熱愛他！”的人口中，這似乎是件怪事，但，它也可能正是“熱愛”的產物，因為他堅信，慕尼黑那幫官僚正把希特勒引向毀滅之途。
不管是何種情況，弗德爾關於這次分裂大會所作的匯報，卻最終使希特勒採取行動。 ２月１４日，星期天，他將黨的領導人全部召至班貝格。坐在這次秘密會議席位上的北方代表，頗有不安之感。在數量上，南方代表佔絕對優勢，而希特勒一踏上講台，就主宰了大會的進程。他前來班貝格時，思想上就有所準備。他明白黨面臨的問題是什麼，也知道自己的領導權已受到威脅。所以，他一開始便開誠佈公地說明，他是元首，是運動的核心。在納粹黨內不允許存在議會式辯論，不再搞什麼民主程序。他不允許有分裂派別存在。每個地方長官，每個黨員都必須保證效忠元首，而且只效忠元首一人。
他未攻擊斯特拉塞爾或戈培爾。他未犯這種錯誤。也許，是他的直覺告訴他——兩人都對他忠誠，他們只不過是想將他從施特萊徹和埃塞爾之流身邊引開罷了。他來班貝格的目的，並不是要羞辱北方乾部，而是將他們引上正軌。他用左派的語言圓滑地攻擊了左派，然後為矛盾的雙方提出了一個新概念，作為折中。他讓黨跳出政治圈子，將它納入迷信領袖的神話。他說，黨原來的綱領，“是我們的信仰和意識形態的基礎。對它進行篡改，將（意味著）背叛對我們的思想懷著信仰死去的人們。”換言之，國家社會主義是宗教，希特勒是它的耶穌。在統帥府前被釘上十字架致死、從蘭茨貝格監獄被釋放後得到復活的希特勒，再次崛起，領導黨和國家達到振興的目標。
北方乾部未料到希特勒的演說會如此犀利，都吃驚不小。戈培爾前來班貝格時，原以為可將希特勒誘入左派，現在，他既不贊成他們的立場，也不對此進行辯論。相反，在黨的領袖問題上他只有一種選擇：反對或接受希特勒為元首。希特勒若被否定，那將意味著黨的末日，斯特拉塞爾簡短地、神精緊張地作了回答。他失敗了。戈培爾呢，除喊了幾句口號外，一句話不說，只在日記裡寫道：“我心痛呀！”
希特勒堅信，班貝格的創傷的癒合只是個時間問題，而黨也會變得更加強大、更加團結，於是，他便起程尋找財政援助。 ２月的最後一天，他獲准在漢堡頗有名氣的“大西洋飯店”的“１９１９年國傢俱樂部”發表講話——因為這不是公開的群眾集會。他的話——表明他在蘭茨貝格學到了很多東西——不是針對狂熱分子，而是針對德國的公民。他放棄了在皇冠馬戲場使用過的風格，以心平氣和的規勸開始演說。他說，德國在大戰中之所以會失敗，原因在於馬克思主義；赤色分子企圖奪取國家政權，現在，他們仍繼續主宰德國的政治。不到一小時，他便贏得了聽眾，他靠的不是感情或煽動術，而是哲理；不是種族主義，而是愛國主義、財富和繁榮。
然而，一談到馬克思主義，他的風格便變得強有力了。 “在斗爭中，總有一方屈服——若不是馬克思主義被廢除，就是我們被廢除。”他號召舉行群眾運動，無情地對赤色分子進行攻擊。 “正如人們只能用解毒劑解毒一樣，這種運動只能依靠人們的拳頭，只能堅決地按照這種辦法行事。勝利只能靠誰的頭殼較硬，誰的決心較大，誰的理想較偉大來決定。”對上層社會的聽眾而言，這番話雖是一塊難於消化的硬肉，卻博得了“暴風雨般的掌聲”。
他說，為了取得勝利，這個運動必須像馬克思主義那樣不容分說。 “這是毋庸置疑的：我們認識到，若馬克思主義取得勝利，我們便被毀滅，不會有別的結果；但是，若我們取勝，我們便毫不留情地將馬克思主義連根毀滅。若不將其最後一份報紙摧毀，不將其最後一個組織瓦解，不將其最後一個訓練中心關閉，不將最後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改造過來或剷除掉，我們絕不罷休！對於我們，中間道路是絕不存在的！”
這是異常出色的演講。它表明，在奪取國家政權的激烈的合法鬥爭中，希特勒終於在尋找具有最廣泛基礎的支持。他也沒有忘記，儘管召開了班貝格會議，但他並未完全控制住自己的黨。他開始將自己的魅力轉向反對派的兩位首腦——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和戈培爾。 ３月初，斯特拉塞爾投降了（雖有嚴重的保留），他致函他的追隨者，將其綱領全部收回。
４月，希特勒專程前往慕尼黑，為的是爭取戈培爾。在作了兩天元首的貴客後，戈培爾興奮得晚上睡不著覺。第３天，希特勒領他參觀了黨的總部，然後單獨與他談了３個小時（“妙極了”），重新論述了班貝格會議的各個論點。戈培爾聽得津津有味，一步一步轉向希特勒的信仰一邊，最後一舉投降。
我們提出問題。他作了絕妙地回答。我熱愛他。社會問題、相當新的前景，他全考慮出來了……在所有問題上他都使我安下心來。無論在哪一點上，哪一方面，他都是一條漢子。他如此熾烈，堪為我的領袖。我向比我偉大的人物，向政治天才屈服！
他興高采烈地離開了慕尼黑（“再見吧，慕尼黑！我非常愛你！”），不但原諒了他過去的罪過，而且誓作魯爾區的地方長官。
在使斯特拉塞爾和戈培爾歸順後，希特勒再次北上尋求經援和鞏固其在北方左派黨員中的地位。 “五一”節那天，他在施威靈在漢堡東面約６０英里的市政廳內向一群秘密前來聽講的熱情的聽眾發表了演講。到下午２時，大廳內已擠滿了來自阿爾托綱、漢堡、不耒梅、呂貝克和呂納堡等地的國社黨人。 《漢堡新聞報》報導說，在希特勒抵達時，那裡響起了”足令牆壁倒塌的”樂聲。
希特勒在此之前已學會了使用體姿。據米勒恩·施安豪森說，這是歐洲最負盛名的預言家兼星宿學家埃利克·丁·哈努森傳授的結果。據說，兩人曾在柏林一社會名流家中會過面。哈努森開口便說：“如果您真的想步入政界，希特勒先生，那您為何不學會講演？”哈努森是身軀語言大師；他向希特勒解釋說，希特勒並未利用動作加強他的語勢。據米勒恩·施安豪森說，在此後幾年，他們常作簡短的會見，哈努森不但將演講技巧傳授與他，還教他如何選擇同仁。然而，直到１９３２年底，他才首次為希特勒占卜——他自己也一命嗚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