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通貨膨脹為偽裝面目出現的命運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利於希特勒及其向柏林進軍。到１０月初，戰前的一馬克已值現時的６０１４３００馬克。一個雞蛋的價格約值１９１３年的３０００萬個。許多城市和工商企業都自行印製“緊急貨幣”以應付支出。帝國銀行無法拒絕接受這種緊急貨幣，或以與他們的貨幣等值處之。政府印刷自己的貨幣成了大笑話：去年１２月印的平面額為１０００馬克的紙幣，現在給打上了紅印：１０億馬克（ＥｉｎＭｉｌｌｉａｒｄｅ）；巴伐利亞州銀行幾個星期前發行的平面額５億馬克的鈔票，現被蓋上了２００億馬克。這２００億馬克，假定當時能兌換８００美元，但是，待這張帶天文學數字的、不怎麼漂亮的鈔票的持有者來到兌換處時，它只值一個零頭了——假定有人願將硬通貨兌換給他的話。人們瘋狂了。他們不敢持有鈔票一小時。要是錯過一輛去銀行的電車，一個人的月薪便可能減至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更少。在巴登，一個年輕跑堂對美國記者埃納斯特·海明威說，他省下了足夠購買一座旅館的錢。現在呢，卻連四瓶香檳酒都買不了。 “德國將貨幣貶值，為的是要欺騙盟國”，跑堂說，“不過，我能從中得到什麼呢？”
通貨膨脹的重擔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不能用鈔票支付的人們身上——工人和老年人。工人們已處於飢餓的邊緣，而老人們則在一夜之間成了窮光蛋。靠養老金過活的人們，以及靠債券或人壽保險之利息維持生計的人們，已成了赤貧。用黃金保值的馬克購買的股票現在卻用鈔票支付，而鈔票一過手便又馬上貶值。在美國，只有在國內戰爭後曾遭過類似厄運的南方人的家庭，才明白這是什麼滋味。
唯一感到高興的，大概只有債務纏身的人們，因為他們可用毫無價值的廢紙去償還債務。但是，最大的受益者還是交易所的大亨、投機倒把者、以及能把握時機的外國人——他們用低得可笑的價格購買珠寶首飾和產業。只要花上幾百美元，大型產業和大廈便成了這些貪婪的傢伙的財產。傳家寶換來的也只夠一家人維持數星期的生活。有些事情是無法令人相信的：有個婦女，將一籃子鈔票遺忘在街上。片刻後她回來時發現，鈔票被倒入污水溝，籃子卻被人偷走了；一個每星期工資達２０億馬克的工人，只能買馬鈴薯給家人度日。基本食物的供應中斷後，向來守法的德國人到田裡掠搶馬鈴薯的事件比比皆是。 （*這時期最尖銳的電影並不是由德國人拍攝的，而是由Ｄ·Ｗ·格里菲斯攝製。這部電影其名叫《生活難道不美好？》由尼爾·漢密爾頓和卡洛爾·德姆斯特扮演未來就靠一小塊土豆地的德國夫婦。高潮是這樣的：這對夫婦偷偷地於深夜將土豆收起，將自己像馬似的套在車上，驅車穿過森林時，路遇一群土匪，土豆被洗劫一空。當時最好的德國電影是《沒有歡樂的街道》，由首先擔任主要角色的格麗泰·嘉寶扮演維也納一資產階級家庭的女兒。由於股票市場操縱者興風作浪，這家人被搞得窮困不堪，只好忍飢挨餓。電影中有人們在肉舖前整夜排隊買肉的真實鏡頭。影片是以瘋狂的人們進攻靠苦難發財的屠夫結束的。）
自１月以來，希特勒吸收了約３．５萬名新黨員。到１０月中旬，希特勒更加相信，人民已作好了進行另一次革命的準備。 “當我的狂想和對整個德國人民的熱愛要我這樣做的時候”，希特勒對紐倫堡的聽眾說，“我只能採取行動。”講演時，他從未這樣動過感情。 ”你真無法想像，這人開始演講時，聽眾有多安靜。”那年１０月，一個熾熱的追隨者在她的家書中寫道。全體聽眾好像不能呼吸似的。 “有時候，我幾乎覺得，為了取得男女老幼的無條件的信任，希特勒使用了符咒。”另一個入迷的聽眾離希特勒之近，幾乎使他看清了他如何唾沫橫飛。 “對我們說來，此人是個旋風式的苦行僧。但他知道如何燃起人們胸中的火焰。他不是用辯論的方法，因為這種方法在煽起仇恨的演講中是不靈的，而是用狂熱地高聲喊叫的方法，但主要的還是震耳欲聾的重複和在一定程度上富有感染力的節奏。這他學會了。這種方法能強有力地鼓動人心，且具有原始的和野蠻的效果。”
在巴伐利亞，這種煽動性演講所帶來的壓力，使馮·卡爾無法執行其公務，儘管他有獨裁的權力。雖然上司要他遏制希特勒的暴力，但巴伐利亞的許多領導人都向他施加壓力，要他溫和地對待希特勒。巴伐利亞的和平原是民族主義的和保守的，對希特勒之粗暴行徑和激憤言論，雖然許多人表示遺憾，但他們也與他一樣，夢想德國強大和恢復青春。 “一些原是受人尊敬的感情，卻誤將人們引上納粹的岐途”，巴伐利亞民主黨一個自由派黨員說，“這些人原也想真誠地為國為民服務。”出於這個原因，巴伐利亞警方人士雖然滿腔怒火，卻未怎麼干預希特勒的暴力。巴伐利亞的陸軍司令奧托·馮·洛索夫將軍，在柏林來令要製裁希特勒並封閉其報紙時，抗拒了這一要求。由於洛索夫繼續違令，遂被解職，但這一行動激怒了巴伐利亞政府，他反而被政府任命就任巴伐利亞州國防軍司令。
次日，全巴伐利亞駐軍集體違令，幾乎等於叛亂。他們向巴伐利亞政府宣誓與魏瑪共和國脫離關係，“待巴伐利亞與帝國的關係重新得到調整時，本人才恢復服從上級軍官的原則”。這是合法的、正式的沒有暴力的反叛——儘管如此，它仍是不折不扣的反叛。 “不會發生國內戰爭的”，巴伐利亞一內閣成員私下對羅伯特·墨菲說，“只不過是國家這條航船太偏向左邊罷了。糾正這種情形，過去是，現在仍是巴伐利亞的責任。”
馮·卡爾委員本人也發表文章攻擊聯邦政府。在《慕尼黑日報》上，他為巴伐利亞之違令開脫，並號召推翻古斯塔夫·斯特萊斯曼總理的新政府。斯特萊斯曼靠自己的力量成功，篤信自由和政治權利。斯特萊斯曼自身也是民族主義者。他攻擊說，在普魯士，有３．２萬名馬克思主義者佔據了各種官職，“因此，國內的政治純粹是馬克思主義的，就是說，他們是與事物發展的自然規律背道而馳的。他們的目標是強迫、鼓動、煽動和街頭打架。外交政策正變成國際化，而那些控制外交大權的人們卻處心積慮，不讓德國再次強盛。”這些思想和言論，與希特勒的，可說如出一轍。
數天后，馮·洛索夫將軍——儘管被魏瑪共和國解職，此時仍指揮其部隊——據報導，作了一次講演，宣稱只有三種可能性：一切如常，“依舊老牛拉破車”；巴伐利亞與帝國脫離；向柏林進軍，宣布對全國實行專政。希特勒全力支持最後一個建議。把巴代利亞從聯邦政府中游離出來，這是不合希特勒的口味的，因為一旦獨立，巴伐利亞又可能建立以皇太子盧伯萊希特為國王的君主政體。 （*為了說明希特勒內層之不和諧，羅姆上尉曾兩度試圖與盧伯萊希特皇太子合作。第一次，他跪在盧伯萊希特跟前，合掌哀求他與希特勒合作；他被“不怎麼友好地”斥退。第二次，羅姆建議，由希特勒、魯登道夫和皇太子共同統治巴伐利亞，以此州為基地，由各愛國組織共同起義，武裝入侵北德，將之併吞。“我對他說，這是胡說八道”，盧伯萊希特的政治顧問回憶道。”）然而，如果馬伐利亞不宣布獨立，他是否能迫使馮·卡爾委員和馮·洛索夫將軍加入他的陣線向柏林進軍？羅森堡和施勃納·里希特對此作了回答。他們的計劃是，在１１月４日慶祝“德國紀念日”那天，綁架盧伯萊希特皇太子和卡爾。用數百名衝鋒隊員去封鎖弗爾德赫崙大廳附近的通道，因為所有要員都集合在大廳裡。之後，希特勒便要客氣地對他的階下囚說，為了阻止赤色分子奪權，阻止巴代利亞脫離帝國，他已將政權奪取。按羅森堡的說法，這次起義將“費時很短，且不痛苦”，因此卡爾與盧伯萊希特只好被迫合作。
漢夫施坦格爾認為，這是“妄想”。他爭辯說，對皇太子的任何攻擊，肯定會迫使陸軍出來報復。在強調這一行動如何不通、如何缺乏頭腦的同時，漢夫施坦格爾轉而對羅森堡進行人身攻擊。他說，如果希特勒老對這些波羅的海之出謀劃策者耳軟，黨就將滅亡。希特勒同意將綁架一計否決，但又不立即對羅森堡一事作出承諾。 （*希特勒對其同盟者說話常常不一。就像他對漢夫施坦格爾說的那樣，他可能是隨口將綁架計劃放棄的。然而，羅森堡卻依舊相信，起義在繼續進行。直到“德國紀念日”那天，羅森堡發現那條通道上有大批軍警，他才通知希特勒說，政變只好放棄。赫崙納·漢夫施坦格爾一直注意到，希特勒有個習慣，就是將他的顧問們蒙在鼓中，且常使他們不知。“他從不同時將某個計劃、某次出訪或交了什麼新人告訴一或兩個以上的追隨者。這常常產生不快，因為不同的黨員突然發現，他們並不全都知情。這是他個人要全盤控制計劃的策略。”）“我們得首先考慮向柏林進軍”，漢夫施坦格爾記得希特勒曾說過，“待我們處理了當務之急後我再給羅森堡換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