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３年初，英法兩國在“賠款委員會”內發生爭吵，英國代表團退出了該委員會。這便給了法國用武力解決賠款問題以可乘之機。 １月１１日，法軍與比利時軍以德國未履行義務為藉口開進了魯爾區。這一行動不但激起了全德的民族主義精神，而且也加速了馬克的貶值。不到兩星期，馬克對美元的比價便從６７５０∶１跌至５００００∶１（１９１８年“停戰協定日”之比值為７．４５∶１）。為一次柏林之行，魏瑪政府支付給“保證委員會”的火車票款就“需用數個大字紙簍裝滿面額為２０馬克的紙幣，由７個辦公室人員抬著，從辦公室一直抬到火車站”。現在呢，它需要４９人才能抬動。
魯爾區被侵占，通貨膨脹，以及失業的增加，不單拓寬了民族主義的基礎，而且也為希特勒帶來了更多的追隨者。希特勒不屑於與包括“社會主義多數派”在內的其他黨派合作，獨自組織抗議集會，還宣布要在１月２７日，即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第一個生日，舉行７個公眾集會。
雖然巴伐利亞的警局局長早已通知他這些集會將會遭禁，但希特勒全然不懼。他高喊說，如果警方想開槍，那就請便，反正他就坐在第一排。他果然未食其言。到了那一天，他坐上車子，匆匆從這一會場趕赴另一會場。 “無論是在戰時還是在革命時期，我都未經歷過如此激憤之群情”。曾在羅文布勞酒店參加集會的歷史學家卡爾·亞歷山大·馮，米勒回憶道：當希特勒大步走進過道時，全場起立，高喊“萬歲！”“他走過時，我離他很近。我看得出，此時的他，與我在私宅內見到的，完全不同。他蒼白的臉上顯出了內心的狂熱。他的雙眼橫掃左右，似乎在尋找要征服的敵人。是不是群眾給了他這一奇怪的力量呢？這力量是否從他身上流進群眾？我連忙寫道：'帶有殘酷意志的狂熱而歇斯底里的浪漫主義'。”
次日，他們再次置警方之禁令於不顧。 ６０００名衝鋒隊員，打著旗幟，來到馬斯弗爾德。他們站在雪中，全身凍得發抖。有些人頭戴清一色的滑雪帽，身穿棕色茄克，打著綁腿，其他人則穿商人服。他們打的旗幟各式各樣，卍字也有大有小。這群人衣著雖然五花八門，但立正口令一下，他們一個個筆直地站著，好像他們是德皇的精銳師團似的。警察雖然作好了搗亂的準備，卻沒有出現混亂情形。事實上，這兩天的集會並不令人怵目。沒有暴力事件，也未出現公開的騷亂，但其反響卻是重大的。希特勒對警方的蔑視，使許多持中立的領袖倒向他的一邊，並驅使慕尼黑大學的學生們沿著更加激進的道路走下去。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巴伐利亞政府的威信。在與當局的首次嚴重對壘中，得勝的是希特勒。
“他是個非凡人物”，幾天后參加了希特勒的集會的美國記者盧德威爾·丹尼報導說，“他的演講簡短而強烈。他不停地攥緊拳頭，攥了又放，放了又攥。在與我單獨在一起的簡短的時間裡，他似乎很不正常；奇異的雙眼，神經質的雙手，奇怪地擺動著的頭。”他的私生活當然是不正常的。他依舊住在荻埃爾大街那幢昏暗的樓房裡，房子雖然大了些，也不像先前那間那樣冷，但家具卻與先前一樣少。這間房子最寬不過１０英尺。高出床頭，還有室內唯一的又小又窄的窗戶。地板上舖的是價錢便宜的舊油氈。在床對面的牆上有簡易的書架。牆上掛滿了畫幅和插圖。書櫃的上方堆滿了各種各樣的書籍，有描寫世界大戰的，有德國歷史，有一本帶插圖的百科全書，一本克勞塞維茨寫的，一本弗里德里克大帝的傳略，一本豪斯頓·司徒·張伯倫所著的《瓦格納傳》，一本斯文·赫丁的《回憶錄》，若干本神話英雄故事，一本約克·馮·華爾登堡的《世界史》，一本名叫《地貌圖》之類的書。據漢夫施坦格爾說，書櫃下方放的全是小說，其中有埃杜阿德·伏希斯（系一猶太人）所著的半色情書籍，還有一本《色情藝術史》。
希特勒的房東賴徹特太太發現，他的房客陰沉得異乎尋常。 “有時候，他一連幾星期臉色陰森，不跟我們說一句話。他連看也不看我們一眼，好像我們壓根兒就不存在似的。”他雖然按時或提前交付房租，卻“是不折不扣的波希米亞式的人物”。因為他很好，她諒解了他，還讓他使用過道——那裡有一架大鋼琴。他的生活異常簡樸，常與一條名叫“烏爾夫”（狼）的巨犬形影不離。自戰時與“小狐狸”建立那種親密關係以來，他就需要在狗身上找到的那種忠誠，而他對它們的了解也是獨一無二的。 “有些狗很愚蠢，有些則聰明得令人痛苦。”住在這樣陰暗的小屋裡，他肯定會想到他母親及其慘死——大概就在那年，他寫了一首題為《想想吧！ 》的詩。若剝去企業餘品味，這首詩還是蠻有內容的：
當你母親已老邁年高，
而你也年歲不小；
當昔日之輕而易舉，
今朝成了重挑；
當她忠誠而親切的雙眼，
已不再與昔日一般看待人生；
當她的雙腳已軟弱無力，
不能再帶動她那身軀——
伸出你的雙手將她扶住，
興高采烈地將她陪伴，
那悲痛的時刻終會來臨；
當你伴著她走完她的最後旅程，
回答她吧，假如她向你發問；
再回答她吧，假如她再次問你！
再次回答她吧，
假如她再次問你；
切不可大發雷霆，
而是輕聲輕氣！
她若聽不明白，
高興地給她解釋；
悲痛的時刻終將來臨，
當她再不能啟口！
希特勒自己承認，年輕時他是個遁世者，不需要與人交往，但在戰後，他“再不能忍受孤獨”。雖然他的小屋是孤獨的避難所和牢房，但他在慕尼黑的自助餐館裡，沙龍里，咖啡館里和平酒館裡過著另一種生活。他是威查德餐館（與人民戲院相鄰），卡爾頓茶館（在布里安納大街，是上層人物的會面場所）和赫克餐館（位於加勒利大街）的常客。他常在赫克餐館留座，在平靜的角落裡一坐就是幾小時。他就是這樣觀察他周圍的生活的。
每逢星期一，他總是在紐邁埃爾餐館與他的心腹會面——該餐館是個老式的咖啡館，位於彼得廣場拐角處，與維克圖阿利安市場相鄰。這是個長形的屋子，牆上鑲有木板，凳子是固定的。在這裡，在留給常客的座位上，他常將自己的最新想法告訴他的追隨者（許多是中年夫婦），聽聽他們的反應。也是在這裡，他們一邊吃著經濟的晚餐（有些是他們帶來的），一邊閒聊和說笑。
其他的夜晚，他總是在弗朗茲·約瑟夫大街底特里希·埃卡特的家中度過。 “他家的氣氛多和睦呀！他是怎樣照顧他的小安娜的呀！”安娜，其實叫安納爾，是他的管家。自與妻子分居以來，他一直與她同居。在這些日子裡，最常與希特勒在一起的也許是他的新助手漢夫施坦格爾。他常將希特勒介紹給諸如威廉·巴雅德·哈勒（威爾遜總統在普林斯頓大學時的同班同學，赫斯特報業歐洲之主要記者）和威廉·馮克（他的沙龍吸引了許多民族主義富商）那樣的重要人物。他常與漢夫施坦格爾一起，參加埃爾莎·布魯克曼太太的晚會。
她出身於匈牙利的一家豪門，嫁給一出版商為妻，對希特勒這位政界的新秀印像極深。她的生活水平使希特勒頭暈目眩。
在往訪貝希斯坦的居室（在慕尼黑一家旅館內）後，他對漢夫施坦格爾說，他穿的那身藍衣裳使他很不好意思。貝希斯坦先生穿的是晚宴服，僕人們皆穿制服，晚宴前喝的全是香檳酒。 “你還沒看見他的浴室呢，連水溫都可調節。”
漢夫施坦格爾成了荻埃爾大街那間小房子的常客。一天，希特勒叫他到過道上去（那裡有一架鋼琴）彈點兒什麼，好“讓他安靜安靜”。漢夫施坦格爾發現這架老掉牙的大鋼琴盡走調，但還是彈了巴赫的一首遁走曲。希特勒不住地點頭，其實是心不在焉。之後，漢夫施坦格爾彈奏了《詩樂會會員》的前奏曲，他一邊彈奏，一邊希望這架老鋼琴別在他的重擊下散架子。他彈奏時，“滿帶李斯特的架勢，還帶著浪漫的姿態”。希特勒聽得興奮起來，在狹窄的過道上走來走去，還在那裡比比划划，好像在指揮管弦樂隊。 “這首曲子彈起了他的精神，待我將終曲彈完時，他已興高采烈，一切愁悶全都無影無踪了。”
漢夫施坦格爾發現，希特勒能將《詩樂會會員》“倒背如流，還能用奇特的振動音吹口哨，將每個音符吹出來，且音調和諧”。在這小小的過道上，幾乎天天都在開音樂會。希特勒不喜歡巴赫和莫扎特的作品，比較喜歡舒曼、肖邦的作品，還有理查·施特勞斯的某些作品。他最喜歡的是貝多芬和瓦格納的作品。他“能真正理解和欣賞”瓦格納的作品。對漢夫施坦格爾演奏的《崔斯坦》和《羅安格林》的各種多姿多彩的版本，希特勒真是百聽不厭。
由於受漢夫施坦格爾作風的感染，希特勒把他當作值得炫耀者介紹給他社交圈裡的所有人。 “他將其他人關在水洩不通的房內，不告訴他們他去何處或與誰談過話，”在他未發表的回憶錄中漢夫施坦格爾回憶道，“而把我拉出去，走家串戶，把我當作他的樂師，讓我演奏鋼琴。”一次，在攝影家漢利希·霍夫曼家中，他演奏了哈佛大學足球進行曲。他解釋說，拉拉隊的頭頭們和奏進行曲的樂隊能使群眾激動，甚至令他們歇斯底里地呼喊。希特勒的興趣很快便起來了。於是，漢夫施坦格爾便用鋼琴示範，說明德國的進行曲可以根據美國音樂快活的節拍進行改編。 “不錯”，希特勒一邊喊，一邊上下比劃，活像是個鼓樂隊指揮。 “眼下我們就需要這點。好極了！”
漢夫施坦格爾用這種體裁給衝鋒隊的樂隊寫了幾首進行曲，但他最重大的貢獻還在於將哈佛之《打，打，打》改成《萬歲，萬歲！ 》
沉夫施坦格爾住在施霍賓，與１９１４年希特勒求學的那所大型學校遙遙相望。希特勒是他的常客。或許，最吸引他的是漢夫施坦格爾的老婆赫崙納。她是德國血統的美國人，高個子，頭髮、皮膚、眼睛均為褐色，非常引人注目。他來時，穿的是最好的衣服，就是那套藍嗶嘰。 “他很莊重大方，甚至有點謙虛”，漢夫施坦格爾回憶道。 “說話時很拘泥於下層。對受過較高的教育、爵位較高的人士，或學術上取得成就的人士的談話形式，則是當時仍盛行於德國的形式。”很明顯，從一開始，赫崙納的熱情、魅力和美貌就吸引了他。他對她很尊敬，幾乎崇拜她。在１０年後她寫的、未發表過的回憶錄中，她描述了１９２３年年初在慕尼黑街道與他相遇時的情形：“那時，他是個消瘦、羞怯的年輕人。他的碧眼帶著恍惚的神情。他穿著破舊——一件價格便宜的白襯衣，一條黑領帶，一身舊藍外套，一件不合身的深棕色皮衣，外加一件幾乎無法再穿的灰棕色軍大衣，一雙廉價的黑鞋，一頂淺灰色的舊軟帽。他的外表甚是可憐。”
她邀請了衣冠不整的希特勒到她家吃晚飯。 “打那天以後，他便是我家的常客，享受著我家的舒適氣氛，跟我的兒子玩耍，談論讓日耳曼帝國復興的計劃和希望。許多人也邀請他，但他好像最喜歡我們家，因為與我們在一起時，我們不會像別人那樣，用一些離奇古怪的問題去打擾他，也不會向別人介紹說他是'未來的救星'。如果他喜歡，他就可安靜地坐在角落裡讀書看報或做筆記。我們未把他當成'名人'。”
她只把希特勒看成是個熱心腸人，他對她兩歲的兒子埃貢的感情令她感動。 “很明顯，他喜歡孩子，要不，他就是個出色的演員。”一天，孩子朝門邊跑去迎接希特勒，卻一頭撞在椅子上，哭了。 “希特勒做作地捶打椅子，罵椅子'傷了小寶貝埃貢'。這使孩子又高興又驚奇。打那天以後，每當他前來，他都要重複這一動作。埃貢就催促他：'阿道夫叔叔，請打這張頑皮的椅子的屁股'。”
到春天，希特勒與漢夫施坦格爾一家相處已輕鬆自如多了。為使他們高興，他常模仿其他追隨者（例如摯愛他的戈林一家）的動作，或在地板上與埃貢玩耍。他會一邊喝加了巧克力的咖啡，一邊閒聊，一聊就是幾個小時。有時候，他也喝“約翰尼斯伯格酒”，還要加上“滿滿一匙的糖”。他們常一起公開外出，某晚還一起觀看了電影《弗里德里卡斯·烈克斯》的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喜歡的一場戲是，年邁的君主發出威脅，要砍繼位王子的頭。 ”多有風度呀，為了加強紀律，老國王竟要砍親生兒子的腦袋”，在回家路上他評論道。
“德國的法律就應該這樣執行。不是釋放就是砍頭。”
從多愁善感到殘酷無情的閃電般的轉變，使漢夫施坦格爾夫婦惴惴不安，對他的私生活也就議論得很多。比方說，他與女人的真正的關係是什麼？一天，他告訴他們說，“對我說來，群眾，人民，就是一個女人”，他也把他的聽眾比作女人。誰若是不懂得群眾之內在女性，他就不能有效地演講。你問問自己，女人希望男人身上有什麼？乾脆利落，決心，權力，行動……假如能妥善地與她交談，她就會驕傲地為你作出犧牲，因為，哪一個女人也不會認為，她畢生的犧牲已經足夠。又有一次，他宣稱他永不結婚。 “我的父國是我唯一的新娘。”他所指的是眾人認為的“父國”（指德國——譯者）。漢夫施坦格爾開玩笑地問他：為什麼他不找個情婦？ “政治是個女人”，希特勒回答說，“你要是不高高興興地愛她，她就會把你的頭都咬掉。”
希特勒的某些夥伴有把握地認為，他的一個司機的妹妹詹妮·霍希是他的情婦。她對他很忠誠，據說她腋下的小包裡藏有一支小手槍——她自願當他的保鏢。赫崙納·漢夫施坦格爾不相信此說。 “去！”她說，“告訴你吧，他是個中性人物！”
希特勒這一時期好友之一又不同意此說。 “我們一起追求姑娘們，我與他形影不離”，希特勒的另一名司機埃米爾·莫里斯回憶說。他倆常到藝術學院或畫室去觀看裸體模特兒。有時，希特勒自稱是“烏爾夫先生”，與莫里斯一起於晚間在街頭巷尾遊逛，尋找姑娘們。由於莫里斯對姑娘們有吸引力，他便充當中間人。據莫里斯說，希特勒常在自己房內款待”通過代理得來的征服物”。 “即使身無分文，他還常常送花。我們也常去欣賞芭蕾舞演員。”
為國社黨工作實際上已成了漢夫施坦格爾的全天職業。
從勸說希特勒將小鬍子弄大一點、時髦一點（“現在不時髦，將來會時髦的，因為我留了它！”），到鄙視他的顧問羅森堡（為的是他的“欺騙哲學”之故），他都大膽地提出諮詢意見。雖然拒絕接受他的意見，希特勒仍向漢夫施坦格爾借款１０００美元，還不給利息——漢夫施坦格爾剛從他家在紐約開設的藝術品商店得到一份分紅。這筆款子，在換成已貶值的馬克後，是一筆巨款。希特勒用此款購買了兩架美製輪轉印刷機，把《人民觀察家報》從周報變為日報。
漢夫施坦格爾的慷慨大方，沒想到，卻使他所憎恨的人走了紅運。希特勒讓羅森堡替下了埃卡特，當了《觀察家報》的編輯，原因是埃卡特常常幾星期不上辦公室。這個職務不但使羅森堡成了東方問題的黨內專家，還加強了他在諸如施勃納·里希特那樣的俄國逃亡者中的影響。里希特其人是一個神秘人物，與德國企業界和高層社會有著聯繫，除作為魯登道夫的中間人外，已逐漸成為希特勒的主要顧問之一。
所有俄國逃亡者都狂熱地致力於消滅布爾什維克主義，大部分人腦中也塞滿了沙皇對粉碎猶太陰謀的方法——使用恐怖手段和暴力。在這些狂熱者看來，用社會和經濟手段反猶，已屬無效。只有大規模的屠殺才能奏效。